三. 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由之道
（一）. 时到机来
（二）. 当代发达国家大本大源小考
（三）. 真儒精义及其可用性
（四）. 中华“心态文化”建设优选方案
（五）. “权力制衡”突破口
结束语
参考资料
（一）. 时到机来
毛泽东去世，文革写下句点，在党心民心强烈求变思治之际，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第二代领导人，顺应大势，改弦更张，实行改革开放新政。新政的根本特点集中到一句话，就是大幅度“向私让步”。据此破除了毛泽东时代的一系列紧箍咒，公开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从农村家庭承包制开始，模糊化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鸿沟，解开计划经济的自缚绳结，放松生产资料私有制禁区，制订一系列鼓励、照顾和优惠政策，极大地调动了本国人民和外国投资人的私心积极性。
“向私让步”，本是中国历朝每逢大乱大难之后，日子过不去时的应急招数，总是屡试不爽，“一抓就灵”，但从来没有像这次一下子将中国带进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 取得如此显耀成绩的原因，除了主观上的转变，还有世界政治形势和全球经济格局提供的非常机遇。邓小平认为“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他说，“我们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东西方冷战对峙趋于结束，市场经济公平竞争互惠合作体制成熟化，资金来源富裕渠道流畅，新科技革命带来了加速进入后工业化和信息化社会的可能性……形成了一个空前有利于中国崛起的现代国际大环境。反之，如果处在社会达尔文主义横行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时代，就根本不能想象中国会有这样如鱼得水的好运气。
主观积极因素和客观有利条件珠联璧合，催生了当代中国的经济奇迹，但是这里仍然缺少了构成和谐社会两大基本要素――“两心调谐”型“心态文化”以及“权力制衡”机制。
中国历史上频繁的治乱循环中，不乏求变图治的有利时机，但一次次都因缺少一种韦伯所说的转辙器功能，亦即本文反复论证的“两心调谐”型“心态文化”推手调控作用，错过了走上和谐、发达登云路的机会，重复转圈不止。唯有西周“成康之治”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这两个不同凡响的历史阶段，“激发时机”导致和谐、发达的上升趋势，可惜没有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为守护神，一旦“心态文化”推手变质转向，这种趋势就顿失凭藉，难以为继了。
今日中国正处于空前有利的“激发时机”，已经创造了经济腾飞奇迹，究应如何好自为之，告别那血泪斑斑回头路，从此跳出历史循环怪圈，乘胜进入和谐发达、前途无量的优化佳境呢？
中国本来没有自己的传统宗教。作为“政教合一”的准宗教型“儒教”信仰体系，实际上是一种借孔子令名以行之的伪学，一种抹煞人民自我意识的超级愚民工具。随着君主政权退出历史舞台而失去了法定思想统治地位。从五四“打倒孔家店”，到文革批孔运动，蒙冤千古的孔子及其真版儒家学说，被不分青红皂白地轮番践踏，反复否定；本应遭到清算的伪儒，却在特定的政治背景中幸存了下来。
1949年以后，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大陆执政党和全体人民的指导思想，但实际上异化成了一种伪儒型的假马克思主义。根深蒂固的伪儒传统，不仅没有因批孔而摧陷廓清，反在革命化名义下卷土重来，变本加厉，至文革而登峰造极。随着文革被定性为一场浩劫，改革开放新政冲破了旧教条，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政权相继变天，神圣高洁的信条统统顿失凭藉，除了伪儒酿就的“国民劣根性”如胶如漆、挥之不去，十几亿中国人人集体失去了思想信仰，而且没有新的信仰替代，形成了人类文明史上几乎从来没有过的极其危险的“信仰真空”状态。
