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党课讲稿
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党课讲稿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指导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的纲领性文件。这里我结合学习体会，主要谈谈有关党的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有关问题。一是居安思危，重在反对腐败，讲一讲新形势下如何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二是治病救人，重在查明病因，主要是认识一下腐败产生的原因；三是反腐防腐，重在营造声势，讲一讲怎么样才能搞好反腐败斗争。
居安思危，重在反对腐败
当前党和国家正处在前所未有的良好发展时期，在这大好形势下，党为什么要制定一个充满忧患意识的《决定》呢？仔细阅读《决定》，就会发现它有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这个基础中有一段重要的话：“全党必须牢记，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基于这样的理论，我们就能够明白，为了保证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我们不能满足于已有的成绩，也不能沉醉于盛世的歌舞升平，而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居安思危，不断增强忧患意识。
所谓居安思危，就是告诫执政者在安乐的境遇中应该虑及可能发生的危险，防患于未然。这充满政治智慧的格言世代传诵，但历朝历代的居安思危，总也挡不住危险的到来和政权的垮台，这至少说明执政党仅仅思危不是够的，还应该正确判断危从哪里来，危是怎么造成的，怎么解决它，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从历史上看，能够导致统治阶级下台和政权垮台的原因有很多，可能是外敌入侵，也可能是自然灾害，也可能是统治集团内讧。一般地说，腐败是和平时期的国之大危。
纵观政权更替史，可以看出，哪一个政权都没有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么一个规律。导致政权兴亡的主要原因是掌权者的腐败，从夏桀、商纣到汉末、宋末、明末、清末，各统治集团都是因为腐败而丧失政权的。这一点不用举更多的例子，世界上其他的国家也大体如此。过去我们都讲政权腐败主要是剥削阶级本性造成的。那么共产党有没有腐败问题？苏联共产党的垮台也证明了这一点。虽然苏联共产党垮台、东欧各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领导层的腐败确实是一个致命伤。这一点是大家公认的。鉴于古今中外政权兴亡更替的惨痛教训，我们党从执政那一天开始就一直警惕着党和政权可能面临的危害。60年来，反腐败一直是我们党巩固政权的一项伟大实践。
新中国成立前，我们在根据地、在军队内开展了长时期的反腐败斗争和廉政研究，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还特别提醒全党小心资产阶级“糖衣炮弹”袭击，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新中国成立后，真的执掌了政权，一些党员干部就开始憧憬执政给个人带来的好处，有人经受不住权力、金钱和美色的考验，掉进了腐败的泥潭，当时的刘青山就是一个典型。
