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族音乐富含鲜明的艺术性特征,其本质是社会现象的折射与情感价值观念的诉求,或歌颂或嘲讽,或光明或黑暗,都交织着无数悲喜。曲折多变的旋律与复杂明暗的情感叠加导致真实性极高的音乐意象纷至沓来,由此呈现出多元化、区域性、文化性特征,这是我国传统民族音乐审美理念的重要形成依据。[1]在发展与融合的当代文化传播趋势下,交互式机制作用的强化与文化融合程度的加深催化民族音乐美学思想得以丰满与升华,经济审美价值、文化审美价值与情感审美价值的糅合为时下民族音乐的审美与发展造成一定的阻碍,却又提供了时代文明的趋势“蓝本”,由此衍生的音乐美学思想涵盖了传统优秀民族美学范畴,却又限定了时代标志。[2]因此当代的民族美学思想在受限于桎梏之中时,通过不断融合创造,开创出多元化觉醒意识,以符合民族音乐当代发展的审美原则与价值诉求。当代民族音乐美学思想桎梏的制约与自我意识的觉醒源自于社会生活与民族审美理念,究其根本,是文明发展的催化,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前提。
一、民族音乐美学思想溯源
我国民族音乐美学思想源自于历史文化,而历史文化是社会生活的真实再现,其历史文化具有目的性与社会性特征,因此民族音乐美学在不同历史阶段随着时代文化的交叠更替而具备与众不同的美学思想特征。
(一)大音希声
“大音希声”源自于老子的哲学思想观,其本质是关于“有”与“无”之间的辨析,继而演化至音乐美学范畴,将虚实与音乐真谛予以关联,从而体现民族音乐的独特之美。[3]宇宙万物的本源为“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但“道”却又是“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因此“道”的本质是“无”,在音乐美学观念中,“大音”谓之美,但其“恍兮惚兮”,其本质是“道”,不可为人力所听闻,所以“大音希声”的本质是以“无”为音乐立法方式,以“无”作为音乐审美标准方是最美妙的音乐。在白居易的《琵琶行》中,“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大小弦的交错之间是虚实转换,待到“声暂歇”后,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境界缓缓蔓延,最终音乐之道成就“大音希声”的美学论。听乐者在交错复杂的器乐演奏中逐渐取其本质,回归本我,最终思绪宁静,领悟音乐的独特意蕴。庄子曾言“无声之中,独闻和焉”,这种无声之境从动到静,从有到无,其实表明的是民族音乐的美学思想着重于以音塑心、物我两忘的境界追求,听乐者随着音乐起伏而逐渐平静,冥冥中入定本我之境,体会到自我意识汇总最美妙的音乐,这是“大音希声”的美学观,更是我国民族音乐审美价值的最高体现。
(二)天人合一
汉代儒家思想家董仲舒将中华传统文化主体予以剖析分解,提出“天人合一”的思想价值观念,其中“天”主指法则或真理,认为人应该根据法则行事,而天人合一不仅是一种思想,更应该是一种状态。[4]浅层的“天人合一”追求自然纯粹,注重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深层的“天人合一”则强调本质还原,即拨开繁杂修饰,焕发真实之魅力。以音乐美学视阈来看,“天人合一”将音乐与道理相结合,即和谐有序的音乐才能喻之美。受到这种审美理念的影响,汉代无论是宫廷赋乐还是民间小调,皆注重音乐与环境、音乐与人甚至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和谐,如宫廷礼乐的恢弘磅礴或民间小调的怡然自乐,都潜移默化地遵循“天人合一”审美观,继而彰显出民族音乐特殊的美学价值与审美情怀。“天人合一”并非刻意追寻外在的音乐环境或社会意象的表达,而是强调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之间的自然契合,这是我国传统民族音乐意境形成的根本因素。除此之外,“美”即爱,爱既是追求,却也是得以满足后的愉悦,因此民族音乐往往带有强烈的适用性与目的性,如《霓裳羽衣曲》的空灵虚幻,或《梁祝》的爱情凄婉,对于不同的受众而言,审美心理与需求心理决定了民族音乐的美与否,而不同受众,由于情感诉求与审美心理的差异,往往对民族音乐之美产生独特的情感共鸣。
(三)文明信仰