因此，中国社会突然释放出来的私心原动力，缺乏必要的良性调谐因素，处于一种与中国特色伪公共舞的畸形矫情态势，具有假公济私、急功近利、不择手段、虚而不实、极度贪婪等种种自私恶性特征，社会性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也难；加之“权力制衡”机制缺位，绝对权力必然造成绝对腐化，制度性腐败日益严重，“以权谋利”、非法敛财之风空前飚涨，社会不公、道德沦丧之势不可抑制，假冒伪劣现象铺天盖地而起，但见贫富悬殊、官商勾结、骗局充斥、治安恶化、金融混乱、环境破坏、资源枯竭、黑社会势力泛滥……给持续发展、和平崛起的锦绣前程蒙上了浓重阴影，形形色色社会危机已经狰狞毕现。
最可怕的是假共产党员大量涌现，他们不是在党籍文件上造假，而是披着为人民服务和献身共产主义理想的高洁伪装，执掌生杀予夺和支配国家财富的大权，干着“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窃国害民，包括圈地卖官牟取暴利，拖欠民工血汗工资，侵吞银行贷款和国有资产，数以千计高官挟亿万巨款外逃这样丧尽天良的勾当。年年反贪，年年打假，却越打越猖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腐败顽症已经渗透了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所有方面，其规模和表现早已突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水准，直逼吉尼斯世界纪录之最。
今天中国表示社会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早已超过国际警戒标准0.4，甚至有学者认为已接近不可接受的0.60。70年代以前中国的基尼系数未超过0.2。在百层高楼、豪华别墅、奢侈盛筵、耗资钜万的政绩工程大墙后面，暴戾之气四处弥漫，社会公正原则岌岌可危。
缺乏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素，不仅难于维持社会安定，更且社会性灵性创造能力不可能循正道顺畅发挥。因此即便侥幸免于火山爆发般的大规模动乱，也无法获得科学技术发明创造（包括自我发展和消化推广先进科技）的终极优势，只能长期仰仗低成本的引进手段即所谓“拿来主义”亦步亦趋，在赶超口号中不断“填补空白”。
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显示，依靠投入大量资金和廉价劳力驱动增长本身是一个有限的过程，经济持续发展进步的主要的可靠的支持因素是科技创新和改进管理，从而不断提高生产效率水平。
劳动生产率（Productivity，指每个生产者的单位时间产值），是反映效率，衡量生产力先进水平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劳动生产率有了较快增长，但因缺乏自身强大创造力为支持，就产业整体看，其增长速度与GDP奇迹很不相称。据联合国贸发组织统计显示，2002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还只有美国的2.7％。
一般认为，中国拥有巨大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可以弥补效率低下的不足，形成自己独特的优势。这个优势是可以用单位劳动成本计算出来的。由于效率差距过大，即便维持工资水平（指每个生产者的单位时间工资）在美国的3％以下，单位劳动成本（单位产值需要的工资＝工资水平/劳动生产率）其实比美国低不了多少。如果综合考虑资本成本、基础设施和法律制度等方面的不利因素，那么所谓廉价劳力这一竞争优势将进一步弱化。
因此，中国的廉价劳力优势，实际上只是局限在劳力密集型出口行业领域，藉此在全球工业生产链条的低级环节上为了微薄的利润而相互竞争。长此以往，只要产业竞争力不得不依赖于低工资，即使能够成为“工业大国”，也无法在产品规格、品牌和核心技术等具有高附加值领域成为具有支配地位的“工业强国”，无论整体总量发展水平如何，就社会先进水平而言，仍是人类大家庭中的二、三流角色。
中国要成为名符其实的发达大国，必须实行相关的体制改革而不是简单地使市场更加开放，或者吸引更多的投资，方能释放出一个全球有力竞争者的潜力。这种改革的前提及其成功的保证，就在于“两心调谐”型“心态文化”支持下的社会和谐化实践。换言之，没有社会和谐化，中国成为一个技术上自主创新的强国，以及现代化发达国家的目标就无法真正实现。