面对可能出现的腐败现象，以毛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毛主席有一段很著名的话：腐败现象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基本乱源，轻则引起群众的反对和不满，重则会引起“第二次革命”，造成干部“霸王别姬”，党和国家改变颜色的局面。我们党最早领导反腐败斗争是1951年12月开始的“三反运动”，这次运动成效很大。之后党中央觉得一次运动还不行，为了反对、预防和清除腐败，又搞了“五反”、“新三反”等多次运动。毛主席执政时期，创造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廉政时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开始搞改革开放，这个时候的腐败现象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点。小平同志形象地说过这样的话，打开窗户后，新鲜空气进来了，苍蝇蚊子也进来了。在改革开放大潮冲击下，一些党员干部被腐蚀，不正之风来势很猛。小平同志尖锐地指出，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不能只抓经济，不抓风气，不抓反腐败。
按照小平同志的要求，中央一手抓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一手抓惩治腐败。在抓反腐败的问题上改变了以往靠群众运动的方法，坚持靠教育、靠制度来反腐败，有效遏制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势头。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个时候的腐败也是相当厉害的。江泽民同志指出：“腐败现象是侵入党和国家健康肌体的病毒。如果我们掉以轻心，任其泛滥，就会葬送我们的党，葬送我们的人民政权，葬送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三个葬送”，说得很到位。江泽民同志还提出：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
进入新世纪以来，以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党风廉政建设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建设更加系统化、理论化。锦涛同志说，在和平时期，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够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的话，腐败就是很突出的一个。这话讲得非常到位。党的十七大第一次把反腐 倡廉建设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一起确定为党的建设基本任务。
通过上面的简单回顾可以看出，在和平建设时期，执政党和国家政权始终面临着兴亡成败的危险，危险主要来自于掌权者的腐败，只有坚决反对腐败，才能有效地保持党的先进性，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增强国家的稳固和发展。
从历史上、从逻辑上来说，我们必须反腐败，从现实来看也要求我们必须反对腐败。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一些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发生的腐败案件影响恶劣，一些领域腐败现象易发多发。”
当前，腐败问题严重，形势严峻，这可以用大量的数字和案例来证明。改革开放30年来，各地纪委一共查办300万案件，给予党籍政纪处分的350万人。有西方国家就拿这些数字攻击我们说，中国的腐败分子太多了，一年就十多万人。吴官正同志当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以后，就提出要把两个问题分开，一要把违纪和违法分开，二要把违法和腐败分开。违纪不等于违法，违法不等于腐败。有些党员干部受处分是因为违背了各种各样的纪律，比如计划生育方面的、交通事故方面的、安全生产方面等，这些不能说是腐败，要加以区分。
要严格区分就面临一个问题，什么叫腐败？什么叫腐败分子？根据中纪委主要领导的要求，我们在这方面做了研究，最后确定了这样的概念，腐败和腐败分子主要有三个基本要件：第一，腐败和腐败分子主体必须是国家公职人员，或者受委托行使公共权力的人。第二，行为方式是以公共权力谋取私利。假设一个县长在半夜里拿着斧头去抢东西、杀人，这不能叫腐败。第三，以权谋私的程度相当严重，到了触犯刑律，需要受到法律制裁的程度。如果没到这个程度的以权谋私，一般叫不廉洁行为。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我们大约统计一下，每年因为以权谋私触犯刑律的大概是1人左右，这个数占全党总人数的万分之一点七。但还有一些是以权谋私的，应该说以权谋私一分钱也是不对的，这种不廉洁行为和那些触犯刑律的腐败之间实际上并没有不可逾越的红线，只是程度不同。
