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中有非常丰富而深刻的生态文明思想，与其他生态文明理论不同，马恩的生态文明思想具有坚实的生态哲学基础、鲜明的生态批判维度和独特的生态建设旨趣三大理论特质。揭示马恩的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特质，有利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其深刻的思想内涵。马恩的生态文明思想不仅为我们建构当代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奠定思想根基，而且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支持。
关键词：生态文明；理论特质；马克思恩格斯；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包括“生态文明”在内的“五位一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建构当代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支持，就成为一个紧迫的理论任务。梳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文明思想，无疑是完成这一重大理论任务的一项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工作。然而，要从整体上把握其生态文明思想的深刻内涵，就必须揭示其有别于其他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特质。本文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文明思想具有坚实的生态哲学基础、鲜明的生态批判维度和独特的生态建设旨趣三大理论特质。
一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具有坚实的生态哲学基础。这里所讲的“坚实的生态哲学基础”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并系统阐发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有别于传统的纯粹自然哲学，是以人与自然关系为中心问题的自然哲学，而且是立足于实践（或劳动）来说明和规范人与自然关系的自然哲学。
马克思恩格斯严肃批判了传统的自然哲学范式。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自然观和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近代唯物主义自然观，是传统自然哲学的两种典型形态。黑格尔认为，“自然是作为他在形式中的理念产生出来的”，自然是从“绝对精神”中产生出来的，是“绝对精神”外化并实现自身的一个中介。由此可见，黑格尔所讲的“自然”不是可以被感性把握的自然界，而只是思维的一种规定性，是一种观念意义上的“自然”。因此，立足于唯物主义来理解自然，突显自然的客观实在性，强调自然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前提和对象，就成为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选择。正如马克思所说：“人和自然界的实在性，即人对人来说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来说作为人的存在，已经变成实践的、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所以，关于某种异己的存在物、关于凌驾于自然界和人之上的存在物的问题，即包含着对自然界和人的非实在性的承认的问题，在实践上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
费尔巴哈提出了“自然是人的根据”的命题，认为哲学唯一的、普遍的和最高的对象是人和作为人的基础的自然，然而，费尔巴哈是从直观的角度来理解自然、把握人与对象之间的关系，没有也不可能从实践的角度来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为此，马克思与恩格斯有针对性地指出：费尔巴哈“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马克思恩格斯在恢复唯物主义在自然观领域的权威的同时，拯救“自觉的辩证法”并运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
那么，马克思恩格斯又是如何阐释并建构既唯物又辩证的自然观的呢？强调人对自然界的依赖性，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内在关联性，这是一些思想家的共识，不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超越传统自然哲学的关键所在。马克思恩格斯建构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关键点在于，在承认自然界的客观实在性和自然界之于人类的优先性的前提下，立足于实践或劳动来全面揭示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
第一，从自然界与人的共存性来说，人是自然存在物，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自然系统的构成要素之一。恩格斯认为，“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我们注意到。马克思在提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这一命题后，进一步提出“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也就是说，是为自身而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何种意义上“人是类存在物”？马克思说，“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这里所说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就是指人的实践或劳动。
第二，从自然界与人的生成性来说，人是自然界长期进化的产物。“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人不是也不可能是自然界直接发展而来的自然物。恩格斯说，劳动“是一切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劳动促使人的生理和心智不断进化，劳动不仅使人获得了社会属性，而且使人的自然属性受制于社会属性，成为社会化的自然属性。
第三，从人对自然界的依赖性来说，“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自然界为人类提供了生存与发展所需要的各种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然而，人们是通过自己的劳动从自然界中获取各种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随着人类需要的发展，直接取自于自然界的生活资料越来越有限，人类更多地通过自己的劳动改变自然物质资料的原生形态以满足自己的需要。“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
总的来说，实践（或劳动）是人与自然之间辩证互动关系的基础。在实践活动中，自然界之于人的意义才得以体现。“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活动中，人对自然界的能动改造过程就是自然的人化过程。所谓自然的人化，是指人在实践活动中按照自身的尺度并运用人的本质力量去改变天然自然的原生形态，使其不断地打上人的实践活动的印记。通过自然的人化，天然自然这个“自在之物”不断地转化为体现人的目的、满足人的需要的“为我之物”，从而使自然界不断地从天然自然转化为人化自然。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大胆突破了既往的自然哲学范式，创建了以实践为基础、以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为核心的现代自然哲学范式，从而为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奠定了坚实的生态哲学基础。
二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具有独特的生态批判维度。这里所讲的“独特的生态批判维度”，主要表现为马克思恩格斯以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异化的批判为切入点，以对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为重点，指认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反生态性和不可持续性，从而形成全方位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问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作为人与自然现实统一的基础，劳动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过程，是人类自由自觉的活动。然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成为了异化的劳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揭示出了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四种表现形式：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相异化、劳动过程本身同劳动者相异化、人的类本质与人相异化、人与人相异化。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异化必然导致人与自然界关系的异化。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人与外部自然界相异化。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人与自然相异化的根源。社会生产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直接或间接取自于自然界，然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为资本家所占有，工人阶级几乎一无所有，劳动者与劳动资料处于严重分离的状态。“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创造。它是工人用来实现自己的劳动、在其中展开劳动活动、由其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一方面，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分离，严重阻碍社会生产的正常进行。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是以实现剩余价值为主要目的的生产，在资本本性的驱使下，自然界仅仅被视为生产剩余价值的工具，从而造成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利用，造成自然资源的枯竭。资本家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向自然界肆意排放各种废气、废水和废渣，造成生产和生活环境的严重污染，造成对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正如马克思所说，“劳动本身。不仅在目前的条件下，而且一般只要它的目的仅仅在于增加财富，它就是有害的，造孽的”。这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是不可持续的和反生态的。