缺乏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素，也不可能实现人和自然环境的调谐；既缺乏主观意愿、也没有科技能力和制衡力量维持“可持续发展”。目前中国每年产出的GDP
当中，据估计高达18% 是通过透支生态环境和资源取得的。中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副局长潘岳3月5日在接受德国明镜周刊的访谈中提出警告，他说：“中国的快速经济成长可能即将不保，而原因在其对环境造成了破坏。” 令人欣慰的是，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因应时势呼唤，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新思维、新蓝图。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其中指出：“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注重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
2005年是中国落实和谐社会的第一年。三月召开的全国人大、政协会议上，几乎言必称和谐社会。和谐社会已成热门话题或“关键词”。人们纷纷谈论和谐社会应当达成的目标，诸如：“以人为本”、“和谐相处”、“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共同富裕”、 “社会公平”、“伸张正义”、“安定团结” 、“国泰民安”、“政通人和”、“民康物阜”、“安居乐业”、“家和万事兴”等等，其实这些不都是人们久已心向往之、早就耳熟能详的老生常谈吗？
最近中国社科院发布《2005年社会蓝皮书》，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总体目标和七大措施，均属“协调各阶层利益”等政策性考虑。党内外各界有心人士纷纷献计献策，论文专著铺天盖地，但迄今为止，多限于针对社会严重不和谐现象提出问题和建议，包括反贪倡廉、贫富差距、国资流失、金融风险、失业问题、三农问题、教育机会、社会保障、社会治安、公共卫生、生态环境、贸易平衡、民族问题、台湾问题、周边安全，以及全球化和国际关系等等方方面面，其实这都是任何政府任何时候本来应该面对和必须处理的问题。如果中共中央不提和谐社会这四个字，难道就看不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就可以听之任之不予理会了吗？头痛先医头、脚痛要医脚，对症下药果然必要，甚至十分紧迫，但迄今为止几乎完全没有涉及“两心调谐”型“心态文化”和“权力制衡”机制这样的根本要素，无助于基础工程建设。
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口号和任务是容易的，调和一些迫在眉睫的社会矛盾也是比较容易做到的，难的是：寻根求源，找出千载悠悠，求和谐而不得的根本原因；解开世界各国构建和谐社会成败得失的奥秘；进而确认并聚焦到今天构建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要素上来。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在2月21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为和谐社会概括了的二十八字六大特征：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他又指出：“要加强对我国历史上关于社会建设理论的研究，按照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要求，努力做到古为今用。要注意研究国外社会建设理论，借鉴其积极成果。要通过深入系统的理论研究，深化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规律性认识，使我们关于新形势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更加完备，使我们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工作更加富有成效。”“要加强对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原因特别是深层次原因的分析研究。