音乐作为艺术表达形式中最为特殊的非语意性方式,其本质是社会生活的体现,而社会生活的变迁来源于人类文明的进步发展与自我信仰的不断追逐,因此我国的民族音乐美学观实际是一种构建于古老文明信仰之上的传承方式,以美促乐,以乐促美。[5]以时间脉络来看,远古时期受限于生产力水平低,人类从最初的结绳记事到后期的刀耕火种与自然和谐共生,在文明的推进中,最初的号子到传统音乐体系的形成甚至是后代民族音乐的细化都顺应了时代发展需求,人类从毫无章法的叫声到体系化的语言再到艺术性音乐形式的创造都兼蓄了不同时代文明的独特性,从而产生了信仰。文明与信仰自古以来便是人类活动的形象化表达,其本质是生存,随着文明进步,人类逐渐从单项的物质文明需求扩展到多元化精神文明的需求,并以此创造所谓的规则与体系去表达精神信仰,民族音乐亦是如此,《阳春白雪》向往自由圣洁的自然之道;《梁祝》渴望爱情圆满的精神需求,《霓裳羽衣曲》造就空灵独立的虚幻法相……不知觉间,文明信仰形成了民族音乐美学思想的基石与规则,道法三千却殊途同归:符合文明进程或精神信仰的谓之美,应予以传承;阻碍文明进步或亵渎信仰的谓之丑,应予以剔除。
二、制约:当代民族音乐美学的思想桎梏
文明交替与信仰传承是我国民族音乐美学思想百花齐放的根本,但历史不代表现在,传承不意味制约,当代民族音乐美学思想受限于“传统即是民族”观点,在当代文化交流碰撞中作茧自缚,最终受限于自我思想桎梏而停滞不前。
(一)理论现实
就人类音乐学观念而言,当今世界各国不同种类与风格的音乐作品受到社会、地域乃至文明信仰的影响而呈现出与众不同的美,这是毋庸置疑的。但随着文明发展,当代优秀的民族音乐与传统的民族音乐之美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如钢琴改编曲《霓裳羽衣曲》或小提琴改编曲《梁祝》,在民族音乐学理论特征上,融合中西方后现代音乐元素,甚至在旋律、调性与织体搭配中进行极大创新,这是与民族音乐相背离的,但却在当代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与赞赏。这种成功与理论上的民族音乐格格不入,却获得了现实认可,证明传统的民族音乐美学思想自我桎梏,脱离了文明信仰的交替,以过去衡量现在,以停滞制约发展。当代民族音乐受到后现代文化的影响呈现出立体式、多元化竞争发展格局,其理论与现实的矛盾点在于两个方面:第一,无论当代或是传统民族音乐,其具备统一价值属性,即感性维度与特定审美理念,但不同的是当代文化差异性造就了更多音乐形式或表达方式,这在传统民族音乐美学理论中尽是空白,因此理论不满足现实;第二,当代音乐与人具备多元关系:多重语境属性、审美对象、认知对象以及社会功用,而我国传统民族音乐美学思想在于和谐发展,其语境的制约性也导致传统美学理论与当代现实审美呈现出一定的差距。[6]
(二)物质精神
前文将音乐与艺术、艺术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阐述,就此看来,当代社会生活随着人类文明的高速进步而呈现出稳定的审美格局:物质与精神,随着时代发展,传统民族音乐尽管精神层面的价值属性饱满,但对于和谐发展的商业化经济时代而言,物质性的缺失往往会造成民族音乐价值的片面性,继而影响民族美学思想的单一性,从而脱离时代文明。[7]以当代的传统民族音乐改编创作为例,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以传统民族音乐特征为蓝本,以现代器乐的表达形式为途径,根据技巧与情感维度的契合向世界证明了中国民族音乐的特殊魅力,对应来看,小提琴作为器乐,其物质性在于音色;“梁祝”作为传统民族主题元素,其精神性在于情感维度的表达,“舶来品”与“传统”的交融并非格格不入,而是造成了极大的世界影响,这表明我国传统民族音乐美学中的精神塑造观并非当代音乐美学思想的全部,而是不可或缺的部分。传统民族音乐美学思想之中“重情轻物”的标准也与当代多元化美学思想不尽相同:物质与精神缺一不可,传统民族音乐美学思想并不能千篇一律地制约当代音乐美学多元化发展态势。[8]
(三)审美社会
以传统音乐美学的根本思维与标准方法而言,音乐审美实际是一种“审美事件”,即音乐作品与音乐行为是一种艺术创作与审美行为。[9]审美取决于创作、表演与听众,是创作者根据创作行为传达给受众的审美过程,但在中国传统民族音乐审美事件中,美是指符合自然定律,强调审美主体通过主观能动性达到审美目的的过程,如《琵琶行》中塑造的“无声之境”需要听众融会于艺术作品中,这种审美往往脱离听众认知水平与社会生活情境,并非将美定性为具体的境界,因此传统中国民族音乐的美学思想存在一定桎梏,需要听众不断提升认知水平与探求抽象的哲学境界方能体会“何为美”。传统民族音乐的审美往往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却又不尽相同,审美的抽象性与社会的现实性存在强烈反差,因此美往往存在强烈的主观色彩与个人主义,这与音乐艺术的创作动机或行为存在差距,因此美主要依托审美想象,并非审美事件的真实性与民族音乐的价值性。由此可见,传统的民族音乐美学往往将审美与社会进行分离,以主观个人主义对审美进行自我裁决,且以此为戒规范听众思想,这种专制主义审美源自于封建社会的精神控制思想,与当今和谐、自由发展的社会已然形成旗帜鲜明的对比。
三、嬗变:当代民族音乐美学的意识觉醒
随着跨文化交流与文化创新机制的不断强化,我国传统民族音乐美学的思想桎梏随着文明信仰程度的加深而不断瓦解,属于时代的民族音乐美学意识不断萌芽生长,以创新姿态传承民族音乐美学思想特色,打破束缚,觉醒于当前。
(一)“本我”到“真我”转变
