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人化自然”是马克思自然观的核心思想，强调人与自然在实践基础上的辩证统一。“人化自然”理论主要阐述了人化的自然界是人生存和发展不可或缺的环境条件以及自然关系与社会关系相互制约这两个观点。以此为基础，马克思揭示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自然相抗衡及其社会根源，并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人类劳动和生态环境的关系、“异化劳动”普遍化的这三个角度来解释人与自然相依相抗的社会根源。在当代，人与自然抗衡的过程也使得生态环境每况愈下，在此背景下，科学发展观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角度上，对马克思“人化自然”的理论作出了创造性的阐述与解释，生态文明将转变单一的经济增长评价指标，强调人对自然的理性利用而不是片面支配，突出了在人和自然协调进步下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从“人化自然”到“科学发展”，生态文明的价值在这一转变中被寄予了更多的期待，也体现了马克思对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所作的热情展望，这就是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实现全面和谐、实现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生态文明时代。从“人化自然”到“科学发展”，这种方式也为当代人类社会发展指明了应有的生态觉悟和实践道路：警惕和抵制“生态霸权”、坚持和促进“科学发展”、确立和弘扬“生态”理念。
关键词：马克思；人化自然；生态文明；实践道路
马克思自然观是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中极为重要的部分，莱斯就曾指出自然概念在马克思所有时期的著作中都是最重要的范畴之一2。从“人化自然”理论出发，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进行政治、经济批判的同时，也进行了无情的生态批判，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性以及生态危机的制度根源。当前，生态文明理念秉承了马克思“人化自然”思想的基本价值，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创造性发展和演绎。从马克思的“人化自然”思想出发，积极探寻生态文明的实践道路，是我们超越生态困境的必由之路。
一、马克思“人化自然”思想的生态整体论意蕴
马克思突破近代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对人、自然及其两者关系的“抽象”理解，将“现实的自然”和“现实的人”看做历史活动的前提，揭示了“现实的人”与“现实的自然”在“人化自然”实践活动中的辩证关系，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整体论意蕴。
马克思说，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从外在来看，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和发展必不可少的外部环境，人类也必须依附着自然界；从内在来看，自然界与人类构成了相互联系的生态系统。这是其生态整体论思想的一个重要体现。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抽象自然”的批判，重新诠释了“现实的人”与“现实的自然”内在统一、协调演化的辩证关系。马克思从劳动即实践活动出发，揭示人从自然界的产生，“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1。人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作为其“无机的身体”2的自然界。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依附于自然界，人类通过劳动从自然界中获得维系自身发展的“粮食”；但是人对自然的依赖并不是消极被动的依赖，而是受动与能动、制约与超越的统一。劳动实践包含着精神的因素和物质的因素，是人的能动的活动。在“人化自然”的过程中，人通过劳动把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共同作用于自然界，不但形成“他所创造的世界”，而且不断超越自身的自然性，向社会性提升。这样，人与自然对立统一于一个动态发展的整体系统，也就是说人类自身与外在自然的统一，其中包括人的自然性质、需求和发展与环境的变化及协调相统一。
“人化自然”概念中体现生态整体论思想的另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在人化自然所形成的“社会历史”中，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彼此相互制约。通过对人的能动性的揭示，马克思揭示了人能够创造历史并且在不断地改变自身和自然，其原因在于人类通过劳动实践活动为自己创造财富、丰富自己的精神活动并逐步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马克思认为，人通过劳动实践实现其价值，使之成为现实的人，同样，历史也是人的劳动实践创造的过程。“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3因此，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人化自然的历史进程中彼此相互制约。一方面，人社会性的形成离不开人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实践活动。人类通过生产劳动使自然界朝着适合人自身生存的方向发展，同时，人与自身、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类社会也逐渐成长和发展。“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相互影响。……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4另一方面，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又对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性变化产生反作用。人与自然的价值关系总是通过处于历史之中且不断变化着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为媒介体现出来。人存在于社会之中，且存在于一定的结构之中。这就说明，在人化自然的过程中，不同的社会关系必然产生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同影响。
总之，在马克思“人化自然”的理论视野下，具有自然属性的人与自然相互作用，这就使得人不断走向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不仅是因为其改造了外在的自然，也超越自身内在的自然。这也突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问题，即人的发展与自然的发展辩证统一。
二、“人化自然”视野下生态困境的根源解析
在马克思看来，“人化自然”的过程就是人通过劳动实践活动不断地改造自然，使人在自然界的活动范围更为广泛，这也使得人与动物的界限更为明显，从自然的内在与外在获得全面的解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但是，人和自然的解放作为“人化自然”的终极价值目标，其实现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在现实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中，往往会出现“非人的自然”和“非人的社会现实”。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态环境的恶化及其给工人阶级带来的种种灾难，就是人和自然这种“非人”现实的极端表现。由此，在人化自然的视野下，对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态环境，马克思对其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并且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态困境的真正根源。
