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早期的政治思想家在排除了神学权威之后，必然要为人类社会提供一套新的话语基础。他们追溯人的 自然状态，并以此替换既有的 原罪理论。而考察人类的语言能力是 自然状态理论建构中至为关键的一个环节，卢梭亦不例外，他的 《论语言的起源》一文最初 只是 《论不平等》一文的残片。因此，理解卢梭的语言理论，有助于我们全面把握其政治思想。
一、卢梭语言观的具体内涵
在卢梭的语言理论中，他首先描述了语言的起源。卢梭认为，一旦个体意识到他人，便产生了交流的必要，而人天生就具备视听器官，于是就有了表达思想的感性符号。在他看来，这些可感知的符号就是语言，它又可分为手势语言和声音语言。然而，在历史上，人们更常使用的是约定的声音语言，并把单纯的手势语言和含混不清的声音归为 前语言状态。因此，描述语言的产生就是要解释约定性语言的源起。卢梭认为，虽然手势语言比声音语言更简约有力，因为形象可以传达更为丰富的内涵，它在言说之前便已激发了人的想象力和好奇心，但是，声音较之于视觉符号，不仅没有空间的限制，还可以 更有效地激发听者的意欲。同时，在卢梭看来，人自然发出的、无意识的简单声音不能用于言说，因为它既不清晰，也不能表达意义。他视婴儿的哭声为第一种语言，婴儿藉由它表达了自身的情感和需要。卢梭认为，随着事先规定好的符号和富于变化的音调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尽管这一过程充满诸多困难，但是一种约定性的语言最终形成了。
二、卢梭的语言观与其政治哲学的关联
对于卢梭来说，人是什么，既是他政治思想的核心问题，也是他那个时代急需解决的理论症结。他对如何考察人有着十分明确的方法论意识：必须通过人去研究社会，通过社会去研究人;企图把政治和道德分开来研究的人，结果是这两种东西一样也弄不明白的。是的，集合成群的人的倾向，或者说民族的倾向，跟个别的人的性格是大不相同的，如果不在人群中去研究人的话，我们对人心的认识也是很不全面的;但是，我的看法也不见得有什么不对，我认为，为了要认识人类，就必须从研究个人着手，谁能全面地了解每一个人的倾向，就能够预见它们在一个民族中的综合的影响。
三、卢梭的语言观与近代契约论传统
我们知道，契约论是西欧 1618 世纪政治理论的核心。在当时，新大陆的 发现为人们考察政治社会的起源提供了大量生动的博物学、人种学材料;经年累月的战乱则成了检验人性的真实的试验场。人们认识到，单个社会所依存的法律制度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不是神授的、不变的，而是在各地区不同的习俗中产生出来的; 落后的原始人固然野蛮，但却比所谓的 文明的、理性的欧洲人更为诚实、勇敢、仁义。因此，契约论者不再立足于神学教义，而是从人的自然本性中引申出政治权利的根源，这无疑肯定了人在世界图式中的中心地位，也是对文艺复兴时期政治思想的继承。他们的 自然状态理论既包括稽考事实，对人类早期历史的情景进行追溯与重建，也蕴含着应然的层面，旨在反思、批判社会现实，而后一点在卢梭这里可谓典型。
对于卢梭而言，霍布斯对人性的思考是可取的。在他看来，霍布斯的荒谬之处在于把人后天才有的骄傲、虚荣心当作人的自然本性。这无疑造成了二人在政治理论上的巨大差别，因为它一方面促使卢梭返回到语言出现之前，去寻找人的自然天性，另一方面也迫使卢梭深入反思强力保障下的信约到底代表着谁的意志。因此，当近代契约论发展到卢梭这里时，他明确要求人们正视信约带来的政治欺骗和语言霸权。他写道： 谁第一个把一块土地圈起来，硬说 这块土地是我的并找到一些头脑十分简单的人相信他所说的话，这个人就是文明社会的真正缔造者。也就是说，在卢梭看来，所谓的 文明社会，只是政治语言营造出来的巨大骗局，得利的富人会把自己的意志转化为法律条文，从而使不平等的现象合理化。因此，卢梭心中合理的政治共同体必然以 公意为基础，以保障结成者的自由为旨归，也就必然表现出人民民主的特征。当卢梭以激进的姿态，将自然法的逻辑推行到底，并肯定人民有权打破枷锁、争取自由的时候，近代契约论便大抵走完了自己的理论之路，它将与政治活动相结合，在大革命的血雨腥风中接受检验、洗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