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梁启超一生对《桃花扇》评价甚高，对《桃花扇》的研究也用力甚多。他幼时在阅读《桃花扇》时感动落泪，后又熟读成诵，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多次沉郁慷慨地朗诵其中曲文。他在创作《新罗马传奇》时，曲词宾白和情节关目对《桃花扇》多有袭用和模仿。在《小说丛话》中梁启超对于《桃花扇》在“结构之精严”、 “文藻之壮丽”和“寄托之遥深”三个方面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梁启超对《桃花扇》的接受既是晚清民国时期《桃花扇》接受史的一个重要部分，也可使我们从一个侧面一窥他的文学思想的发展和文学创作的面貌。
关键词：梁启超； 《桃花扇》；接受与研究； 《小说丛话》
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既是许多重要历史活动、历史事件的发动者、参与者，又是见证者、评判者；既是政治家、思想家，又是学者、文学家。他的思想和文字既融贯中西，又显得不新不旧。在他跌宕起伏的人生、复杂多变的思想和繁多宏富的著述中，文学――包括理论和实践――在接受、研究和创作诸方面都是一个重要的部分和领域。梁氏既倡导和鼓吹“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文界革命”，又创作了多种小说、剧本和影响深远的“新文体”。在梁氏一生的文学活动，包括思想理论的阐发和文学作品的创作中，如果细加考察，我们会发现一个从早期到后期不时出现和在场的客体，这便是清代剧作家孔尚任的传奇名作《桃花扇》。从《新罗马传奇》的创作、《小说丛话》的诞生，到《桃花扇注》的撰述，《桃花扇》都是一个或隐或现而又不容忽视的特殊存在。对于一生中兴趣不断转移、思想不断变化的梁启超来说，这更值得注意。这使得探究梁启超对《桃花扇》的接受和《桃花扇》对梁启超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既是晚清民国时期《桃花扇》接受情况的一个重要部分，又可借此一窥梁启超的文学思想的发展和文学创作的面貌。
一、梁启超接受、研究《桃花扇》的社会背景和缘起
古来一向被视为“小道”、“末技”的戏曲，为何会进入梁启超的视野并得到重视，这既和梁氏个人的学术兴趣、中国近代以来的国情有关，又和《桃花扇》本身的特点有关。
诚如郑振铎所言“梁氏的事业，除了政论家外，便始终是一位历史家”。这既反映在梁启超的思想主张上，又体现在其卷帙繁富的著述中。终其一生，梁启超都积极致力于旧史学的改造和新史学的开拓，这既出于纯粹的研究兴趣，又是希望借古鉴今、指向当下。他认为“中国古代，史外无学”，其一生多样广阔的研究领域，“举凡诸子学、清学、佛学、文学，也无不以史学为旨归”。同时，在史学本身，梁氏积极从事研究和撰述，留下大量的著作，实绩斐然，气魄宏大。梁启超认为“诗文集皆史，小说皆史。因为里头一字一句都藏有极可宝贵的史料，和史部书同一价值”。而既然“作者本明告人以所纪之非事实，然善为史者，偏能于非事实中觅出事实”的文学作品应该得到重视和利用，那么“其事迹本为数千年历史上最大关系之事迹”、被梁启超称为“历史剧”的《桃花扇》得到梁氏的青睐和重视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早在《变法通议》中，梁启超即将“说部书”列于可施用于幼学教育的书籍，并且认为施用的“说部书”应该“上之可以借阐圣教，下之可以杂述史事”，这样“其为补益，岂有量耶？”甲午海战清廷惨败，促使中国的有识之士对于西方的学习由原来的注重“器物”开始转向制度方面。日本成为中国学习西方的重要中介。而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在广泛的“社会改良”中，“文学改良”是其中重要的一方面，并被视为实现社会改良的重要手段。“文学改良”中最受重视和得到推行的是“小说改良”。在日本产生了盛极一时的“政治小说”热，日本政治界和文学界译介和创作了大量相关作品。《日本维新三十年史》对此有以下记述和评价：“比及十五六年，民权自由之说，盛行于世。新闻纸上，有载西洋小说者，如《汇入自由》、《自由之灯》，皆传法兰西、罗马革命之事者也。自是翻译泰西小说者，源源不绝，则当日人心之渴望新文学，即此可见一斑。而他日小说之推陈出新，亦于兹伏矣。今试举其例，则织田纯一郎之《花柳春话》，最先问世，他如关直彦之《春莺啭》、藤田鸣鹤之《系思谈》，及《春窗绮话》、《梅蕾余薰》、《经世伟观》等。其书多为英国近代历史小说家之作。译本既出，人皆悦之，遂不知不觉，竟成小说革新之媒。柴东海之《佳人奇遇》，第一破格而出，继而末广铁肠著《雪中梅》、《花间莺》；又别为一体，不纯乎小说者，则藤田鸣鹤之《文明东渐史》、矢野龙溪之《经国美谈》等是也。然此等著译诸人，悉为当时论政大家，不过假托人物以自写其所见。故不得谓之专为文学而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