虽然现在腐败分子只是极少数，但有不廉洁行为、以各种方式以权谋私的党员干部却不是少数，这是需要注意的。这些人如果再发展下去也是很危险的。另外一方面，必须要补充说一句，说一些干部有着或轻或重的不廉洁行为，并不是说这些干部都是不好的，这个问题不能划等号。我们都学过历史唯物主义，都知道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做为人民群众的每一个人，哪个没有缺点错误？干部也是人民群众中的一员，他们也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这种缺点错误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反映和表现是不同的。比如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政治斗争高于一切，95%以上的干部每天做检查，因为他们或多或少在政治上没有和毛主席党中央保持一致。尽管如此，毛主席还坚定不移地说，我们95%以上的干部是比较好的。今天，干部出现这样那样的不廉洁行为是和经济社会文化背景紧密相连的，这个时候的干部一般不会犯政治路线的错误，而通常是一些不大廉洁的问题，这是带有时代烙印的。
改革开放的第一个10年，全国的省部级干部因为腐败进监狱、判刑的，一共只有两个人。这两个人的犯罪金额，一个是两万多块钱，一个是几千块钱。到上世纪90年代，因腐败问题被判刑的省部级干部上升到15人。到现在还没统计完，已经将近100人。从2人、15个人到100人，这个增长速度比gdp快多了。犯罪金额越来越大，上百万、上亿，最典型的是中石化前老总陈同海受贿金额1亿多元，创造了贪官之最。
治病救人，重在查明病因
这么多年我们不断加大反腐败工作力度，可是腐败越来越厉害，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就跟看病一样，如果摸不清楚病因，怎么治病救人？
江泽民曾经讲过四个原因：一是我国有几千年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在党内和社会生活中至今仍然存在；二是在实行对外开放的情况下，西方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乘虚而入，侵蚀一些党员干部的思想；三是我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由于体制机制的不健全、不完善、管理和监督工作中存在一些漏洞和薄弱环节，客观上给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留下了可乘之机；四是有些地方和单位对党员干部抓得不紧，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在一部分党员干部中滋长。
总书记同志讲了三条：一是一些党员干部没有真正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经不住权力、金钱、美色和考验；二是在体制改革过程中，各方面制度还不完善，权力运行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督；三是社会上还存在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条件。
我们从内因和外因两方面进行分析。
内因方面，主要有这么几点。第一，有一些党员干部，原本就不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也不是立志为人民服务的公仆，而是专门到党内和干部队伍中捞好处的人。捞好处最早是列宁的十月革命以后提出来的，咱们党也讲过多次。特别是在搞市场经济建设时，很多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在那儿争来争去。很多人认为，当下捞好处最好的路子就是当官。当了官之后，不但有社会尊严，而且还有很多数不清的好处随之而来。所以很多人就拼命地往公务员队伍里面钻，然后拼命地往领导岗位上钻。这些年很多人不择手段买官卖官，不择手段往上升官，就是一个明证。
