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反结束，法院党组开始筹划成立律师协会。贺生高想让我去律协，让人事处处长成玉林做说服工作。成对我说，法院已经搞成这个样子了，整你一年多，搞成敌我了，回去也没意思，不如去律协。律协由司法局分管，局里有党组，老贺是书记，一切都不会有问题。到律协，你是顾问的顾问。我心里明白，这是为了说服我拣好听的说。我呢，前前后后挨整两年，法院确实是不想回去了。对律师虽不熟悉，但没恶感，从前父辈的朋友中有律师，他们不错嘛！于是下决心到了北京市律师协会筹备委员会。
虚为第一代律师，只办过一个半案子
政府设置律师制度，一开始就是个门面。它能在1950年就提上司法部的议事日程有偶然性。对于巩固政权、建立良好社会秩序来说，律师制度可是个好东西。绝大多数民主国家的律师制度都发展得好就是个证明。我们的情况有点意思，1955年律师一出现，老百姓就挺信赖，那时律师在老百姓心目中即使不能说印象绝佳，也是很好，总之挺受欢迎。
当时，北京市律师协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是陈守一。挑选他，据说是要找个大学者撑门面，但陈的主要职务是北大法律系主任，在律协是挂名，实际负责的是白振武。白是老红军，在陕北时就跟贺生高一起打游击，后又随贺从公安局来法院做办公室主任。我所在的研究室归办公室管，所以我们两家人住同院，那时为了工作方便，贺生高决定按行政单位分配宿舍，就是现在的人民大会堂的位置。我和白不但工作上互相信任，私交也不错，他乐于我来律协工作。
谁知到了律协屁股还没坐稳，贺生高就说：给你个任务，成立第三法律顾问处，你去搞，房子已经给你找好了。贺在这方面对我确实是特别照顾。你知道办公地点在哪儿吗？南长街，中南海门前，中山公园对面。那个小院好漂亮。中式四合院，西式装修，小院里边是个大玻璃罩子，它不是房间里的玻璃窗，而是整个玻璃大厅，这种装饰在当时很不寻常。人手也基本上配齐了，我就这样变成第三法律顾问处主任。
此时，那位在肃反中斗我最狠的女高音也调来第二法律顾问处。她又没学过法，怎么能做律师呢？我怀疑这是给老贺安的钉子。老贺的方针是：有人就行，来就欢迎。
不少人称我是新中国第一代律师，但实在惭愧，我对于五十年代律师开创时期的工作没有建树。那段律师生涯，基本上是搞行政事务，除了每周参与三个半天的法律咨询之外，总共办了一个半案子。重视咨询，主要是想了解一些社会对律师工作的需求以及人民大众对于律师工作的观感。
所谓“一个案子”，是因为南斯拉夫法律代表团参观法院要旁听审案，为此找律师出庭，司法局要求我去，正好预定的参观之日要审一个抢劫案，它就成了我的“处女作”。
那个刑事案子不具有典型性，按抢劫起诉的。我的表现自我感觉还可以，可惜什么材料也没留下来。现在还记得，案中辩护我把握了两个重点：一个是改变了定性，是抢夺而不是抢劫；另一个是被告人有犯罪中止情节。在刑事案件中，这两条当然很重要，被法官采纳了，结果判了缓刑。开完庭，代表团跟被告人会了面，说你的律师给你辩护得不错，最后还对他说了句“祝你好运”。
所谓“半个案子”，是当年轰动一时的罗抱一离婚案。那年头，干部中的离婚案子本来就容易闹得沸沸扬扬，加上我的当事人罗抱一是中央政府重要经济官员、外贸专家，女方是北京市一所重点中学的模范教师，两人一道从革命根据地进的北京，一对恩恩爱爱的患难夫妻！国内外有些报刊一渲染，自然万众瞩目。夫妻二人感情确实很深，但性格差别太大。一个是风流才子，另一个是女工作狂，一心扑在事业上，平常不回家，对丈夫有点“冷”，按罗的要求是不够“热”。时间长了，罗抱一就有点“那个”了。当年外贸部周末都搞舞会，罗跳着跳着跳出了花样。