“本我”到“真我”的转变是当代民族音乐美学思想中音乐与人关系发展的突破。社会决定艺术,当代社会文明的加速培育出当前特色鲜明的民族音乐美学思想意识,除了对音乐与美、美的标准予以研究探索以外,更注重深层次的发掘———音乐与人之间的关系。[10]当代民族音乐美学思想的觉醒源自于两方面的推动:社会文明的进步与崇拜信仰的塑造,其本质在于“人”的塑造。传统的民族音乐美学思想观念中,无论是“大音希声”还是“天人合一”,都注重本我的塑造,实质是人的内省:“大音希声”强调通过“有无之境”到达内心彼岸,以精神体会“道”而获得审美体验;“天人合一”注重人与自然、人与法则之间的和谐,两者皆是“本我”修行的试炼。当代社会变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发展促进了人潜能的不断外化,音乐的教化与传承作用也通过无数优秀思想的灌注而解放人性,塑造与优化品质,这不同于传统的民族音乐审美方式,而是通过不同美的品质的音乐作品以及不同特色元素的文化交流丰富人性,有悲有喜、有血有肉,从而完善“本我”,实现“真我”的转变。真实是美学思想的根本,“真我”强调当代人性的真实性与时代性,并非一成不变的“本我”,由此可见“真我”代表社会文明变迁的审美原则,而“本我”则初心依旧,缺乏对社会时代的审视,因此“本我”到“真我”的突破代表了当代民族音乐美学思想意识觉醒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人性”与“国性”交织
“人性”与“国性”的交织是当代民族音乐美学思想中音乐与社会关系发展的突破。“民族的即是世界的”观念强调民族的特殊性,民族音乐亦是如此,在华夏五千年风雨沧桑之中,我国的民族音乐美学思想源自自然、社会生活,渗透进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层面,塑造与培养民族特色音乐人才的同时,凝结出民族特殊的美学思想价值,从而体现出民族音乐美学思想的“人性”与“国性”。[11]就审美观念而言,不同国家不同区域由于特殊性而呈现出与众不同的审美特色,我国民族音乐凝聚的“真我”美学思想体现出音乐与人之间的交互作用,如强调人的内省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之道,继而传承与发展中形成特色鲜明的民族共同特色,即民族内部的统一传承思想与表达方式,并附带有强烈的共同价值属性与情感一致性。在当代音乐发展中“国性”特征尤为明显:受到多元文明与音乐形式的挑战,我国当代民族美学逐渐融合创新,融合既有纵向的文明传承,也有横向的文明吸收,但其本质是为了促进我国民族音乐美学思想的稳固与创新。“人性”与“国性”交织的当代民族音乐美学思想意识觉醒表现在两个层面的突破:其一是突破以往民族内部融合传承,放眼世界与未来;其二是突破传统思维定势,在情感表达、表现形式以及审美准则中不断创新,致力于民族音乐美学的多元化发展。
(三)“艺术”向“价值”过渡
“艺术”向“价值”过渡是当代民族音乐美学思想觉醒的重要标识。民族音乐作为我国民族艺术的重要表现形式,具有外在万千多丽的表达方式,如戏剧、器乐等,内涵丰富独特的思想价值观念,“美”的衡量尽管依旧缺乏,却于潜移默化中形成了特殊的审美体系,约定俗成地影响民族音乐中“美”的表达。[12]随着社会发展进程的深入,我国民族音乐美于当代展现了两方面的突破:第一,继承传统,推陈出新。当代越来越多的民族音乐元素与现代音乐表达方式相结合,从“中国风”音乐到“黄梅歌”的创新都证明当代民族音乐艺术之美已然逐渐与社会时代元素契合,以全新的风貌塑造了当代审美价值体系,并以此焕发了民族音乐活力,促进艺术的发展进步;第二,坚守艺术价值,适度商业开发。在当代的审美价值观念之中,民族音乐之美不仅能从精神上塑造人性,促进人的“真我”修行,更能以经济价值的科学开发而促进民族音乐之美的传承与创新,这种从物质与精神层面共同造福社会与人的民族音乐之美更符合时代发展特色。民族音乐美学思想是民族音乐发展的方法论,也是当代民族音乐之美的具体准则,突破自身思想桎梏,实现“艺术”过渡“价值”的目标既说明我国民族音乐美学思想应时而立,又指引我国文化艺术事业的当代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1]张前,王额.音乐美学基础[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2.
[2]朱光潜.无言之美[M].江苏: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
[3]廖红梅.“无”与想象中的超越:“大音希声”音乐美学思想再阐释[J].四川戏剧,2016
(2).
[4]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5]黄凯锋.价值论视野中的美学[M].北京:学林出版社,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