这个“深层次原因的分析研究”，最终必要达到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立足基础之上，亦即构建和谐社会必要的“心态文化”以及“权力制衡”机制――和谐社会的ABC。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古今中外人间沧桑严酷的事实表明，缺少了“心态文化”这个源头，没有“权力制衡”这个守护神，和谐社会只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太虚幻景。为了进一步认清这些要素的决定性作用，让我们在切入本题之前，继上文关于基本原理和过往例证的讨论，就最近世界各地特别是东亚社会发展成效实况作一番考察，作为更加直接更富说服力的明鉴。
许多官方和民间中文媒体上，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似已成为唾手可得的现实。一些惯于歌功颂德的文人似乎完全无视历史的警示。不要说远了，在二次大战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中国最近经济起飞并唯一奇迹。世界上有许多后进国家都曾达到过类似的高速发展佳境，似乎很快就能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但一个个绚烂归于平淡，甚至打还原形，深陷恶性循环难以自拔。
二次大战以法西斯轴心彻底灭亡而结束，战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相应退出历史舞台，开始了半世纪之久的东西方冷战对峙，客观上相当于两种不同构建和谐社会理念的对照试验。
美国凭借其强大的军事、经济、科技实力，执行马歇尔《欧洲复兴计划》，援助日本重建，实施“第四点计划”向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提供投资和技术援助，并建立了一系列合理化的关税与贸易协定，加速了广大饱受战争创伤的地区，包括曾经罪恶累累的战败国恢复和发展经济。此后西欧各国和日本取得了飞跃般的进步；上世纪70年代在亚洲、拉丁美洲又出现了一大批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包括：新加坡、韩国、香港、台湾、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等。
现在，人们习惯于把世界各国大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大类。通常将比较富有、工业基础雄厚、国民生产总值较高的工业化国家，泛称为发达国家。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的专门机构）提出了较为严格的发达国家特征：一，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得到广泛应用，生产自动化和劳动生产率均达到先进水平。工业内部结构有一定比例要求。二，拥有现代化大农业。三，具有与现代科学技术相适应的国民经济结构。四，生产国际化达到较高的发展水平。
在他们的年度报告中，全球约二百个国家级经济体中，除去单一经济主导的产油国以及一些微型国家外，人均GDP（按购买力计）达到二万美元左右，当前被列为发达国家（包括经济体，下同）的有二十多个，绝大部分为西欧、澳洲和北美基督教文化区国家，此外仅有东亚的日本和四小龙――新加坡、台湾、香港和韩国，以及西亚的以色列。
必须指出，二战以后，除去战前原已忝列发达行列的列强和一些西欧国家以及情况比较特殊的以色列，可说发达国家构成的唯一变化仅仅是增加了亚洲四小龙而已。值得注意的是，近二十年来，发达国家组成情况保持稳定不变，天下之大，竟没有一名新成员跨进发达国家门坎，原来的发达国家则无一掉队。发达国家入门难度之大，值得一切有心人深究猛省。中国作为和平崛起、志在必得的最大发展中国家，尤其必须洞察其中原委。