当然平常问某个领导同志，你为什么当这官？没有一个人说是来捞好处的。多数人可能真的不这样想，即便有人这么想他也不说，那么一般什么时候说呢？被“双规”、被检察院逮捕之后，在检查思想的时候，很多人开始说这个问题。这些年有很多经典的话，说“升官不生财，请我都不来”，这都是腐败分子的原话。咱们看一些电视连续剧比如《潜伏》里面，天津站站长说了一句话：“当官不就是为了那么一点特权嘛。”这实际上也反映了现在一些人想当官的共同心理，就是为了那点特权，特权就是捞好处用的。这样的人在我们队伍里多了以后，必然会搞腐败。
第二，世界观发生变化。很多人并不是一开始进入干部队伍中就要搞腐败的，开始的时候还都挺好的，后来理想信念逐渐发生动摇了，像锦涛同志讲的，总开关、总闸门出了问题，逐渐走向腐败。这些年我们查处的腐败分子中有很多是这种情况，黑龙江省政协原主席韩桂芝就是个典型。她大学毕业后，在“文革”中被分到大兴安岭地区，那里条件很艰苦，在半地下室里住了八年，在那里结婚生子，但她很积极地学习、工作，表现很好，所以后来被提拔了。当她官越来越大的时候，世界观发生变异了，她不再信仰马列主义了，开始信佛。后来查她的时候发现，她家里专门有一个供佛的房间，逢年过节还摆上贡品，一日三拜。她在观音像身后贴了两个条幅，一写着：佛德我升大官，另一个写着：官大升我德佛。这两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佛保佑我升大官，我升了官以后报答佛的恩德，好像跟佛做交易似的。年底的时候，组织调查她，希望她能够坦白交代一些问题。她当时说自己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什么问题都没有，拒不交代。回家以后加紧拜佛，希望能够摆脱这厄运。大年初一，她想带着秘书坐飞机到五台山，一起去拜佛，她觉得五台山的佛灵，家里的佛不灵了，关键时刻她想的还是拜佛的事，当然她没有去成。后来事情败露之后，她对佛大发雷霆。她说，我天天给你们烧香磕头，供奉你们，你们却不保我平安。盛怒之下，她把瓷佛、泥佛全部砸碎了。由此可见，人的理想信念、世界观发生变化以后，会导致一些人走上腐败的道路。
第三，一些人原本就有性格弱点和缺陷，品行不好，心理不健康。像韩桂芝爱虚荣，胡长清爱占便宜，王怀忠好说大话假话。我们老百姓也会有这些毛病，但我们没有权力的作用，这毛病也无伤大雅，而这些人有了权力之后，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这些弱点和缺陷会无限放大，导致他们成了大腐败分子。过去我们老是把这些性格弱点和缺陷、心理品行方面的事，都以小节来看待。实际上，人性中很多弱点和缺陷往往是最危险的杀手，在权力的作用下会有很大杀伤力。
前几年我们到法国去考察时，发现他们对公职人员的品行、心理等问题考察得特别细。比如招一个警察，往往要到他上小学、中学的地方找他的老师、同学去了解、调查。如果不仔细调查的话，一旦他穿上警服，代表政府，就可能自觉不自觉地暴露一些问题，就会影响政府的威信。在这方面我们做得很不够，我们在干部工作上没有体现出重品行，只是喊喊口号，所以我建议把重品行落实到干部工作的全过程中去。
去年夏天，四川北川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自缢身亡，后来查证他有心理疾患。因此李源潮部长做了批示，要关心干部的心理问题。这个问题提得好，但还应该延伸一下，应该把心理健康问题作为选拔使用干部的重要标准。领导心理学研究中表明，一些有心理疾患的人是不适合当领导的。哪些人不适合当领导呢？一是嫉妒心很强的人。妒贤嫉能，容不得比自己能力强的下属，这些人不适合当领导。不能够包容人才、不能广泛使用人才，怎么能干好工作？二是有暴力行为倾向的人。就是心狠手辣的人，他们解决矛盾、纠纷易使用极端暴力手段。这些年我们听到有干部为了当正职雇凶杀人，这就是暴力心理在作怪。三是报复心理严重的人。心胸狭窄，缺乏包容性，易使用各种手段报复不同意见的人和与自己有过节的人。做下属的最怕领导给自己穿小鞋，特别是穿玻璃小鞋，让你穿了小鞋还不让人看见。四是偏执心理倾向性强的人。这类人看问题容易极端，固执己见，刚愎自用。五是依赖心理强的人。自己没有主见，唯上是从，不敢承担责任，无开拓意识。六是心理冷漠的人。这类人感情淡漠，缺乏同情心，不关心他人，只知索取，不懂回报。