据说那个舞伴漂亮又风流，两人一“跳”钟情，罗抱一就开始“抱二”了。妻子有察觉，但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等到罗抱一正式提出离婚，她惊呆了：咱们是恩爱情侣、患难夫妻啊，怎么能这么冷酷无情呢？女方接受不了，找妇联帮助，妇联一介入，麻烦了，罗抱一就不再姓罗，而是百分之百改姓陈（世美）了，要作为重点打击。妇联好不容易找到这么个“喜新厌旧”的典型，而且出自“高干”，就要造造积极维护妇女利益的态势，这样一来，罗更是死心踏地非离不可了。想当初，中央和省市一级的妇联负责人，一般都是“上层人士”“革命元勋”的夫人，枕边风一吹，那劲头一般人抵挡不住，所以妇联那时颇有点“令人生畏”的气派。我心想，结合这个情势，联系当时法律背景、人事背景、舆论和政治背景，他的婚难离，而且人们很难同情他。我只好千方百计在他俩之间调和，总的方针是：即使离，也不要打官司，因为打官司对罗抱一百分之百不利。由于两人互不相让，而且越来越僵，又只好等待时机，这样前后耗去了我两三个月的时间，还没等出结果，反右一来，我就“闭幕”了。
对于这“半个案子”，我坚持这点看法：当事者是开初相当美满、后来实该分手的幸与不幸的一对！谁之过呢？说得清，又难说清。所以说，真正做一个好律师，办好一个案子不那么容易，也不那么简单。我阅历不深，从中增长了见识。作为律师，懂得人情世事，是必修课，太要紧了。
从“醋泡判决”到“大字报贴上天安门”
对北京市属各单位来说，整风鸣放与反右斗争，相隔也就半个来月，动作慢点的单位，包括法院系统，几乎就是“相连”了。
我没有参加整风。想法很简单：中央号召党外人士帮助整风，我又不是党外人士，为什么要“自外”？因此大小座谈会一概不参加。重要的是，当时一门心思在工作上。肃反收拾我一年半，丢了的这18个月，想补回来，更何况律师于我是件新的工作。
我没写过大字报，甚至没看过大字报。我所在的第三法律顾问处也没人贴过一张大字报。也曾要求后勤备足纸墨，但没人写。因此，法院、司法局、律协三家，还有一、二法律顾问处，天天有人动员我，说这么大的运动，你不能按兵不动，来看看我们的大字报吧。我一直未为所动，后来禁不住人劝，又听说当时最有名的那张被呼为“醋泡判决”的大字报，是我的朋友陈建国写的，标题是《共产党员的良心到哪里去了》，很轰动，我觉得说不定会捅娄子，动了想去看个究竟的念头。不料这一去就闯了祸，走上“不归路”了。 陈的大字报揭发了这么一件事：1956年，人大代表黄绍要来法院视察，调研反革命案件的审判情况。法院紧张了，因为1951年镇反时案子成批比较集中，有的没来得及写出判决，用军法处的名义以一纸布告替代，一张布告可以判处好多个死刑。你想，把人毙了，连个判决书都没有，太草率了！怎么办？于是补写，好应付人大代表的视察。但问题来了，补写的判决用纸新，一眼就能看出是补的，拿不出去啊。危难之时出高人。有个老法院的推事说，好办，用醋泡一下，而后晾干，就像旧纸了。陈建国大字报说，你们共产党用醋泡判决书来蒙蔽人大代表，“共产党员的良心到哪里去了”？他自以为“问”得很到位，美滋滋的。
院长王斐然率先去看这张大字报，很重视哦，他对旁边人说：“我是先睹为快。”研究室的郭可宏听后反唇相讥：“怕是先睹为恨吧！”跟着，围绕陈的这张大字报展开了热烈辩论。有人激赏，有人反驳，争得不亦乐乎。我去看时，好多人围上来问我的看法，我坏就坏在嘴上，漫不经心地回了一句：党员讲党性，“良心”这个词用得不好，应该问，共产党员的党性到哪里去了？这么提，搞到哪里都不会有毛病。我哪知道法院“密探”也多，我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马上就报到王斐然那里了，王的反应很有味道：“他到底在党内混过一阵子，就是比陈建国高明。”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信号，我混不多久了，连同陈建国！