对照本文关于和谐社会三大要素，不难发现，建设发达社会与和谐化存在高度一致性。若要跨越发达国家门坎，除了有利时机，包括环境因素外，“心态文化”和“权力制衡”条件缺一不可；反之，如果这些要素欠备，即便一时增长速度惊人，仍会功亏一篑，既实现不了和谐社会，也造就不成发达国家。因此我们可以把构建和谐社会和发达国家联系在一起，作为一个亦此亦彼的统一命题进行讨论。
（二）. 当代发达国家大本大源小考
在目前被认为属于发达国家的成员当中，都有相当完备的“权力制衡”保障机制，但作为大本大源的“心态文化”，背景差异甚大，按其特征可大分为两种类型。
1. 西方型――宗教载体型
西欧、澳洲和北美基督教文化区国家，拥有以新教伦理为代表的“两心调谐”型“心态文化”，以及举世最为成熟的“权力制衡”机制，其社会性灵性创造能力得以在战后相对安宁的环境中循正道顺畅发挥，造成了一个稳定的社会和谐化进程，科技经济持续发展进步不止，构成了发达国家的主体，现代进步文明的楷模。
基督教作为一种 “两心调谐”型“心态文化”载体，历经曲折，潜移默化，浴火重生，驱动西方社会发展进步，不同凡响，居功厥伟焉；但是随着后工业化和讯息化时代接踵而至，虔诚笃信神谕的黄金时代一去难再，以灵异奇迹为基石的神性信仰的历史局限性日益彰显，需要一种承前启后的理性观念体系提供重整信仰的基础。西方世界值此青黄不接之际，尽管今天宗教还是多数人的精神寄托，一场不可逆转的信仰危机早已悄然来临，社会不安、道德沦落、犯罪猖獗、创造力消退等种种攸关兴亡存续的不祥征兆狰狞毕现；如何不失和谐，平稳过渡，进阶不止，是为新千禧灵性意义上根本的决定性的天字第一号挑战。
2. 东方型――理性揉合型
日本和四小龙――新加坡、台湾、香港和韩国，都是效法西方的成功范例。它们之所以成功，除了建立现代先进政治体制，具备有效的“权力制衡”功能外，同时还形成了某种粗粗看去庞杂难解、不成系统，其实内涵“两心调谐”的揉合型“心态文化”。
这种“心态文化”当中最为活跃的因素，无疑来自西方的“个人本位”观念，以及相应的强烈发奋进取精神。此时如果没有一种弘扬爱心或公心的利他因素发挥调控作用，以实现“两心调谐”化，这种“个人本位”观念很容易在“原罪”驱策下，走上自私犯罪的不归路，陷社会于腐化堕落，自我毁灭的危机。
东亚国家的传统宗教文化，不具备像基督教新教伦理那样支持资本主义发展的推手潜质，不足以起而因应西潮东渐之际调谐两心的历史使命。它们在效法西方的变革过程中，政治制度，科学技术，经济管理……什么都能学，什么都能搬，唯独“心态文化”作为“软科学”（Soft Science）之最，由于历史背景不同，时代条件已变，不可能凭借复制移植外国宗教文化来达到同样的目的，这就是“全盘西化”最为尴尬的局限性。
幸运的是，日本和四小龙都处于所谓东方儒家文化圈。在那里，儒家学说同它的发源地中国一样，历来真伪杂陈，真孔蒙尘。这些国家也对儒家思想进行过反思，但没有遭受中国大陆发生的轮番践踏、清剿、全盘否定，较好地保留了传统文化的精华，尚有自身宝贵的 “两心调谐”型“心态文化”潜在本土资源可以利用。
东方儒家文化圈普遍深受中国朱子伪儒文化的负面影响，阻碍了社会的健康发展进步。伪儒的邪恶本质在于“崇公抑私”，直至“存天理，灭人欲”，压抑、取消民众的利己进取原动力，把活生生的灵性人类变成打着伪公旗号的专制统治者的驯服工具，以保特权统治“长治久安”、“永世其昌”。
伪儒肆虐，靠的是专制统治集团实行“政教合一”的精神禁锢政策。日本和四小龙先后改革政制，建立了“政教分离”、信仰自由的现代先进政治体制，于是反人性的伪儒失去了法定的思想领域主导地位。在西方“个人本位”观念的强烈冲击下，因应时势呼唤，为了抵制自私原罪泛滥，政府和社会各界必然寄望儒家美德。真儒虽遭曲解、尘封，总是瑕不掩瑜。于是“历久弥坚、不可毁也”的真版孔子思想有了重放异彩的机会，宛若无形推手，在建设现代发达国家的进程中，一定程度上发挥了“调谐两心”的特赋功能。下一节中将对此继续深入探讨。
（三）. 真儒精义及其可用性
真儒精义何在？对日本、四小龙和当代世界构建和谐发达社会的前景意味着什么？
儒学的核心是“仁学”。其实“仁”就是“两心调谐”；求仁，就是实践“两心调谐”。尽管千百年来，孔子思想被伪搅和成了一笔糊涂帐，我们还是不难借助经典原著关于“仁”的一系列关键词，直切要害，交待其中精义。
“仁者人也”。儒家以人为本。人民是人类社会的主体，因此儒家主张“君轻民贵”，以民为本。“与鸟兽不可言仁”也。