第四，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出现问题。怎么想问题？《韩非子》记载这么一个故事：公仪休是鲁国的相国，他很喜欢吃鱼。整个鲁国的人都想用鱼贿赂他，他一次也没有接受。他的弟子劝他，“先生你不是很喜欢吃鱼吗？为什么不接受呢？”公仪休答道，“正是因为我喜欢吃鱼，我才不接受别人送的鱼。如果接受了别人的鱼，就要为人办事；为人办事，就不免要枉法；枉法了，就没有相国当了。如果不做相国了，即使我喜欢吃鱼，别人也不会送鱼给我吃了，我也没有了薪水可以买鱼吃。所以现在我不接受鱼，就可以长久地当相国，就能用薪水长期地买鱼给自己吃。”公仪休是很清醒的，他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能够统一起来看，不被眼前所谓的好处所迷惑，正是这种正确的思维方式保证了他这个人成为一个清官，不是腐败分子。
多年来这个故事一直在影响着人们，很多人用这个故事来教育其他干部。比如唐太宗李世民教育臣下廉洁时也讲过这个故事，他向官员们大声呼吁说，大丈夫岂得苟贪财务，贻害生命，使子孙每怀愧耻耶？就是说，你不要干那种腐败的事，你要是贪人钱财、收人贿赂的话，对你自己没什么好处，对子孙后代都没有好处。但很多人就没有这么一种正确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只顾着眼前利益而忘记长远利益，为了一时蝇头小利毁掉了自己终身前程。
这些年我们在查办案件中发现腐败分子特别是那些高官们的心理变化有三个基本阶段。
一是心里不平衡。他觉得自己这么大权利，管这么多事，整天忙得够呛，为这个县、这个市、这个省谋福利，我才挣这么点钱。有些老板不知怎么地就挣那么多钱，于是心里不平衡。所以如果有人求我办事，就要给我送钱。
二是钱到手之后，害怕心理和侥幸心理同时存在。首先说侥幸心理，拿到钱以后我一定会出事吗？不一定，估计某某某比我拿的还多，他都没出事，我就不会出事。同时害怕心理很严重，有了腐败行为老怕别人查他。有一次我们到一个省去查a干部，我们得知b干部对a干部的事有所了解，于是就通知b干部过来一趟。b干部来了之后，办案人员说，先坐吧。结果b干部的汗就下来了，把他自己受贿和包养情人的情况都说了。让他来说别人，怎么说起自己了？就是因为他有害怕心理，一直怕组织找他谈话，所以纪委一找他谈话，他紧张得不得了，就出现了这种情况。
三是后悔心理。一旦被查处、“双规”、依法逮捕，罪行大白于天下，这个时候就开始后悔了。到现在我们查的这么多贪官里，还没有说不后悔的。不管原来多么硬，多么牛的人，最后都感到后悔。由于腐败而没了命，或者入了狱，名声坏了，这些都是不值得的。
第五，精神状态发生逆转。精神状态的变化会导致行为上发生变化。比如河北原常务副省长丛福奎的问题出在他认为当省长无望之后而精神不振，走上贪官之路的。
一个干部能不能保持自己的清正廉洁，会不会走向腐败，不仅由内因决定，还要考虑外因的影响和作用。从外因来看，这些年有这么几点值得注意和深入反思：
第一，长期执政的考验。主要在以下三个关键点上考验党和党的干部。其一是和群众关系的考验。过去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群关系真的是鱼水关系，遇到被敌人追，群众把我们藏起来；受伤了群众帮着疗伤；要上前线打仗了，群众推小车送粮食。经过执政若干年以后，有的党员、有的领导干部对待群众的态度变了，他们认为现在群众的觉悟太低，群众不听话了，不好好执行领导做出的决策了，还动不动去上访告状，简直就是刁民，对群众冷眼恶语的越来越多。比如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就公开说过，宁可得罪十万群众也不得罪一个上级领导。
苏共是列宁建立的有90余年历史和万党员的大党，独掌苏联政权74年，没有构成威胁的反对派。戈尔巴乔夫于1991年8月解散苏共，人民没起来保卫苏共，各级党组织没抵制，军队也分裂和倒戈，因苏共已名誉扫地。如果说苏共垮台是社会矛盾总爆发的结果，不如说是苏共没跨越腐败陷阱，割断自己与人民的联系，在人民的不满和冷漠中失去支持，是自己打败了自己。这与苏共夺取政权前人民捍卫党和国家形成鲜明反差。
其二，是运用执政资源的考验。执政之后，可以调动资源多了，这个时候有些人就把过去那种艰苦奋斗的作风丢掉了，而追求享乐、贪图安逸，为此不惜滥用权利。过去陈云同志讲过，在井冈山时期、延安时期想腐败都很难，现在想腐败很容易，因为可调动的资源太多了。
