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国门
1898年中国人所办的第一所女子学校――经正女塾在上海诞生了。四年后，在苏州市区东南角，美国一教会组织创办的景海女学堂对外招生，得到哥哥的支持，18岁的杨荫榆来此求学。两年后，她转学来到上海西门外的务本女中――这是当时中国最好的女子学校之一，对学生的管理相当严格，比如请假制度，一般规定女生在校期间，除星期日及假日，不得随意外出。告假者须持家属或保人来信为凭。
当杨荫榆在务本女中追求西学时，清朝的最高决策者慈禧太后在其人生的晚年做出了一项重大改革，废除持续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考试。当科举之路不通时，天下读书人不得不进行艰难的人生转型，于是，留学日本的大潮兴起于神州大地。
科举不再，新式学校代替私塾成了潮流，但最大的困难是缺少掌握新知的教师，因此，政府急于发展师范教育。回国后，杨荫榆就开始了她的教师生涯――被聘为江苏省第二女子师范教务主任，教生物学课程。翌年，她到了北京，任国立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简称“女高师”）的学监兼讲习科主任。此时的杨荫榆因其丰富的学识、精彩的讲课，受到学生的欢迎。命运之神再一次垂青了杨荫榆。1918年，北洋政府教育部第一次选派七位教授赴欧美留学，这七人中有：朱家骅、陈大齐、周作人、邓萃英、杨荫榆等。
1918年8月14日，杨荫榆自上海十六铺码头乘南京号轮启程，同船者还有李济、余青松、查良钊、张道宏、张歆海、程其保、董任坚、董修甲、叶企孙、熊正瑾、刘崇铉、楼光来、萧叔玉、徐志摩、刘叔和、叶元龙、汪世铭、朱家骅等公费和自费生。
走马上任
许寿裳的黯然下台，足以让杨荫榆意识到女师大校长之职是一个烫手的山芋，可她没有接受朋友、亲人的提醒，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兴高采烈走马上任的杨荫榆，想得更多的是把她在西方所掌握的现代教育管理经验运用到中国，为国家培养更多的栋梁之材，但她没有想到的是，这一职位带来的欢乐非常短暂，而痛苦却绵延无期。
当时学生们忙于参与社会上的政治活动，无心问学，杨校长对此非常不满，她认为学生应以学业为主，多掌握知识，不要掺和社会上的事情。学校应如同一个家庭，老师要爱学生，学生要尊重老师，听从老师的安排。没有规矩，难成方圆。学校一定要有秩序，学生要守纪律。她还规定寄宿女生如果需要外宿须有外宿所在地的负责人出具证明才能得到批准。
杨校长这些管理理念本是老生常谈的正确常识，没有新意，可在那个学生为王的时代，杨荫榆的举措被视为限制学生自由的清规戒律，把自己置于学生的对立面。刚刚对其交口称赞的学生转眼间对她恨之入骨。
在如此背景下，杨荫榆不适时宜地秉承教育部的旨意，要整顿校风、学风。她自然就成为女师大学生运动的阻力和学生攻击的目标，自然也就是北洋政府的附庸。杨荫榆采取的另一措施是取消教员的兼任制度，一律改为专任制，以提高教师的责任心。时女师大教员多由北京大学教师兼任，专任教员较少，这一改革关系到部分人切身利益。一场风暴由此而酝酿产生。
寒假结束后，学生与校长间的关系仍是冰炭不容。学生们完全是一副得理不饶人的模样，任意侮辱学校的管理人员，女师大二号人物教务长薛培元4月3日不堪压力而辞职。杨荫榆仍不顾群情激愤，坚守岗位。 5月7日，学生与校长“短兵相接”，杨荫榆只得避走西安饭店，并在饭店内租了一间房间办公。当天下午，杨召集女师大评议会，决定开除参与当天上午闹剧的蒲振声、张平江、郑德音、刘和珍、许广平、姜伯帝等六位学生自治会成员，“即令出校，以免害群”。此举，引起了学生更大的反弹，愤怒的学生们在学校大门口贴出了一张布告，“同人等早已否认先生为校长，请以人格为重，幸勿擅入校门”。
5月9日，北大等校三千多学生来到段祺瑞办公处，要求罢免教育总长章士钊，章被迫辞职。
引发口水战
5月12日下午，鲁迅出席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召开的师生联席会议，会上报告了驱“羊”经过，并宣布开除学生无效。女师大学生还于当天把鲁迅代拟的呈文递交教育部，其中列有对于校长杨荫榆的多项指控。