“仁者自爱”，“仁者爱己”。利己之心源自生物本能，是谋求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动力，儒家以“爱己”为天经地义、光明正大。
“唯人，万物之灵”。人类与鸟兽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拥有灵性创造能力，应该懂得寻求超越生物本能，体现“人之所以为人”的最高明的“爱己”之道。
这个最高明的“爱己”之道，就是弘扬利他的爱心或公心，通过利己与利他之心优化调谐，经由“仁者爱人”，达到“仁者使人爱己”的化境。是为任何个人、集体、国家，以至全人类，求取可靠、长远的最大利己效益的皆大欢喜、互惠互利、无比高明成功之道，亦即“两心调谐”化的唯一人间正道。
因此，儒家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人生处世必遵的黄金律，进而“己欲利而利人”，“”己欲立而立人、“达则兼济天下”。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人类最可宝贵的灵性创造能力得以循正道顺畅发挥，发明创造，纷至沓来，改革体制，增进福祉，永无止境，可“与天地叁”也。“两心调谐”，其至矣乎！
显然，“行仁”、“爱人”，根本不是伪儒曲解的“无私”、“无我”、“无欲”、“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而是公私两心的优化调谐，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获致最大效益之义。
“仁学”也是人与大自然优化相处的原则。“仁民而爱物”的生态伦理，是“两心调谐”原理的必然外延；“爱物”是“仁民”的需要，符合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大利益要求。重物节物，善加运用，寻求“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最高境界，使按自然规律再生循环或良性取代，人类才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作为建设发达社会的物质基础，实现“可持续发展”长远方针。
“仁学”不仅阐明了“两心调谐”原理，还包括贯彻这个原理应循的科学方法论――被称为“孔门传授心法”的“中庸之道”，以及由此导出的行为规范――“事之治也”的“礼法”。
“仁－中－礼” 三位一体，构成了“仁学”的全部内容――相当于一部指引人生“当行之路”的金声玉振大全宝典。。
“仁学” 是天赋人类存乎己心，人人得凭灵性感悟认知，并引为信仰、终身奉行，体现人之所以为人的优化选择。
孔子宣扬“仁学”，诲人不倦的目的，可归结为“肯定人欲，引上正道”八个大字。循此正道，人类可由比较合理和富裕的“小康社会，升级进入高度和谐发达的“大同”境界，这就是儒家的分阶段社会发展目的论。
儒家学说可被看作信“天”的有神论，但全然理性立论，不涉迷信奇迹，不语“怪力乱神”，不谈“死后世界”，反对“出世”，坚持“入世”，相信事在人为，把“命”视为可以抗争的客观制约条件，孔子本人甚至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超级奋斗精神垂范后世。真版儒家学说这种立足清新的“人本主义”的“模糊化信天观”，特具莫大包容性，可以跨越有神论和无神论的鸿沟，不陷 “唯物”“唯心” 争论，与古往今来一切具有真理内涵的思想体系相融无碍，以利最大限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实现社会性“两心调谐”，致力构建和谐发达幸福理想社会共襄盛举。
以“仁学”为核心，上接“模糊化信天观”，下切“社会发展目的论”，是为贡献人类世界建立理性信仰，协调致和，持续发展进步，“与天地叁”的全息型三梯次（3 Tier）三位一体论，构成了儒家学说逻辑严正的的完整思想体系。
东亚儒家文化圈内，伪儒长期充当着禁锢灵性创造能力、阻碍社会进步的愚民统治工具，但一旦社会体制变革，进入开放状态，真儒有了出头机遇，就可能由隐转显，发挥某种程度建设性作用。
博大精深的儒家学说可以说基督教济世教义的理性完整版，或者说基督教济世教义相当于儒家学说的神性版，其“两心调谐”内涵根本一致，可以兼容补充，从不同角度，以不同形式，引导芸芸众生“当行之路”。
