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战国时期处于社会大变革时期，其邦交也展现出和春秋时不同的特点，这在秦国表现尤甚。以法家为领导核心，秦国抛弃春秋时期的德义邦交而行逐利邦交，吸收谋臣、辩士为外交人才，以外交为自己的统一大业添砖铺瓦。
[关键词]秦国；战国；邦交特色
公元前476年，古中国社会大变革时期――战国时期正式到来。在长达两百多年的战国时期，古中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春秋时期的诸侯国在进入战国后，逐渐形成了以韩、赵、魏、齐、楚、燕、秦七国为首的格局。而这七国无不是紧跟时代发展步伐，顺应时代发展潮流，锐意改革。特别是秦国，充分利用了战国的各种条件，以灵活的邦交策略从西陲小国一跃到最后统一中国。
一、战国社会的大变革
战国乃中国历史上重大变革时期，王夫之所谓“古今一大变革之会”。进入战国以后，由于铁工具的广泛使用和生产技术的提高，农业发展迅速。变革因此首出现在农业区域。农作物产量的提高，使百姓在公田和私田上做出了取舍，迫使统治者放弃了原有的税收制度，实行按亩收税。例如鲁国的初税亩和秦国的初税禾。农业的变化延续到手工业上，不仅私营手工业，包括国家大型的手工业都迅速发展起来。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对城市的出现、人口的流动等都造成了影响。一系列经济上的改变反应到政治上，就是地主这类新兴阶级的出现。新兴阶级与原有阶级的权利矛盾，致使战国在政治上展现与前代截然不同的特点。一是各国为增强本身实力，政治改革不断。二是地主阶级逐渐占据各国的领导地位。小农经济的发展也使农民成为军队的主力，改变了原有的战争格局。随着经济和政治的变化，文化和学术也因此受到影响。原来由贵族掌握的文化，由官府主管的学术在民间逐渐得到普及，私学得到极大发展。统治者对优秀知识分子的重视，开创了“布衣卿相”之局和“礼贤下士”之风。杰出的学者聚徒讲学和著书立说，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思潮。实际上就是知识分子站在不同的立场，对国家的政治格局和统治方略提出自己的看法。同时文学艺术汲取了民间的养料，有了蓬勃的新发展。天文、历法、地理、医学、数学以及科学思想都有光辉的成就。
面对战国时期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变化，秦国在进入战国之后，也相应的做出了改革。“初税禾”的实施、牛耕和铁农具的逐渐普及，“为田开阡陌封疆”、都江堰等水利工程的修建等，一系列措施，使秦国的农业得到了迅速发展。秦献公、秦孝公两代人励精图治，任人唯贤，锐意改革，充分利用社会改革大势，稳定了秦国的政治局势。新兴并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地主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秦惠文王及其后诸王也大多能秉承前代政策，这种延续的自强型的改革，使其“税收的全国化、行政机构的官僚化、暴力手段的国家垄断化”，增强了秦国的军事、经济等整体实力。当时的秦国除了是法家集聚的中心外，兵家、纵横家、墨家等也受到统治者的尊重。秦国统治者博采众长，利用各种思想流派为其统治服务。
二、战国时期的邦交特色
战国时期，兼并战争的特殊性，让各国都试图增强自身的实力。在追求生存的驱使下，重德尊礼逐渐为诸侯国所摒弃，邦交围绕着“利与力”而展开。而“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以“力”支撑邦交、以“以战去战”以及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主张为当时统治者所赏识，在秦、魏等国中的政治改革占据了领导地位。为增加争霸砝码，各国普遍对外交人才十分重视，致使当时出现了诸多优秀的外交家。
1.德义邦交向逐利邦交的转变
在战国时期由于土地引起的整个社会的变革，国家之间普遍对礼的轻视，“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对于力和利的尊崇，使法家等在追求强大的各国改革中逐渐成为主流学派之一。