5月27日，由鲁迅拟稿，并由鲁迅以“周树人”本名与马裕藻、沈尹默、钱玄同、沈兼士、周作人等北大教授共同签署的《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的宣言》在《京报》发表，支持学生驱赶校长。
鲁迅等人的宣言，让部分反感学生过于激进的人坐不住了，5月30日出版的《现代评论》一卷二十五期上，刚过而立之年的北大教授陈源以笔名“西滢”在《闲话》专栏中指责鲁迅等人“拉偏架”。
对于陈源“拉偏架”的指责，鲁迅在当天写出的论战文章《并非闲话》中并不予否认，而是把对方一同拖进了“拉偏架”的泥坑。鲁迅与陈源笔战后，许多学界名人纷纷加入其中，支持陈源的有王世杰、徐志摩、李四光、马寅初、查良钊、陶孟和、汪懋祖等。在师大和女师大均任教的汪懋祖曾多次在校长与学生间做工作，但因外力介入，调解无效。支持鲁迅的有周作人、钱玄同、沈尹默等，两方为此展开了长达数月的笔仗。
7月29日，杨荫榆在已复职的教育总长章士钊支持下，派人在女师大校内贴出布告，借口修理校舍，要求放假后仍住在宿舍的学生全部搬出校外，学生坚拒。31日，杨荫榆决定解散学潮骨干力量集中的国文系三年级等四个班。8月1日清晨，她在巡警及本校支持者的保护下回到女师大，与住校学生发生争执。
北京师范大学校史中记载：“8月1日杨率领军警入校;无端宣布解散四班学生，又锁住大门，截断电路，关闭伙房，隔绝校内外一切来往，逼迫学生离校并指挥军警毒打学生。”对于杨动用巡警强制女师大学生离校的这一场景，恰好在场的北京大学地质系主任李四光，却有另一番描述：“确实不虚，那时杨先生仿佛拿出全副的精神，一面吩咐巡警，无论如何不准动手，一面硬跑出门外，前后左右有巡警包围，向西院走去。”这两组完全相反的描述如同电影《罗生门》。
冲突中，部分学生出校奔走联络，招来大批外校学生和社会人士声援助阵。北洋政府被迫撤去包围女师大的军警，恢复水电。
悲惨的暮年
学潮中心人物校长杨荫榆在矛盾漩涡中苦苦“坚守岗位”200来天后，终于撑不下去了。她于8月初递交辞职书。8月4日，《晨报》上发表杨荫榆的辞职声明。文中写道：
荫榆置身教育界，始终以培养人才恪尽职守为素志，在各校任职先后将近十年，服务情形，为国人所共鉴。去年三月，蒙教育部之敦促，承乏斯校。任职以来，对于校务进行，必与诸同人协议熟商，对于学生品性学业，务求注重实际。惟荫榆禀性刚直，不善阿附，有时处理事务，自问过于认真，容有不见谅于人者，但既受国家委以重任，矢志以尽力女子教育为职责。毁之劳怨，所不敢辞，至于个人进退，原属无足轻重，所以勉力维持至于今日者，非贪恋个人之地位，为彻底整饬学风之计也（按：本校近七年每年皆有风潮）。
8月17日章士钊主持教育部教务会议，受理批准她的辞呈，同时还决定将女师大改组成“国立北京女子大学”，以釜底抽薪方式让造反学生离场。
可女师大事件并未因杨荫榆的离职而停止，而是余波长远。8月22日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刘百昭带领军警和临时雇佣来的河北三河县保姆将滞留在学校的学生强行拖出校门，女师大被武力解散了。但女师大被驱学生在宗帽胡同又另组了女师大，加入者不过二十人，其余一百八十名学生转入已改校名但在原址上继续兴办的女子大学。
因女师大风潮引发的学界佼佼者间的口水战，表明知识界已产生严重的裂痕。时拥护杨荫榆的是《晨报》《现代评论》与章士钊执掌的教育部;反对杨荫榆的力量则非常强大，其有学生组织、《京报》、《醒狮》（国家主义派的杂志）、国民党、共产党、鲁迅等北大教员等。
任女师大校长两年不到的时间里，杨荫榆不仅没有任何政绩，反而大多数时间，她都在“灭火”，可因外在政治力量的介入，火是越烧越旺。最终，她在心烦意乱精疲力竭中，带着满腹的委屈与精神的创伤，离开北京来到江南。其后，她在苏州的一些大学、中学担任教学工作，曾任东吴大学日语与教育双聘教授。
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进入更年期的杨荫榆性格变得更加古怪：不会穿衣打扮，不会做家务，不懂得人情世故。1935年夏天，清华才子钱钟书和她的侄女杨绛喜结连理，杨荫榆也来“吃喜酒，穿了一身白夏布的衣裙和白皮鞋。贺客诧怪，以为她披麻戴孝来了”。
1937年底，日军侵犯苏州，军纪败坏，杨荫榆的邻居房屋为日军强占，荫榆跑到盘门外青阳地日本领事馆，向日本人抗议。回来时经过高高的吴门桥，被一日军踢下河中。
杨荫榆就这样悲壮地离开了，她在这个世界上只逗留了五十六个春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