没过几天，贺生高召集党组扩大会，传达市委关于大字报的指示，总的精神是：一不提倡，二不反对。老贺解释说：“咱们是专政机关，有些问题带有机密性，不宜对外，要贴只能在机关内部贴，不准贴到外面去！”我跟他过于熟悉，平时又不注重上下等级关系，就有点不那么讲理地问了一句：“要是有人往外面贴怎么办？”他很不高兴，硬硬地回了我一句：“谁贴我处分谁！”
“别拿处分吓唬人好不好？”我至今也想不清我说这话的心态，其实根本没有“抗”他的意思。他却生气了，立马说：“你贴个试试。贴了就处分你！”“我不给你贴，要是有人给你往天安门上贴一张，我看你也没办法。”
党内怕是也有人“卧底”。市委书记刘仁当夜就得到报告，“张思之要把大字报贴上天安门！”谁报的？不知道。但我知道，我已身处这场斗争旋涡的中心，前途只有一条：下沉了。后来我的右派罪行中有一条“主张把大字报贴上天安门”，源头就在这里。现在当然一说就清楚，可当时呢？
饭局也是阶级斗争
好像一有运动，我就在劫难逃。天下事也就有那么巧，接下来的一顿饭局，竟让我吃不了兜着走。
一天清早，我穿过石碑胡同朝长安街走，准备过马路去南长街我的办公室。一辆三轮车忽然在我身边停下，周奎正老兄腆着大肚皮跳下车，拦住了我，劈头一句：“有好吃的，去不去？”我说，有好吃的当然去。两个馋鬼碰一块儿了：“什么时间，在哪儿？”“明晚，北京饭店。”然后我才问什么由头。他说：“欢送郭可宏，赵威候操办，到时候他会通知你。”
我为什么一定要送郭可宏呢？郭与我曾经同在研究室工作，学贯中西，一个难得的人才。他对我帮助很多，是可以信托的朋友。他“二战”时当过远征军翻译官，肃反中为这段历史挨了整。夫人在上海工作，夫妻两地分居，一直恳求调回上海。我也屡屡请求老贺高抬贵手，尽快放行。老贺的回答非常干脆：“你让他走，我用八抬大轿把他抬回来。”调动于是遥遥无期，几乎已是泡影。
肃反之后，情况起了重大变化，郭可宏虽然没有政治问题，但因为受我牵连，又揭发不出我有什么问题，被整得很惨。为此去意更坚，老贺不好再留，同意放行。朋友设宴饯别，我当然得参加。根本没考虑《人民日报》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已经发出了严重的信号！
第二天晚上来到北京饭店，大家刚坐定，楼邦彦教授推门而入，夹着皮包，满面堆笑。楼当时以北大教授身份兼任北京市司法局副局长，又是九三学社北京市主委，民主党派中的头面人物，坐定发话：“威候，今天吃好一点，你们原来定的标准不够，不足的数统统算我的。”因为可宏平时工作之余，替楼译、校过不少书稿，都是义务性的，作为回报，合情合理。这顿饭于是吃得格外丰盛。未折柳，饮美酒。
席间，除了惜别，基本上是无主题地闲聊，楼邦彦是老师又是局长，说话特少。酒足饭饱犹存离情别绪，我看大家好像没有尽兴，又多了句嘴：“时间还早，诸位谁有雅兴，咱们上中山公园喝茶去。”楼先生等四人有事先走，其余的人与可宏一起在“来今雨轩”一直泡到“静园”，才入“人散”之境。