真儒作为西方神性“两心调谐”型“心态文化”的理性完整版，不言而喻地为引进西方“个人本位” 、个人权利、个人自由、自立自主观念和竞争精神，实行民主共和政治和市场经济自由竞争体制，提供了最好不过的精神支持；并在高扬个人自由精神的后工业化、信息化现代社会，通过发扬忠恕孝道、尊老爱幼、克勤克俭、互帮互助的生活伦理，注重素质修养、家庭价值和集体利益，确立道德准则，健全法律制度，克服个人与政府行为的任意性，成为构建和谐社会和发达国家必须的东方特色“两心调谐”型“心态文化”源头。
日本和四小龙，因为西方体制在儒家传统文化的环境中安家落户，同儒家文化圈内其他没有同西方体制相结合的地区显出了区别，也同世界上其他引进西方体制但缺乏“两心调谐”型传统文化支持的地区显出了区别，成功地走上了和谐化和迅速发展的道路，成为东方世界唯有的发达国家（经济体）。
必须说明的是，日本和四小龙出现的东方型――理性揉合型的“心态文化”，只是一种不期而然的幸运组合。在那里儒家思想仍然真伪难辨，真真假假，甚至“假作真时真亦假”。伪儒和其他反调谐的意识形态，在一些相当强大的社会势力和利益集团支持下，继续顽强地发挥着它们的负面影响力。真儒理论体系至今还面目不清，支离破碎，犹待重新整理、解说、完善，与时俱进，同现代世界的发展水平接轨。所以当下真儒在那些地区能够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那里经由“两心调谐”化而焕发的社会性灵性创造能力及其成果水平，较之西方型――宗教载体型国家，还有数量级上的落差。换言之，即便同列发达国家（经济体），但有层次上的差距。
因为存在这样的差距，它们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依靠外部有利因素，通过“拿来主义”引进西方先进成果，自身的发明创造能力和业绩尚与西方不可同日而语，也比较容易发生决策差错甚至走上歧途。
以日本为例，战后经过“脱亚入美”改造，已晋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西欧、北美以外发展最为成功的发达国家；但上世纪八十年代後期开始，日本在先进科技领域显现力不从心疲态的同时，其缺乏足够科技实力支持的泡沫经济终於原形毕露，陷于持续经济衰退，至今难有起色。日本西化至今，其心态文化同西方的个人本位观念和爱心救赎精神相协和的“两心调谐”内涵仍多格格不入。日本国内企事业维持终身雇佣制度，盛行家族型效忠意识，经营管理方式不脱“崇公抑私”为特徵的“日本模式”。在国际经贸领域，日本长期奉行政府主导的非公平竞争的政商特权假性市场经济，向发展中国家输出商品只图赚钱，切忌提供实质性的技术合作，被邻国和世人视为背离公平互惠原则的嗜血性“经济动物”。近来日本力图建立政治和军事大国地位，在心理上和行为上回归“皇国史观”，显现全盘否定罪恶侵略史实的倾向，对外民族主义重新抬头，恋栈“社会达尔文主义”， “集团自私”恶性发作，出现种种逆和谐潮流而动的异常现象，正在产生事与愿违的反效果，其动向值得注意。
日本能否循正道重振蓬勃持续发展进步的势头，四小龙能否突破种种瓶颈更上一层楼，涉及很多复杂因素，但就大本大源而言，要害当在“心态文化”建设，全面提升“两心调谐”优化水平。
上世纪六十年代，一些学者提出了寻找新教伦理在非西方地区的“功能对等项”命题，将“儒家文化圈”的经济成就归功于“崇公抑私”的“美德”，特别是尊重群体而非个人权益的价值观，一时间“儒家伦理”成为交相赞扬的对象。当时的新加坡总统李光耀先生提出了有名的“亚洲价值观”说，以为儒家文化的精华（实为伪儒）胜过西方个人本位的优越性，使得长处落後状态的许多亚洲国家官民大长志气，特别是一些坚持绝对权力体制的政权，以及一些主张民族利益高於个人利益，不以个人的价值取向而以集体的价值取向来思考问题的“精英”们备受鼓舞。於是一种要靠“儒家伦理”救世的呼声时髦起来，有人急忙喊出了“二十一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这样豪迈的口号。只是人们不免质疑，既然“亚洲价值观”如此高明，如此美妙，为何潜伏千载，熬到如今方才步西方後尘一显神威？
九十年代初期，“日本模式”不行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没有给比下去，反而加速进步。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泡沫经济神话破灭。李光耀不失为君子，作了检讨，亲自公开地诚恳地带头否定了这个曾经风靡一时的“亚洲价值观”。
