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需要防止将解放思想口号化、空洞化
解放思想不能泛泛而谈，必须有针对性。30年来，我国的改革开放主要在经济领域推进，在政治领域步履维艰。因而，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与政治进步不协调表现为三个快速：市场经济快速而畸形成长、党内腐败快速而大规模蔓延、社会贫富快速分化趋势难以遏制。一边是权贵与资本联姻合谋获利，另一边是经济贫困叠加权利弱势，社会虽已在总体上达到小康，但具体到社会成员个体身上则差异悬殊。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加剧，社会的不和谐凸显经济与政治之间的矛盾。执政党于2003年提出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思想，2004年作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2006年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2007年十七大强调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都是为了回应我国经济与政治不协调发展所产生的矛盾。这是执政党先进性的体现。但是，先进性不仅仅体现在态度上，更重要的是转化为不断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实际效应，第一步，就是将解放思想落实到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继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实践上。由此，必须反对粉饰现实、掩盖矛盾，防止将解放思想口号化、空洞化。
二、需要真正舍得放弃既得利益
对于一个长期执政的政党来说，解放思想要面对的一个基本问题是打破既得利益的阻挠。党在长期执政过程中，带来了两类“既得利益”：计划经济条件下某些具体制度安排所带来的利益，如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有所触动但还在以各种名义延续着的各类特权；不规范的市场经济与监督制约不力的政治权力相结合所获得的利益，如金钱与权力勾结而产生的各种腐败等。这些既得利益势力处于社会的强势地位，不仅极大地损害执政党的政治公信力，而且增加改革的成本、破坏社会对改革的基本共识。
政治的底蕴在利益。任何一个执政党都希望长期执政，但能否长期执政，根本上取决于民心向背。赢得民心的关键是遵循人民意愿、实现人民的利益。因而，执政党的整体利益与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是，就握有公共权力的个人和部门来说，权力可能使他们获得更多的好处。由此，执政党内必然出现利益追求的分化，对个人和小团体利益的追逐会诱使党内某些人偏离甚至背叛执政党和人民群众。吴敬琏早在几年前就指出：有的人过去支持改革，现在不那么乐意改革了，他们希望维持现状。维持现状的实质就是维护既得利益。大量事实表明，既得利益势力是深化改革的主要障碍。能否真正解放思想，其前提是既得利益者能否放弃既得利益。
三、需要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
解放思想需要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一些既得利益势力阻挡思想解放的惯用手法就是“拉大旗作虎皮”，冠冕堂皇地借意识形态、政治口号包藏个人或小集团的既得利益，以吓唬别人，阻挡思想解放的步伐。以大无畏的勇气冲破既得利益的阻力，才能真正做到解放思想。邓小平一生几起几落，在“文革”中他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顶着“四人帮”的政治高压，毅然决然地实行全面整顿，尽力减轻极“左”给党和人民带来的危害，结果再一次受到政治上的迫害。1977年他复出后说：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就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这是我一种交心的话。今天，解放思想不会再遭到公开的政治迫害，然而一些无形的政治压力乃至可能影响个人前途的“钳制”多多少少仍然存在。于是，有的人为了政治保险而保持沉默，有的人回避要害而空洞议论。没有勇气是不可能真正解放思想的。
四、需要科学研究和大胆创断
勇气是解放思想的条件，科学研究是解放思想的支撑点。我们的理论研究还很薄弱，长期以来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困扰着人们的思想。因此，有必要对一些问题进行深人思考，搞清楚“党的领导”的正确含义，搞清楚政党怎样领导、靠什么实现领导，搞清楚“党管干部”究竟应该管什么；反对将坚持党的领导歪曲为维持集权加强控制，反对把在部门和单位争夺具体的“事权、财权、人权”等同于加强党的领导的做法，反对借口“党管干部”继续维持已经带有明显弊病的干部人事工作的某些习惯做法。
解放思想，开阔视野，更新观念，自然会提出新观点新思路，而新思想的萌芽，一开始总难免有某些片面甚至偏差。抓住片面责难创新，甚至扣政治帽子否定创新，是实践中常看到的事。
四、需要尊重和保障宪法阐明的公民权利
社会的进步不仅有赖于物质生产力的发展进步，也有赖于社会思想的开放与活跃。“思想自由的原则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条件”，人是精神动物，天性追求自由，精神自由是自由的最高境界。在专制政治已完全失去合法性的今天，再企图限制人们思考问题就是十足愚蠢的自欺欺人。
思想自由必然包含言论自由、表达自由。专制社会无法禁止人们的思考，只好禁止言论表达。一个社会越是文明进步，越是表现为人们拥有充分的表达权。社会历史变革时期，思想的活跃是正常现象。思想理论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是变革发展、时逢盛世的明证。杜润生先生说：理论思维活跃是民族振兴的喜庆气象。思想上的试错，可以代替行动上的试错。理论思维活跃有利于民族振兴。从这个角度说，尽管有一些理论观点不那么合乎主流看法，但也应有表达的权利，宪法阐明了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十七大报告指出保障人民群众的表达权，这都是杜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
思想观点自然有正误之分，但正误不是由政治权力裁判．而是通过思想观点的碰撞、争鸣，由社会实践裁决的。要使正确的思想观点变成社会共识，需要在尊重和保障表达权的前提下，引导思考而不是压制表达。从这个角度说，社会思想越活跃，对执政党在与社会民众加强沟通中有效引导社会思想的要求就越高。所以，仅对党的各级干部坚定政治信念、高举旗帜推进事业、克服思想仿徨与困惑而言，“排除干扰”这一说法才能成立，而从尊重和保障人民的表达权来说，任何以排除干扰为名压制社会言论的做法，都有违宪法，有害社会主义民主。
摘自《同舟共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