第二，人与自身自然相异化。资本主义异化劳动一方面导致人与外部自然界相异化，另一方面也导致人与自身自然相异化。在资本主义异化劳动过程中，资本家占有和掠夺工人自身的自然。对工人劳动的滥用，直接摧残和威胁到劳动者的身心健康。资本主义生产将劳动变成一种单调乏味的苦役，把劳动者仅仅看成生产财富的手段，将他们变成劳动技能单一片面发展、精神空虚的人，使劳动者的劳动潜能得不到充分实现，造成生产力的极大浪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提高，都是以劳动者身心的损害为代价的。这也充分说明，资本主义生产不仅是不可持续的和反生态的，而且还是反人性的。
第三，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异化。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必然产生自然的异化，异化劳动和自然异化的结果导致了人与自然之问的物质变换相异化，即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产生无法补救的裂缝。马克思说，“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哪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这就是说，要保障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过程的顺利实现，人们就必须遵循自然界本身的规律和人的生存发展法则，即按照自然界物种要求的“外在尺度”和人自身要求的“内在尺度”，合理地掌握和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树立生态平衡的基本理念，使社会生产在自然界可承载的范围内健康发展。然而，资本主义生产不断突破自然界所承载的极限，造成人与自然关系日趋紧张和恶化，严重破坏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正常运行，造成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可持续性。人与外部自然界相异化、人与人自身自然相异化，必然集中表现为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异化。而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裂缝的出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长期破坏自然生态和人体生态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其直接指向是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而在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批判、政治批判和文化批判中内含“独特的生态批判维度”，从而构成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独有的理论特质。当今严峻的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直接后果，资本主义主导的生产和消费的全球化，正导致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因此，在剖析生态危机成因、寻求生态治理的对策中，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的“生态批判维度”仍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三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具有鲜明的生态建设旨趣。这里所讲的“鲜明的生态建设旨趣”，主要体现在，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人与自然关系演进过程的历史考察，分析了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同状况，反思了人与自然关系恶化的深刻教训，揭示了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机理，展现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美好前景。
马克思在考察人与自然关系的演进历史时明确指出，“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同时还指出，“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上述论断具有方法论意义。就是说，在人对自然的关系和人对人的社会关系上，两者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的，现实的世界不是人的世界与自然界的简单的相加，而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所构成的整体世界。因此，我们既重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分析，又重视人与自然关系的分析。
马克思说：“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以往学术界在对马克思上述论断的分析中，仅仅理解为马克思是依据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状况的不同而提出的“三社会形态”理论，实际上，其中还隐含着人与自然关系的向度。 在分析原始社会时，马克思说，“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自然界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自然界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界”。显然，这一特定阶段不是上述“三社会形态”所能包含的，因而，它是构成“三社会形态”理论的一种必要的补充。
“三社会形态”理论中所讲的“最初的社会形式”（或称之为“第一阶段”）指向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奴隶制、封建制的农耕社会。由于那时人对自然的崇拜和敬畏比较盛行，农耕生产的规模小，因此，总体上来说，农耕生产对自然界的威胁也小。
而第二大形式（或称之为“第二阶段”）指向的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资本的贪婪本性不断膨胀，工业化的生产规模不断扩张，对自然界构成强烈的破坏和巨大的威胁。面对工业化所取得的成果，恩格斯保持了特有的冷静和理智，认为“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生产方式，都仅仅以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为目的。那些只是在晚些时候才显现出来的、通过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产生效应的较远的结果，则完全被忽视了”。“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面对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恩格斯得出的基本结论是，“要消灭这种新的恶性循环，要消灭这个不断重新产生的现代工业的矛盾，又只有消灭现代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才有可能。只有按照一个统一的大的计划协调地配置自己的生产力的社会，才能使工业在全国分布得最适合于它自身的发展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保持或发展”。
第三大形式（或称之为“第三阶段”）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构想的人与自然和谐的共产主义社会。生态文明问题不是简单的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究其实质来说，还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因此，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仅仅认识到要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不够的，必须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整个社会制度进行完全的变革，实现人与人的关系的变革。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尊重自然规律和人的内在尺度，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基本法则，追求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是实现人与人和谐的根本目的。共产主义社会将真正解决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是完成了的自然主义和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的统一。
马克思恩格斯在对人与自然关系演进历史的反思中，剖析了不同历史阶段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同状况，揭示了“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共产主义”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路径。准确把握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鲜明的生态建设旨趣，既有利于提振生态治理的信心和勇气，也有利于确立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路径和对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