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热播，让我想起少年时代常听到的故事：一些成绩优异却意外落榜的乡村少年，面对家庭的拮据和个人的困境，在暑期中苦读路遥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平凡的世界》来自我励志，常常用扼住命运的咽喉一类的人生格言来激发自我，用对未来生活巨大而茫然的想象来鞭策自我这构成了整整一代乡村知识青年(准确地说主要是70后)共同的精神底色。他们崇尚奋斗，不愿意一生庸庸碌碌地度过，立志离开乡村进入城市，面对乡村充满了一种厌倦和愧疚;而面对急于拥抱的城市生活，却又有着深重的自卑和疏离。在精神上，这一代人处于一种城乡结合部的两头不靠岸状态，即背对乡村(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而面朝城市(那是一个别人的世界)，处理得不好，会永远处于精神上的焦灼与困境而无从安身立命;处理得好，倒是可以拥有两种互为他者的视角来观测城市和乡村。
乡愁，在今天这个新媒体更迭不已的信息时代，很容易成为心灵鸡汤式的矫情，也常被批评为城市里小资阶层的日常生活想象，甚至被认为是对文明进化的一种阻碍。今日人们的视野中，中国乡村俨然已成为一个巨大的问题，而在它成为问题之前，似乎又蕴含着一个过去式的黄金时代，所以城市人面对乡村的态度是暧昧而矛盾的。近年出版的乡村题材的随笔集，如梁鸿的《中国在梁庄》、熊培云的《一个人的村庄》、十年砍柴的《进城走了十八年》等，都引发了读者广泛的关注和兴趣，另外一些与乡村有关的学术著作也引人注目，如人类学家阎云翔的《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青年学者刘燕舞的《农民自杀研究》等。当行色匆匆的现代人在追求物质文明的过程中一路狂奔之后，突然发现乡村仍停留在漫长的时代阴影之中，一种原罪感成为无法消除的心灵症结，这在每逢春节就引起热议，然后迅速无疾而终的文科博士生返乡记等作品中可窥一斑。正如空心化的乡村，只有在春节期间才会稍微热闹，而平时停留在长久的沉寂之中一样，隐喻了当代中国城市与乡村发展的极端不平衡。梁鸿在她的作品中写道：村庄的溃散使乡村人成为没有故乡的人，没有根，没有回忆，没有精神的指引和归宿地。它意味着，孩童失去了最初的文化启蒙，失去了被言传身教的机会和体会温暖健康人生的机会。它也意味着，那些已经成为民族性格的独特个性与独特品质正在消失，因为它们失去了最基本的存在地。村庄，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民族的子宫，它的温暖、它的营养度，它的整体机能的健康，决定着一个孩子将来身体的健康度、情感的丰富度与智慧的高度。作为一位同样从乡村底层走出来的所谓知识人，笔者对这段话有着深切的认同感。溃散隐含着双重的意味，溃意味着从内部弥漫开来的败坏，这尤其体现在道德风气和社会风俗上的溃败;散意味着逃散，流散，指的是乡村精英或者说中坚阶层的离去。这在梁鸿作品《中国在梁庄》的第七章农村的新道德之忧中有让人触动的记录。
而在路遥《平凡的世界》中，对未来生活的想象按照两条线索富有强度和力度地展开，一是哥哥孙少安立足乡土的发家致富梦想，一是弟弟孙少平离家闯荡，开疆拓土的人生成功梦想。就前者而言，书中评论孙少安的一段话可谓概括了那个时代青年人的价值观：他们如此挣命，是因为生活突然充满了巨大的希望。有了希望，人就会产生激情，并可以义无反顾地为之而付出代价;在这样的过程中，才能真正体会到人生的意义。什么是人生?人生就是永不休止的奋斗!只有选定了目标并在奋斗中感到自己的努力没有虚掷，这样的生活才是充实的，精神也会永远年轻。选定目标并为之奋斗，却展现出一种强劲的精神品质，而并不让我们感觉到这是一种功利化的人生观，这是特别耐人寻味的地方。我想，这是因为孙少安作为长子在大家庭中承担的角色，以及分家之后种种负疚的表现，所呈现出来的困境中的简单、执拗、善良的品质感染了读者。