第二天一早6点刚过，司法局局长贺生高的电话就打来了，说你过来一趟，有要紧事。见面就问：“昨晚干什么去了？”我据实以对。“都有谁？”我逐一报了名。“楼副局长怎么去了？”我说我不知道。我事先也真的不知道。贺又问：“楼都讲了些什么？”我说除了闲聊，没说正经事。贺一听，火了：“你这个人，脑子里怎么没有政治？现在是什么时候，还和他们一块搞什么欢送？楼是市委关注的人你知不知道！我告诉你，情况很严重。市委对你们昨晚的活动很重视，知道情况后连夜讨论，分析楼参加这种活动到底想干什么。”他说刘仁很恼火，特别问张思之闹什么？还说刘在等着你的汇报材料，你先回去写材料，把昨晚的事前前后后原原本本写清楚。我心里十分明白，贺对我百分之百是好意，是为我创造“主动”的机会，交代清楚，好躲过这一劫。我的报告很详尽，但酒桌上的泛泛之谈，能有什么价值？我也估计不出楼副局长有些什么问题。报告递上去后没消息，我知道事情不妙，但并没意识到有多么严重，不就吃顿送别饭吗？
楼邦彦很快入“网”。批楼会上，斗争尖锐激烈，发言直指楼氏的重大活动无不带有邪恶的政治目的。以“骨质疏松”为特征的某些知识分子，面对突然而至的新形势，似乎个个都学会了披挂上阵，使尽十八般武艺，投向“顽敌”，聊表对党的忠心。楼先生一介学人，何曾见过这等战阵，只余哀叹，略微有点点招架之力，其状可悯。他的门生陈建国转得特快，第一个揭发他的老师，发言题目是《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他把自己装扮成“受害者”，说“受到了欺骗”。楼先生没有客气，慢条斯理地回了他一句：“你那么聪明，我骗得了你？”真是绵里藏针。不知这位人称“沪上精灵”的陈老弟做何感想。没过几天，他也被人移为“靶子”，本想避开恶斗，却被击中了。我深知自身已是“在劫难逃”，一语未发。 市委政法部召开的最后一次座谈会，点名要我参加，送来书面通知，郑重其事。我仍然不去。法院机关党委只好另换对策：打上门来，三个人找我恳谈。那位昔日斗争会上的“女高音”，现在压低嗓音故作温柔：“思之同志，咱们都是党员，共产党员首先得对党忠诚，讲心里话。大家都知道你对肃反有意见。现在党在整风，我们也在回顾工作中的问题。你有哪些具体意见应该都倒出来，帮助党改进工作嘛。”另外两位随声附和：“孟萍同志讲了党委意见，今天是专门来听你讲。”
我一听，心想跟我玩这个呀。形势已然清清楚楚告诉人们这是一场斗争，曲曲弯弯怪没意思，就来个实话实说，直截了当：肃反那么整我，的确有意见，但现在我不提。右派向党进攻，肃反是很重要的一条。让我在背后捅刀子，我不干。等运动完了，我会提的。他们软磨硬泡：现在提，组织上能很快改正，岂不更好？我的态度十分坚决，说你们就死了心吧，我现在不会提。谈话总共也就十多分钟，他们一无所获，灰溜溜地走了。
没多久，白振武对我说，是不是主动检讨一下，也许能过关？我明白他的好意，就说老白啊，我现在想得很清楚，我检讨也是它，不检讨也是它，反正在劫难逃，不费那个劲了，有什么算什么吧。
我入了“网”
果不其然，在北京律师界，我第一个被划为右派。请你注意一个史实：毛的反右方针中有一条，叫“先党外，后党内”。楼、陈他们之所以划得早，就因为他们属“先”。从“后”说，我大约也是法院系统的第一人！
批我什么呢？大字报和斗争会上罗列的罪行总共有五条：一、攻击肃反运动是打击报复，政治陷害；二、在内部制造分裂，一贯反对党的领导；三、主张把大字报贴上天安门；四、给右派分子陈建国出谋划策，支持右派言论；五、参加欢送右派分子郭可宏的黑会，为右派分子撑腰。
按照中共中央规定的划右标准，以上五条只要一条就够。头两条，去年在肃反中已反复做过批斗，再炒“回锅肉”也弄不出新鲜味道了。第三条看似严重，实际上我与老贺在大字报问题上的那番对话，主持反右批斗会的刘杰三当时就在场，他不会曲解我的原意，“斗争会”上三言两语就交代清楚了。至于后两条，说我主张把陈建国大字报中的“良心”改为“党性”是出谋划策，说送别郭可宏的晚宴是开黑会，我都没做辩解，有什么好说的呢？