其三，是执政责任的考验。我们一再声明我们打天下不是自己坐天下，是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些承诺说出去了，有没有本事实现啊？在实际执政中我们将面对很多很多的难题和问题，这些问题我们有能力解决好吗？解决不好的话，也会出问题。
第二，对党员干部的教育不扎实。在改革的第一个十年，1989之后，邓小平说我们最失败的是教育。所以后来搞“三讲”教育、先进性教育、科学发展观教育等。这个教育有没有效果呢？有效果，但是不能估计过高。1999年，王怀忠在阜阳搞思想教育的时候，他是第一责任人，可他一边教育别人，一边受贿，四次受贿金额达到了110万。他在被执行死刑之前，才说自己没有加强学习。在社会发展中，对领导干部、执政者的教育是最难最难的。这么多年不断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教育，可这个教育的基本途径、方式方法、制度等问题都没有解决好，结果一边教育，一边贪官污吏层出不穷。
第三，制度不完善。王怀忠为什么能说我宁可得罪十万群众，也不得罪一个上级领导呢？从制度上看，他当不当市委书记、当不当副省长和十万群众没有关系，只和上级领导有关系。很多大家都不看好的人、很差劲的领导干部升上去了，为什么能上去呢？因为靠的不是广大群众的认可，而只靠个别领导的提拔、赏识。一边腐败一边高升，很多群众忍不住问，组织部干什么去了？我们的制度为什么不能保证好干部被及时提拔上来，为什么不能挡住那些腐败分子的一路畅通呢？
小平同志曾说过，我们选拔干部的制度是落后的。由于改革力度不大，选拔干部的落后局面没有改变。什么落后局面呢？一是少数人选人，在少数人中选人，这是落后的一点。二是神秘地选人，不是公开地选人。三是不按照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的标准选人，而实际上按照任人唯亲、任人唯钱、任人唯吹、任人唯杠的标准选人。
任人唯杠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些年很多提拔干部的政策和要求在实际操作中就变成很多杠杆。讲杠杆这个问题，并不是否定其积极意义，一个领导集团用干部往往是政治行为，比如在少数民族自治地区选自治区主席只能选用那个民族的人，不能用汉族人。但我们选干部的一个基本前提应该是德才兼备、群众拥护，在这个基础上再强调其他一些具体的因素。可现在有的地方把那些具体的标准给绝对化、硬性化了，反而把德才兼备、群众拥护放在一个次要的位置上。
第四，监督不到位。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许多党员干部变为罪大恶极的腐败分子也都是从一些小错误开始的，如果在犯错误之初党组织和领导能提醒他、批评他、教育他，他就不会出现后来那么严重的问题，可惜的是我们很多干部在这方面没有受到有效监督。现在党和国家的监督种类很多，比如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政府监督、司法监督，还有人民群众监督、新闻舆论监督等。可是这些监督听起来很好听，实际上监督作用并没有发挥出来。
第五，文化环境中的不利因素也不应低估。能不能正确行使权利是一种政治现象，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上世纪
50、60年代时，除了惩处腐败官员外，我们确实在思想文化领域，在干部管理工作中，做了很多颇有成效的工作。当时，如果你是个清廉的干部，那么领导会表扬你，组织会重用你，社会舆论也会颂扬你，回到家老婆孩子都很尊敬你。现在的文化环境不是这样的，文化可以体现在人们的评价和观念之中。
我们到地方搞调查，当问一个人如何评价a干部时，受访者说，a不行。再问怎么不行呢？受访者说，别看a官大权大，但不办事。我们要有什么事来求他，给他送钱，他不要钱，也不给办事。这个干部家里的日子过得也很不怎的，都是旧家具，老婆下岗了没有工作，孩子毕业了在家待业呢，家里没有车，也没有新房子，太没本事。说那个干部怎么样？那个干部行啊，那个干部厉害。再问如何评价b干部，受访者说，别看b干部官不大、权不大，但社会联系面特别宽，朋友多得很，有什么事你找他，他都帮你摆平，你把钱送够了什么事都帮你干，人家好几处房子、好几辆汽车。老婆本来身体好好的，愣说有病，在家拿钱，不用上班。孩子还没等毕业，工作早找好了。这人有本事。