就后者而言，田晓霞(孙少平的中学同窗，后来就读师专，地委书记的女儿)的观察也颇有见地：是的，他在我们的时代属于这样的青年：有文化，但没有幸运地进入大学或参加工作，因此似乎没有充分的条件直接参与到目前社会发展的主潮之中。而另一方面，他们又不甘心把自己局限在狭小的生活天地里。因此，他们往往带着一种悲壮的激情，在一条最为艰难的道路上进行人生的搏斗。他们顾不得高谈阔论或愤世嫉俗地忧患人类的命运。他们首先得改变自己的生存条件，同时也不放弃最主要的精神追求;他们既不鄙视普通人的世俗生活，但又竭力使自己对生活的认识达到更深的层次。与孙少安不一样的是，孙少平们希望到另外一个天地去闯荡，即使从事的仍旧是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同时，他们对精神生活有着难以割舍的追求，热爱阅读《牛虻》等文学作品，从中汲取精神力量，崇尚的是昆德拉所谓的生活在别处，但又不同于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式的与过去彻底决裂。他们通过在异乡的奋斗最终是要反哺乡村，回馈家庭，是要证明人生的另外一种可能性。他们不是自怨自艾的屌丝，也不是怨天尤人的愤青，他们是有行动力和精神性的一代乡村青年。而且，他们这群人对乡村和农民的两重性有着切身的认知，就像孙少平在给就读高中的妹妹孙兰香的信中所言：我们出身于贫困的农民家庭永远不要鄙薄我们的出身，它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将一生受用不尽;但我们一定又要从我们出身的局限中解脱出来，从意识上彻底背叛农民的狭隘性，追求更高的生活意义。
《平凡的世界》的艺术成就不算高，出版前也曾多次被退稿，但出版之后却一直畅销不衰，大有成为一代代青年人励志读物的态势这对作者路遥来说，真是一个迟到的慰藉。在我看来，与其将这本书看作是长篇小说，不如将它看作是1970年代中期到1980年代中期中国北方农村社会生活史和日常生活史的记录，而夹杂其中的长篇大论，更可以让我们感觉到转型时代(从以往的精神和政治至上转型为发展就是硬道理)的脉动与挣扎。《平凡的世界》所弥散出来的在平凡生活中，通过劳动诚实致富实现人生梦想，与1980年代初期的主流政治话语是高度合拍的。而之所以让读者和观众追念不已，更是因为在那个充满希望的田野上，民众的梦想与中国的梦想，在某种意义上是国强民富的同一片土地，同一个梦想当年《二十年后再相会》这首传诵一时的歌曲所充满的希望感，就充分反映了这一点。
具有反讽意义的是，当《平凡的世界》热播时，《人民日报》发表的虞金星《做好普通人，其实也不普通》，却在网上引发了贾樟柯等导演、知识分子和普通网民的讽刺，认为是隔靴搔痒的于丹式的心灵鸡汤。作者写道：若以励志来看，《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的人生并不成功，但书中打动人的恰恰是普通人对于劳动与尊严的珍重，是一种基本的精神聚精会神地投入，有所为有所不为地获得。有自知之明，有自我约束，有对自我价值的恰当肯定，做好这样的普通人，其实不普通。这段话从道理本身而言并没有错，但放置在当代中国的语境来解读时，劳动使人光荣的说法已不能让所有人信服，因为无休止的体力劳动只会让劳动者永远处于疲倦、贫困和屈辱之中，没有劳动和医疗保障也会让劳动者不能有尊严地活着。与此相对应，社会上流行的富二代官二代穷二代等说法，所折射出来实质，就是底层向上流动空间的窄化。从这个视角看，官二代田晓霞与穷二代孙少平的人生相遇惺惺相惜故事，简直就是中国式的异想天开。
就我的个人体验而言，我曾写过一篇描绘大约十年前春节回乡琐记的长文，所记述的是故乡在历史巨变中的阵痛与困境，尤其聚焦故乡人民在精神上的苦痛。中国的乡村问题，自然不是文革后才开始的，早在晚清新政，尤其是科举废除和新式学堂在城市设立之后，读书人就开始络绎不绝地离开乡村进入城市。乡土中国向城市中国的转型，就成为从传统到现代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成为不容置疑的发展模式。城市从乡村敲骨吸髓(包括人才、资源、食物、植物等)，在文明与野蛮、进步与落后的二元框架之下，乡村生活迅速被污名化，乡村人更是被妖魔化和脸谱化(比如鲁迅笔下的闰土)，而乡村本身就成了中国走向国富民强的阻力。似乎只有在某种情境下，乡村才会被讴歌(比如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等时期)，总体而言，在整个20世纪的中国，乡村基本处于被剥夺、被遗忘的境地。