这回特乖。一是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二是批斗我的都是律师界一块工作的同事，他们无非是执行公务，发言又都不出格。个别人情绪激烈点，也是出于争取个好的态度，有利于“闯关”免划，可以谅解。我没有理由跟他们对抗，说什么我都认。因此，斗争特别顺利，三场下来，就结束了。刘杰三的结论是：“不像人们说的那样难斗难缠嘛！”他是30年代北平的老地下党员，靠拉排子车做苦力做掩护，一位忠厚温和的长者。虽也来自公安局，但到得晚，对王、贺既不偏爱也无成见，没有介入他们之间的是是非非，相当超脱。他领导律协系统的反右斗争，我没吃过分外的苦头，最终给我的文字结论，也只有反对肃反和主张把大字报贴上天安门两条，其余的都抹了。文革中刘杰三被造反派整得死去活来，终日罚跪，膝盖都磨烂了，浑身上下是伤，我去看他，一句怨言都没有，对毛依然无限崇拜。文革没结束就含冤去世了。
反右开始，王斐然运用权力，把调走没几天的郭可宏又从上海调回批斗，这显然因为可宏与老贺和我关系密切，王依然想从他口中挖出点材料，结果当然是再度失望。可宏回京本想尽快过关早日重返，进门第一句话是：“我回来是认罪的，我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有罪。”他忘了自己有小辫，他们夫妻长期两地分居，不得团聚，平时自然会有不满，发发牢骚，激动时也会发出不敬之词，那句“先睹为恨”便是新例。于是就被硬整狠斗了。但这够得上“反”吗？构成“罪”吗？可他不得不“认”，斗争结束，戴了两顶帽子――右派加反革命，带着两项处分――开除公职加劳动教养。回到上海，夫妻二人承受不住如此剧烈的打击和折磨，双双自杀，携手天国，这或者是他们“最后的”抗争，正在英年！我却由此永远告别了一位真诚的兄长和朋友……还有，一个那么多姿多彩的温馨之家。谁能告诉我：今夕何世？
如果不是受我牵连，可宏可能不会被弄回北京，不会被处理得那么严酷，他也不至于走上绝路。每念及此，心里有多少愧疚的话想说？能说？
法院“烂掉好哇，可以再搞一个嘛”！
划右派的时候，大家已看清领导小组的“布局”：王派这边划一个，必定要从贺派那边也揪一个出来，所以，肃反时几个斗我最狠的，包括那位女高音，一个没跑掉，都被划为右派了。这样一来，名额超标，我那个第三法律顾问处却只划了我一个。刘杰三告诉我，内定还有马德昌和李知新，让我揭发他们的问题，有让我“立功”的意思。老马平常说话有点尖锐，有时还带点刺，但绝无恶意，能算问题吗？我什么也说不出。终因名额已够，刘杰三就给摁下了，他们逃过了一劫。从整体上讲，整个法院、司法局系统划了六十几个，包括王、贺两个主要头头，够狠的了。
运动结束，对我的处分，按“标准”说不轻不重，不是分六类处分嘛，我是四类，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工资降了两级。
北京法院划右派，在基本点上与其他单位类似：荒唐。从全国范围来看，什么花样都有，五花八门难以概括。给你说个法院的例子印证一下。女法官毛思浚，人很好，整风座谈会她开庭没空参加，本来可以躲过“引出”这一关了。嘿，真的是“人的命天注定”。她开完庭，座谈会还没散。她也是好事，推门往里看看，里面人说“进来进来”，她觉得自己很受欢迎，边找位子边说：“我不是来‘争鸣’的，我是来共鸣的。”这话精彩吧？好！共鸣。尽管坐定之后直到散会没再讲半句话，会上所有右派言论也都有你一份，“共鸣”嘛，于是入网，定为右派。噢，怎一个“共”字了得！她丈夫同我挺要好，跟我说，这个思浚啊，平时不爱说话，不知怎么却多这个嘴！
我也搞了“落井下石”