第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逻辑的“扩张”导致生态环境的“退化”。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人类对自然的肆意掠夺，自然环境逐渐被破坏，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自然不再被视为人的“无机的身体”，不再被视为人自身本质力量的确证，而是被视为少数人谋求财富、控制他人的工具或手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在于取得劳动的最近、最直接的经济效果，完全忽视对于自然环境的污染和破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按照它的矛盾的、对立的性质，还把浪费工人的生命和健康、压低工人的生存条件本身，看作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从而看作提高利润率的手段。”1这样，资本逻辑的“扩张”仅仅将自然作为“有用物”，作为赚取利润的条件而存在。“如果说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一方面创造出一个普遍的劳动体系……那么，另一方面也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2这样，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对自然“制约”的分析，揭示出自然生态环境严重恶化的社会制度根源，为生态马克思主义和当代生态哲学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第二，马克思用“物质代谢”解释人类劳动实践和生态环境的关系，揭示出资本主义打破了人和自然之间“物质代谢”的平衡。人类通过生产劳动实现自身的生活，马克思将这一过程归为自然循环的一部分，并将其看做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代谢”，即“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代谢过程”3。而资本主义生产却极大地扰乱了人和自然之间的这种“物质代谢”，它“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1。由此，马克思强调要对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代谢”进行合理的调节，“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2。这其中蕴含着环境保护的基本理念，日本哲学家岩佐茂就直接把马克思的物质代谢理论与现代的循环再利用思想联系起来，认为在“这种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代谢过程本身就是回收再利用（再循环）过程。它是自然循环过程的一部分”3。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福斯特亦对马克思“物质代谢”概念的生态学意蕴给予了高度评价：“马克思关于城市和乡村、人类和自然关系中的新陈代谢断裂的概念……预示着许多当今的生态学思想。”4
第三，马克思从“异化劳动”普遍化角度揭示了社会关系层面的异化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然的异化”这一根本状况。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异化劳动”不但造成人和自然的异化，而且导致人和自身本质的异化。人和自然的异化体现在：自然环境遭到人类的破坏和污染，自然作为生产的条件和对象成了人的异己的存在，从而产生自然界的非人化的社会现实。人和自身本质的异化表现在：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创造了财富和舒适的生存环境，但是他们却过着赤贫、丑陋、非自然、非人的生活。 “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无庸争辩的事实。”5可见，在马克思“异化劳动”的批判视野下，资本原则对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否定，导致了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极度疏离，所以为了能够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我们只有从制度入手，扬弃和改造资本主义制度，才能克服人与人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双重异化。这就“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6。由此，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便带来了否定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性结论，“对于分析资本主义和市场结构所造成的环境问题是一个有益的贡献”7。
三、生态文明理念：马克思“人化自然”思想的当代发展
马克思的生态批判思想启示我们，必须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社会的关系联系起来考察，将人、自然、社会及其彼此之间的相互关系当做一个有机整体来对待，通过对社会关系、生产关系的实践改造来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建构，否则势必在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保护问题上陷入形而上学困境。今天，唯经济主义的传统发展观使人类正面临着比马克思当年所预见的更为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要求我们重新审视社会发展理念，重新调整对待自然的态度和行为。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强调要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究其根源，十八大报告也是基于目前人与自然关系的冲突、工业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环境污染问题提出的，对未来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寄予了很高的理性期望，其理论前提和出发点就是“人化自然”视野下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
首先，生态文明将“发展”置于“人―自然―社会”整体和谐的视域，力求实现发展与环境的“双赢”。人类在实现其经济增长与自身发展时，会与自然发生各种价值上的冲突与抗衡，对此要对其传统的工业发展模式进行反思，避免片面性与盲目性，实行科学的发展观。生态文明必然要我们的发展立足于人之根本，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认为社会发展不是取决于哪一对矛盾的相互关系或相互作用，而是取决于系统内部各要素、系统与系统、系统与环境之间的多种复杂的非线性的相互作用及其协调耦合”1，强调要从物本主义到人本主义、从唯经济主义到全面发展、从自发发展观到协调发展、从不可持续发展到可持续发展等方面以创造性的方式实现社会发展方式和理念的转变。这也表明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不只停留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也迈向了生态文明。