“亚洲价值观”，是对儒家学说真伪不分，对西方文明内涵认识肤浅，根本不知“两心调谐”原理为何物的一场误会。日本和四小龙的成就，显示了真版儒家学说与西方现代文明互补的可用性，而非伪儒阴魂不散化妖为奇。如果要用“崇公”来校治西方民主社会的自私现象，也只能是“崇公”加上“卫私”或最好“扬私”，让大公和大私互相调谐，相得益彰，方为人间正道。
至于现在还屈居发展中国家名单的许多成员，二战后乘有利时机发展经营，曾经有过新星熠熠上升般的不凡表现，连年GDP增幅高达7－10％，直逼发达国家行列；可惜上述要素未备，后继乏力，荣华难再。 这些由绚烂归于平淡落寞的国家当中，不少成员曾经仿效西方发达国家建立民主政治体制，但是“权力制衡”徒有虚名，不久为政治强人或特权势力破坏，走上专制独裁、贪渎腐化的老路，财富分配不公，社会矛盾尖锐，和谐、发达皆成泡影。其中无制衡权力导致的腐化，无疑是社会危机的主要催化剂。拉美著名作家瓦尔加斯?略萨曾经这样形容拉美社会：“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整个拉美，那个词不是自由，而是腐败，腐败已成为拉美政治舞台上最耀眼的角色。”
一些国家拥有历史悠久的神性信仰，往往在“政教合一”体制下，沦为反调谐的愚民政治工具；即便改为“政教分离”，仍然充斥因循守旧、出世轻世、寄望来世、原始迷信、深度默想、苦修解脱、或安于宿命等等消极内涵，礼仪繁琐而无所作为，苦于欠缺堪以矫治的思想体系进入角色，未能焕发足够创造力支持社会进步转型。
试观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普遍缺乏自身创造性成果为后盾，主要依靠可计算的投入驱动，即大量投入资金，开发廉价资源，动员便宜劳力，而非经由创造性发展先进生产力以大幅提高劳动生产率。即便没有发生动乱、倒退或破坏，经济增长也会很快达到饱和极限，因泡沫化或滞涨而萎缩、停顿。这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悲剧，在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等许多地区不断上演，不胜枚举。
随着现代科技文明加速发展进步，神性信仰（或准神性信仰）终要行近不可逾越的历史局限关头，迎来面目狰狞吞噬一切的信仰危机；今日世界进步人类正在呼唤、寻求一种超越传统宗教（或准宗教），立足理性良知，承前启後继往开来的更新信仰力量，藉以维“心态文化”推手不失调谐，运行自如，驱策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不止。
一九九三年八月二十八日至九月四日，在美国芝加哥召开了一次由来自几乎每一种宗教的六千五百人参加的世界宗教议会大会，探讨全球性的伦理与宗教的关系，并且发表了一份《走向全球伦理宣言》。这是历来门户森严、各奔前程的宗教界因应信仰危机，决意走出传统神学和哲学界那种脱离现实的思辨哲学的漫天浓雾，回归大本大源，追求清新简明共识基础的破天荒历史性举措。
中国有关学界和国际“全球伦理”鼓吹者们，普遍注意和强调孔子学说早已包含了上述道德金律及其衍生原则，具有重大指导意义。不用说两千五百年前，就是21世纪的今天，孔子的全息型三梯次（3 Tier）三位一体论，作为理性的“两心调谐”型“心态文化”建设参考基准体系，也许是最为完备，并经实践验证的优化选择。对于处于“信仰真空”状态的当代中国，若要结合自身优秀传统文化，重建理性“两心调谐”社会性信仰体系，舍真版儒家学说尚有何可求？
讨论至此，可以想见今日中国构建和谐、发达社会的必由之道，当是标本兼治，以本为要；除了提出各种针对社会现实矛盾的治理措施，怎么也不能忽略了根本要素三重奏。否则，正如历史实践证明，充其量只能是不成正果的一时之盛，或是制造舆论一律，自欺欺人的和谐表象罢了。对照上述三大要素，中国社会和谐化“激发时机”－－催活因素显已具备，国际上后冷战全球化大环境尤其提供了空前有利的外部条件。在执政党倡导下，朝野各界，一呼百应，心气相共，只争朝夕，一旦登程，得道多助，合乎潮流，势不可挡。关键在于如何金抓住有利时机，结合中国国情实际，落实：一，“两心调谐”型“心态文化”建设；二，建立“权力制衡”保障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