秦国在春秋时期虽处于势力兴起之时，却以“尊王攘夷”为己任，为周王室抵御戎族的进攻，实行德义邦交。在他国荒年时，尝施以援手。公元前647年，晋国大荒。当时秦虽与晋交恶，依旧对其进行粮食援助。等秦国在孝公时重用法家代表人物商鞅实行变法后，尔后诸朝坚持变法之内容，法家在秦国由此奠定了领导地位。政治上的变化反映在邦交上，秦国开始从春秋时期的德义邦交变为逐利邦交，在秦惠王时就有所体现。秦惠王时欲攻齐国，患齐楚交善。张仪为之如楚，以商于之地六百里许楚背齐。等楚国绝齐之后，张仪以六里诡辩于楚王。秦国以承诺结盟他国，等达到相应的战略目的便背弃。楚怀王三十年，秦昭王约楚盟于武关，待楚怀王至，“则闭武关，遂与西至咸阳，朝章台，如蕃臣，不与亢礼。秦因留楚王，要以割巫、黔中之郡。”邦交现实受邦交思想影响，秦国和楚国的邦交现实反映秦国在春秋时期以德义为核心的邦交思想在战国时期已发生变化，成为以“利”为核心的邦交思想。这种变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社会发展的推动造成的。这种变化不仅发生在秦国，整个战国时期的邦交思想都逐渐围绕着“利”展开。
吴起在楚国变法时，“将衰楚国之爵，而平其制禄；损其有余，而绥其不足；砥硕甲兵，时争利于天下。”而“魏用李克，尽地力，为强君，自是之后，天下争于战国。贵诈力而贱仁义，先富有而后推让。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万，而贫者或不厌糟糠。有国强者或并群小以臣诸侯，而弱国或绝祀而灭世。”战国诸强以变法为开端，以背信弃德为手段，以逐利邦交思想为指导，在兼并战争中大展身手。
2.新的邦交人员――谋臣、辩士
“朝觐之礼，所以明君臣之义也；聘问之礼，所以使诸侯相尊敬也……聘、觐之礼废，则君臣之位失，诸侯之行恶，而倍畔侵陵之败起矣”。故邦交一直为春秋时期各国的统治者所重视。而对邦交人员的设置，春秋各国普遍在西周邦交人员设置的基础上有所取舍。而被各国同时取用的就是行人的设立，《左传》中记载行人有近七十处。
西周时期，邦交人员为秋官司寇的属官，有大行人，中大夫、小行人、下大夫、司仪、上士、中士、行夫、下士、府、史、胥、徒以及掌察等官职，按照《周礼・秋官・司寇》所记载的人数统计，人数总计达528人。春秋时期的各诸侯国，由于自身条件等的局限，在官职和人员设置上都有一定的缩减。但是负责邦交的机构和官员还是齐备的，当时各国都设有专职的邦交人员――行人，负责国家日常的邦交事务。大行人的职责有“掌大宾之礼，及大客之礼，以亲诸侯。春朝诸侯而图天下之事，秋觐以比邦国之功，夏宗以陈天下之谟，冬遇以协诸侯之虑，时会以发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时聘以结诸侯之好，殷以除邦国之慝，间问以谕诸侯之志，归以交诸侯之福，贺庆以赞诸侯之喜，致以补诸侯之，以九仪辨诸侯之命，等诸侯之爵，以同邦国之礼，而待其宾客……凡诸侯之王事，辨其位，正其等，协其礼。宾而见之。若有大丧，则诏相诸侯之礼。若有四方之大事，则受其币，听其辞”。小行人的职责有“掌邦国宾客之礼籍，以待西方之使者。令诸侯春入贡，秋献功，王亲受之，以其国之籍礼之。凡诸侯入王，则逆劳于畿。及郊劳、胝馆、将币，为承而摈。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则摈，小客则受其币而听其辞。使适四方，协九仪宾客之礼，朝、觐、宗、遇、会、同，君之礼也；存、、省、聘、问，臣之礼也……若国札丧，则令赙补之；若国凶丧，则令委之；若国师役，则令槁会之；若国有福事，则令庆贺之；若国有祸，则令哀吊之。”行人在邦交过程中的作用决定了其在春秋时期的各国邦交过程中的重要地位。楚晋争霸时，晋派遣行人前后有巫臣、狐庸父子如吴，“教吴乘车，教之战陈，教之叛楚”。行人出使他国，不仅可以交好他国，亦可以拉拢其加入己方阵营，增强争霸实力。
但是伴随着历史的发展，以行人等作为邦交的固定人员的现状发生了改变，特别是在战事频繁的战国时期，出现了辩士、谋臣等行使邦交权利的新型邦交人员。进入战国以来，由于争霸的需要各国积极引进人才，当时齐国开办的稷下学宫，燕国设立的黄金台，都以高待遇吸引人才来效力。同时，各国对引进的人才不仅委以政治重任，还常以外交使节的身份出使他国。当时在秦国比较出名的有张仪、范雎、甘茂，赵国的有苏秦、毛遂等。以张仪为例，其善辩、有才，为秦王重要谋臣。其常以秦国的外交人员出使他国，为秦国扩大连横阵营势力。曾出使魏国，游说魏王事秦。在齐楚交好时，出使楚国，以商于六百里换得楚国联盟。后毁诺致秦、楚交恶，又替秦入楚，赂楚夫人郑袖得秦楚关系缓和。张仪以谋臣出使他国，以灵活的外交手段为秦国连横阵营增加了诸多盟友，增强秦国统一六国的实力。当时赵国亦有苏秦这样的谋士，携“革车百乘，锦绣千纯，白璧百双，黄金万溢”，为赵王合纵阵营游说各国。
战国是我国历史上的大变革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在邦交上，展现出和前代截然不同的特点。而秦国在战国时期的邦交改变对其统一中国的大业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逐利邦交迅速增强自身实力，多样化的外交人才建立了良好的外交形势。同时，秦国的邦交变化也基本上展现战国时期的邦交特色，在战国邦交变化中具有充分代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