其次，生态文明强调在人的主体性的基础上实现人对自然由片面支配到理性利用的转变和超越，克服工业文明以人的主体性控制和掠夺自然的局限，力求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和谐的伙伴关系。“以人为本”并不是对自然的蔑视和否定，而是与“敬畏自然”一致。“对大自然进行无情无理无度无序的索取，这不是‘以人为本’，恰恰是对‘以人为本’的僭越，因为其结果就是导致现在人类正在承受着大自然带给人类的‘不能承受之重’。”2“人类作为自然面前唯一的主体，只能依靠自身的努力，同时对自己的行为负责”3，同样，在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活动中，人类必须以负责的态度来对待自然。因此，生态文明理念必然要求我们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强调在对自然平等尊重的前提下通过人类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推动人与自然价值关系的实现。
最后，生态文明突出了在人和自然协调进步下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生态文明理念将人、自然、经济、社会等看做是具有内在联系的社会整体发展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要以一种全面的视角来看待发展目标、发展实践，不仅如此，发展中产生的任何问题都必须放在集改革、发展、稳定于一身的大局中来解决，只有借助于经济、政治、文化等其他社会领域的全面进步以及人、自然、社会三者的协调发展，追求生态的平衡和人自身发展的平衡以及两者相统一的理想境界，才能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种理想境界正如马克思所言：“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
四、“人化自然”视野下超越生态困境的路径选择 “人与自然和解”的时代是马克思对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新型社会的热情展望。然而，通向这一美好前景的道路却将是曲折而漫长的。我们只有循着马克思“人化自然”的理论足迹，积极推进美丽中国、生态文明的实践进程，才能真正超越当前的生态困境。
首先，警惕和抵制“生态霸权”。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生态环境破坏的行为和现象仍然大量存在。作为全球生态环境恶化的始作俑者，发达国家虽然只占世界人口的20%，但却消耗着全球的大部分自然资源和排放着大部分的污染物。然而，他们不但不愿意为自己的“原罪”出资，而且为了维护自身的生态环境和发展繁荣不惜牺牲发展中国家的生态利益。所以，资本主义的本质并没有改变，只是在对生态环境问题上的处理手段和方式略有不同。他们借助全球化的巨大引擎，依靠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优势地位，将发展中国家纳入他们“生态帝国主义”的发展轨道，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生态危机。这主要表现在：利用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的迫切愿望以及环境保护立法不健全的机会，把污染较高和能耗较高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发展中国家，以缓解自身的生态压力。另外，为了在垃圾处理上降低成本，他们发动“垃圾战”，以非常低廉的价格，把污染物运往贫穷国家和落后地区，使这些地区成为他们的“垃圾场”，甚至为了控制和掠夺资源而以种种借口大动干戈，结果不但导致当地资源枯竭和环境恶化，而且加剧了地区性的动荡和紧张局势。可以说，资本主义国家这种“生态霸权”行为所彰显的“权力意志”和控制欲，是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观念以及资本主义利润本位思想和狭隘的民族主义在现实社会实践中的极端投射。因此，对资本主义国家继续进行“生态批判”，警惕和抵制“生态霸权”，是我们在发展过程中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超越全球生态困境的迫切任务。
其次，坚持和促进“科学发展”。资本的逻辑就是追求高效率、高利润的生产模式，其基本特征就是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这种生产模式一方面造成社会财富极端不公平的积累，另一方面导致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不可持续性”。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在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亦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环境问题，“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近20多年来集中出现，呈现结构型、复合型、压缩型的特点”2。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我们面临的迫切任务就是：合理协调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积极促进社会的“科学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坚决反对对生态环境带来巨大破坏与压力的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生产模式和生活方式，在人和自然和谐统一的基础上实现生产模式和生活方式的彻底重构。在生态系统可接受的范围内进行经济增长与对自然的改造和利用，以便更好地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从生产方式、技术选择和生活方式等方面进行深刻变革，实现工业发展模式的生态化转变，进行生态技术的选择和创新，建立低碳环保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以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的全面发展引领和促进全球范围的“科学发展”，使人类在“人化自然”的历史进程中向人与自然整体和谐的生态文明稳步迈进。
最后，确立和弘扬“生态”理念。生态智慧主张生态整体是合理价值的主体，强调生态整体的合理性和生态内部各因子之间在价值上的平等性、内在关联、共生互动。据此，任何一个国家或集团，都只是整个人类文明生态系中的一个因子，相对于整个人类文明来说，仅仅具有抽象的价值合理性，不能将这种抽象的合理性片面地高扬，借以推行生态霸权、扰乱世界的文明秩序。“今天的世界，是一个大开放、大交往、大融合的世界，利益密切相连，命运息息相关，发展相互促进，要求人们站在一种全新的理念上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协调与和谐。”1因此，在生态危机威胁全人类生存发展的境遇下，只有从马克思“人化自然”思想的生态整体论价值视域出发，确立全球关联共生的“生态”理念，消解孤立片面的价值观，以人类整体道义原则超越集团利益的狭隘视野，才能彻底根除为了某些政治目的、为了一国私利而不惜损害他国乃至全球利益的不正当做法，建立国际治理新秩序，消除全球环境分化，兼济代内和代际的公平，以人类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取代某些国家和集团的单一利益和眼前利益，充分考虑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人类自身的生态整体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