现在当一个贪官很容易，社会环境、社会舆论很适合其生长。当个清官确实不容易。我们下去调查的时候，很多好干部就跟我们说，当清官太难，当好干部太难。这就是文化环境的问题。
我到法国考察时曾问过一些法国的官员，在法国的政府机关里，下级给不给上级领导送钱？他们都说，不送钱，想升官也不需要送钱。为什么不送钱呢？有以下几个理由。首先，在他们那种干部制度下，不管哪个岗位出现空缺，在网上公布以后，任何人都可以来应聘，由一个评审委员会来决定由谁去任职。就像奥巴马不用给布什送礼一样，因为布什也决定不了。其次，有时候对于个别岗位，上级也会有发言权，这时候也不送钱，因为上级是不敢胡乱说话的，他之所以能给你说好话，主要是你确实能够胜任那个岗位。再次，欧元区对现金管得特别紧，一般都用刷卡走账这种方式进行交易。规定超过一万欧元的现金存也好取也好，都必须在银行走，监察部门和银行部门都要查清这笔钱从哪儿来上哪儿去。那么下级要是给上级几万块钱，就是把他害了。
但是，据我了解，咱们国家还有给领导送钱的现象，特别是提拔干部的时候。虽然上级三令五申不让送钱，但很多人的心理是，不送的话，如果别人送了，那不就吃亏了嘛，所以还得送。
我们可以用权力把腐败分子给抓起来，但不能用权力把这种不好的社会文化氛围给抓起来，这种落后腐朽的社会文化存在于人的头脑之中，靠权力是解决不了的，还得靠思想领域中先进的文化去排斥它，战胜它。我们经常讲反腐倡廉任重道远，我认为任务最艰巨的领域在社会思想文化领域，把社会思想文化领域这块工作搞好，这是最难的事情。
解决腐败，重在营造大势
今后反腐败，一定要注意营造大势。为什么说毛主席是伟大的战略家、革命家？他在对敌斗争的时候，特别注意造势，大势造出来了，具体就好办了。我们搞好反腐败的大势，要抓好十件大事。
第一，抓好发展。发展问题是关系全局的一个基础性工作。发展是硬道理，发展越好就能为反腐败创造越多有利条件。
第二，完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当前腐败易发多发主要是体制还没有完全转过来，机制不健全。
第三，健全社会民主政治制度。为什么腐败那么多，以少数人说了算为基本特征的专政制度是产生腐败的制度性根源，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所以要反腐败、防腐败就必须靠民主和法制。
第四，健全惩治预防腐败的法律制度。现在我们很多制度还是缺失的，比如这些年中纪委一直希望能搞一个国家廉政法或者反腐败法出来，我们一直没有一个关系全局的这方面的法律。还有些法律虽然好，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执行得不好。
第五，加强对公共权力的制约和监督。这是最直接的、核心性的工作，权力不能为所欲为，应该受到监督和制约。
第六，理顺利益关系。这次特别强调要调整利益关系，防止利益冲突，利益失衡、心理失衡会导致一些腐败现象出现。
第七，加强廉政文化建设。
第八，管住干部。为什么讲管住干部呢？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没有那么多法律制度，为什么反腐败做的比较好呢？是因为通过层层组织管理，确实把干部管住了。现在组织管不住干部，上级管不住下级的事太多了。怎么办？就是要落实各方面的监督。
第九，管住钱。权钱交易是当前腐败的主要形式，管住钱是有多层含义的。比如从财政制度方面加以改革。为什么“跑部前进”呢，因为部里掌握很多钱，钱给谁都行，谁跑得好给谁，那大家当然要跑了，这个时候肯定要发生腐败现象。应该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搞预算。如果部里管钱的话，应该把钱管得更透明一些，把钱给谁了，为什么给，这些都得说清楚。再者，要尽量减少现金流通，多搞刷卡走账的方式。像刚才讲的欧洲的方式，减少现金流通也会适当减少腐败。财产申报当然很好，但现在条件不具备，必须做好财政申报基础性工作。一是减少现金流通，二是尽早建立个人终身一个帐户，且实行实名制。一个人从出生就有一个账户，像身份证号一样，不管是买房子还是买车，无论买什么就用这一个账号。
第十，毫不放松地严厉惩治腐败。对腐败如果是惩治不力的话，不可能做到预防有效，所以对腐败案件必须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能手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