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来，从深改组、国安组成立，到全国性审批权下放，顶层设计的变动之大，令人目不暇接。而且，与以往有些运动式政策改革不同，这一轮的变动除要应对现实的政治问题之外，尚具有整体布局的深意，每一步均涉及长久的制度安排。
但随着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最难的实施阶段，顶层设计能否落地，尚需一个关键性的支撑：人事。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不但掌握中枢权力，其组织分支更从国家主席层级，到各省、市、县、乡镇，乃至数百万个村，都作为一把手或领导集体而存在。因此，中国政治的核心问题，就是执政党的组织人事问题。
“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说穿了，所谓政治改革，就是选什么人当官的问题。 打破选人封闭痼疾
相对于“官员”来说，“干部”这个词是外来语，指的是党的各级政治骨干。“党管干部”，指的是当代中国的选官权力掌握在各级党委手中。因此中国的官员选拔，核心在党内的组织人事制度。除传统的“德、才、能”的标准外，干部选拔还有新的内容，包括“革命意志”的标准、国家治理的要求。而在一些地方，干部选拔还与所谓官场“潜标准”的影响密切相关。这些标准分别适用于不同的场合，其相互间的权重也随着时代的要求而在不断变化之中。
虽然中国共产党成功领导中国从革命年代进入和平建设年代，但执政党没有忘记“革命意志”在新时期的重要作用。习近平说，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如其所言，好干部第一位的标准是“理想信念坚定”，要坚持原则、敢于担当。当然，共产党并非要求它的干部只会喊政治口号，还要具有扎实的政治工作能力。十八大提出的干部队伍的核心标准除“政治坚定”外，还包括“能力过硬”、“作风优良”、“奋发有为”，这里强调的正是“革命意志”对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重要作用。
国家治理标准，指的是在政治、经济现代化的背景下，为治理现代国家而对官员队伍的知识和能力要求，熟悉市场经济、掌握现代治理技能等等。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干部四化标准(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即是从革命党的要求向现代国家治理的需求转变的体现。当然，相比现代国家治理的专精需求来说，“四化”标准仍然显得较为粗糙。此后的公务员制度将治理能力通过考试的形式反映出来，是干部制度的一大进步。
而一些地方所谓的官场“潜标准”指的是，由于干部选拔是自上而下的，权力掌握在上级领导和组织部门手中，而上级领导人在决定下级干部时，有时不是根据组织人事政策、群众呼声和现实需要，而是根据自己的主观印象和好恶，更容易选择那些“听话”的干部，却使干部脱离了人民群众的监督。有的甚至有意培植亲信，拉帮结派，提拔自己“线”上的人，很容易培育上下级干部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这些拿不上台面的“标准”，是造成党内拉帮结派、集团腐败、官僚主义、庸官上位的重要动因。
从反腐中暴露出来的一些地方用人问题来看，官场“潜标准”导致的最大弊端就是一个地方选人用人的封闭性。这种封闭性导致普通官员对执政党的忠诚，在很大程度上又被扭曲为对上级领导的顺从。官场的人身依附关系，使干部对上级领导言听计从，不敢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习惯。这不能不造成领导能力的退化。
在全面深化改革时期，必须打破选人用人的封闭性，必须警惕“革命意志”被庸俗化、形式化，警惕自上而下的选拔机制使得国家治理标准被所谓官场“潜标准”所排挤。
习近平在近期反复强调干部队伍要具有担当精神、敢于碰硬以及勇于改革、善于改革，当“改革促进派”，所流露的正是对用人问题封闭痼疾的不满。 好的“人品”与“官德”
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在取得重大成绩的同时也面临新挑战，“摸着石头过河”战略提供了改革不可或缺的政治弹性，但我们不能永远摸石头，还必须探索出清晰明确的制度方向。制度设计不能只是应对现实问题的短期行为，更要体现清晰的政治理念。
而欲建立某种“新常态”，则一些新的政治逻辑必须被确立，如：从形式上的“党管干部”到内涵上的“理想信念”更新;从模糊的“德才兼备”到明确的资格能力标准的设置;从宽泛的法治原则到具体的党内制度的完善，等等。如此，才能确保顶层制度设计的落地。
新常态下的干部选任首重政治理念。即具有坚定理想信念的干部才能抵御诱惑、服务国家。习近平不止一次对此强调过，干部不能成为利益集团的工具和上级领导的“家臣”。而某些干部之所以那么容易被官场潜标准俘获，将权力私有化，甚至成为集团腐败的一分子，正是由于内在信仰的丧失，让干部太容易被腐蚀。
需要指出的是，政治理想不是空喊口号。十八大后揪出来的上百名“老虎”，在贪污腐败的同时都在大讲特讲共产主义信念，甚至在被“双规”的前一天还在开会布置学习文件，高调得很。看看这些年落马的官员，越是在会议上喜欢喊大口号、在现实中喜欢给人扣大帽子的官员，其人品越是可能有问题。
即使在当下，那些喜欢空喊口号、给别人扣大帽子的少数官员，实际上并没有对党真正有多忠诚，不过是拿别人的头颅供奉自己的政治前途罢了。过多任用这样的干部，对党的事业没有好处―将本来严肃甚至神圣的政治理念庸俗化，是对真正的政治理想的谋杀。
加强政治理念的建设，真正要注意的是，发自内心的政治理想只能出于自由意志。也就是说，“革命意志”必须与现实的心理需求结合起来，才能发挥其政治理念的作用。革命战争年代的干部不怕杀头也要革命，源于他们面临国家危亡而要救国救民的强烈意愿;部分干部子弟坚信他们继承了国家功勋一代的志向，以主人翁的姿态治理国家，也是一种信念;平民官员最易被国家的需要所感召，多是民族主义的信奉者，认为服务国家是一种光荣的使命;很多非党员官员则看重自己的修为，即首先要成为一个什么人，对自我价值观的忠诚成为为官清廉的内在动力;更有基层官员看过太多底层人民的苦难，激发其服务社会的正是一种伟大的同情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