1933年，著名哲学家熊十力回到其湖北老家，耳闻目睹乡村的无养(没有生活保障)无教(文化教育、精神生活和伦理秩序的缺失)境况，给《独立评论》的主编胡适写了一封很长的书信，说道：今日乡村之痛，则以无吃无教互为因果，将卒底于灭亡而后已。无吃故，不能有教。无教故，益不能有吃。所以互为因果也。今天的中国乡村，在基本物质生活方面，相对于1980年代有明显的改善，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方面均变化显著，包括资讯的获取、自由流动的权利、对城市和现代生活的了解等，但在发展过程中也呈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比如伴随青壮年的外出务工，乡村的空心化和空巢化，这种隔代教育对于乡村儿童的心智成长、家庭教育和社会交往能力的形成，造成了难以挽回的负面影响;而与此相应出现的是，很多乡村的学校开始因为生源、师资、基本设施等问题而停办。此外，农村老人的生活境况仍旧堪忧，目前的养老体系和医疗保障体系对于他们而言，往往只具有象征意义，而一些因病致贫的家庭甚至难以获取有效的救济资源。
春节期间，我与妹妹寻访20多年前就读的乡镇初中。当年的中学学风优良，教师也认真负责，升学率在全县乡级中学中名列前茅，如今却荒草丛生，人去楼空，让人感慨万千。故乡的土地上一年四季生长着各种菜蔬，我的脑海里犹记得跟随父母栽种，浇灌辣椒、豆角、红薯等各种经济作物的场景。父母在1990年代前后通过出售各类蔬菜，每年也可以收入好几千元。这些年回到故乡，田地间已是空空如也。当年的乡村，虽然相对贫乏，但还有着一些公共生活，如今仅剩下春节期间的各类牌局声音，一年到头只有几天时间回归故土的青年人，却会感到无聊和乏味，对乡村的认同感在迅速地弱化，人与故乡之间的联结仅仅是依赖于血缘之间的半强制性。一些乡村的基层政治也在迅速败坏，能人政治的同义词往往是蔑视规则的强人政治，某些区域的基层干部与黑恶势力结盟，以牺牲乡民的切身利益中饱私囊。社会秩序与政治秩序缺乏健康和谐的状态，心灵秩序与道德秩序陷溺在虚无与混乱之中也就不难理解了。今日社会的某种价值观钱权为核心的成功人生观，对于乡民的压迫感最为深重，因为他们往往缺乏更多的资源来调适自我。回头来看《平凡的世界》里孙少平的人生与精神，会觉得简直是今日中国乡村的一个异数。人类学家阎云翔通过对黑龙江下岬村长达半个世纪历史的考察后指出：下岬村年青一代的个性发展，既不全面，也不平衡。不全面，是因为绝大部分变化都只局限于私人生活领域。不平衡，是因为对个人权利的强调并没有带动对他人权利的尊重以及对公众社会的负责。在我看来，80年代迅速发展起来的，是一种极端形式的自我中心观念。正是这种观念使得青年人理直气壮地抛开所有的社会责任与对他人的尊重，使得个人极端自我中心。这其实是一个发展模式的缩影，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或者粗糙的利己主义者折射的是对父辈的盘剥心理，对土地竭泽而渔的不负责任的态度，对他人过河拆桥和羡慕嫉妒恨的扭曲心态。今日之乡村一方面处于长期停滞甚至窒息的状态，另一方面却似乎充斥着对于未来不切实际的想象。1980年代的不确定性意味着某种潜在的希望与可能性，而今天的不确定仅仅意味着对未来人生的茫然，以及内心深处无从排遣的焦虑和压力。
没有乡村作为一个情感共同体甚至政治共同体的良性发育，以及它所维系的道德资源与意义资源对个体的精神灌注，乡村人似乎就只能在村庄里的守望者与城市里的流浪者两者之间漂移。而从《平凡的世界》的视角而言，1980年代那种平凡生活中孕育希望甚至伟大情怀的乡村，时隔三十年到了今天，却似乎成了某种遥不可及的幻觉与想象平凡的世界成了不平凡的乌托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