我后来得知，戴帽的人包括一些头面人物，除了极个别的“硬骨头”，无不公开承认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罪。我排在这支长长的认罪队伍里面。不同的是，我除了认罪，还夹点虔诚。有个重要的观念主导着我：“毛主席还会错吗？他绝不会错！”错在自己，咎由自取。反右肯定既正确又必要。 王斐然、贺生高双双划右，我都不觉得意外。尽管我自始至终不认为他们真的反党反社会主义，但让我揭发王斐然，我却非常痛快，虽然揭的都是陈年往事，陈谷子烂芝麻，甚至只能算是鸡毛蒜皮，但毕竟不该落井下石。冯雪峰被周扬迫害成那个样子，却拒绝揭发周扬，那是什么品格！私心一重，什么坏事丑事都干得出来。
我对老贺确实有特殊感情，于公尊敬，没有距离；于私亲切，没有隔膜。现在把他划成右派，要我揭发，竟也降服，面对暴政，我是懦夫，哪有马寅老那种孤军奋战不可夺志的浩然正气！反右领导小组指示我，先写材料，斗争会上不讲具体事实，达到让老贺丢掉幻想、坦白交代的目的就够了。我遵从照办。在会上，贺夫人对老贺说：“你还扛着！还存什么幻想？还不彻底交代。你听张思之发言，谁知道他会揭你些什么？家里人等着你的觉悟！”贺夫人平时怯于在会上讲话，那天说得既沉重又沉痛，使我受到很深的刺激，我无“颜”以对。
我终于给老贺致命一击，是交代肃反中前门见面那件事。按当时的政策，那种晤谈不仅仅是违反组织原则、破坏纪律的问题，还够得上“敌我不分”的立场错误，足够划为右派了。我明知这个揭发会引起公愤、给老贺造成压力，得到恶果，还是干了。我天真地认为我们都错了，好蠢啊！
1958年划右以后，我和老贺失去了联系，再未见面。1978年，老贺的右派问题作为特例先期改正，重回公安局任顾问，却突然查出胃癌断为晚期。我去公安医院看他，只见他仰卧着，接近一米九的壮汉身影已不复存在，瘦得厉害，只是精神还好。见到我十分高兴，虽然当时已经几乎不能进食，却执意要吃一个我带去的梨：“你给我送来的，我一定要吃下。”我懂得他的心，没有劝阻。他带着微笑，一口一口艰难地往下咽。“梨核儿内酸”，他那既坦然又艰难的状态，给我的刺激远超“死别”。我陪着他，眼泪一滴一滴往下落：我们都动了感情。他握着我的手说：“人都会死，不必难过。只可惜我没能为党多干点工作。你还年轻，又很能干，好好干番事业。过去法院那些事，别再想它，没什么了不起！”这么忠诚坦荡的党人，却硬给划成了党的敌人，阶级敌人！人间还有是非公道吗？除去问天，又能问谁！纵观此生，多少“天问”？
老贺走得太急太早了。他是第一个因早逝给我极大刺激的人，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愧疚与悲痛：真不知怎样才能挽回我带给他的痛苦与损失！
斐公1979年初春“改正”以后，调任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一次开会巧遇，他孤单一人，腿疾似乎重了些，走路很费劲。我赶上去扶他，一阶一阶地登上楼。他很感动，边走边含歉意地说：“别怪我。那时候主要是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来领导你们这批青年学生！”我懂得他的意思，也相信他说的是实情，回应道：“我能理解，我有些事做得也很不像话。”他转了话题，接着说：“你转到律师行业，合适，好好发挥吧，等你的好消息。”再以后，他来电要看我那年写的文字，表示出一如过去那样的关心，我也很受感动，前嫌尽释。
现在，斐公、老贺都转到另一个世界去了。是他们，领我迈进了中国社会的门槛，懂得了一些世事，给了我锻炼本领的机遇，又是他们的坎坷唤醒了我的觉悟。我怀念他们，感谢他们，也知道该怎么做才是对他们最好的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