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庆红（以下简称“曹”）：刘主席，您好，我们略去闲话，直奔主题。您涉猎的体裁很广，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您最满意自己哪一种文体的作品？您是如何成功转型的？
刘晓平（以下简称“刘”）：我是靠写诗入门的，但文学的每一种体裁我都涉猎，这是工作和生活的需要与所逼。我曾担任过景区管理处的宣传科科长，景区宣传不能全靠诗歌。于是，我在工作中学写散文。生活的情节丰富多彩，人生的各种感受又多姿多态，生活便教会我写小说。人生的各种历练，生活的多姿多彩，还是以小说的形式最好表现，但我却是以写散文、诗歌为主。在我人生的历程中，我做报社的副刊编辑和副总编共十四年，这十几年里，我得编发诗歌、小说、散文、报告文学，为了感受写作的体验，让自己在编辑过程中，能更好地说服作者，我同样学习写作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甚至评论作品。我写的评论作品当然不可与评论家的作品等同视之，那是给文学爱好者的一个说法，现在足可以结集出一本书了。诗歌和散文写作起来让我得心应手，也是写作得最多的文学体裁，但是最让我念念不忘的是以小说写作的形式，我尝试着写了些小说作品，在《牡丹》《湖南文学》《长城》《小说月报》（原创版）等杂志发表过，但因生活负累重和工作量大，没有过多时间来进行这种形式的写作。后来我从报社调任市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大量时间是陪领导搞调研，要写材料出对策，我又舍弃不了文学。这时我只能是根据生活题材和工作需要，多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写作。因此，各种文学形式的写作，完全是生活和工作的需要所逼的。我还谈不上成功转型，只是在各种体裁写作的过程中趋于成熟起来，这个过程还会很长。
曹：记得王安忆曾有一句著名的话：“我用小说写人生，我用人生写小说。”作家从生活中获得的感觉印象纷纭复杂，作为构思原料的种种意象进入作品要经过严格的选择，您是如何选取最能表现主观情思的意象和选取内蕴丰富的意象的？
刘：“我用小说写人生，我用人生写小说。”这是小说作家王安忆对小说形式写作艺术的极好概括，生活中获得的感觉印象复杂纷繁，作为生活的原材料反映到作家的意识里，小说有小说的写法，它重材料的细节和故事；诗歌有诗歌的写法，它根据立意和思想的表达，重在于选取生活原材料的灵巧与形象；而散文又不一样，它介于二者之间，根据主题立意的表达和思想阐释的需要，既要有生活原材料的细节与故事，也要有原材料的灵巧与形象。各种文学形式的艺术表达，语言才是艺术的关键。我在写作短诗《石头》的时候，仅仅是抓住大脑中一闪而过的意象，给石头以人性化的比喻。世界上任何一个人，不管他如何卑微与丑陋，他一样有自己美好的梦想。因此我这样写：
石头从草丛里露出一张丑脸
但在春天，他
忧伤的心头
却也曾开过一次花……
文革时期，我也随父母一起下放农村改造，也受过苦挨过饿，但我们对待任何事，都不能在伤痛的过程中再揭开伤疤，让它再血淋淋地痛一次。人在任何情况下，要善于记住美好的东西。因此我写《牛棚》就几句简单的话，突出表现乡亲们朴实、善良的一面：
牛棚里关的不是牛
关的是我们一家
乡亲们喜欢来
不是送草
只是送上几句贴心的话
写诗可以抓住意象直面地表达，但写散文、小说时就不一样，它还需要生活的细节和材料的故事性，光有意象是不够的，只是散文和小说的要求程度不同而已。
曹：您是第一位把张家界题材作品写进中学教材的作家，您认为读者的评价、学者的研究、作品进入教材和受到文学史的关注等对于一个诗人的成名是不是具有重要的作用？
刘：张家界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就已闻名并开始拓展旅游，吴冠中后来来张家界写生并写作发表《养在深闺人未识》一文，只是发挥了名人作用，为张家界的炒热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到本世纪初，张家界在海内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可以说世人皆知，但却一直没有一篇上中小学教材的作品。当时的市委书记刘力伟在2000年市党代会期间，提出了把张家界写进教科书的目标，市委市政府还确立了专门班子抓这项工作。当时，我的《奇山异水张家界》一文，先后在省内、全国获奖，自然引起大家瞩目，被选入一百篇候选作品之列。当时教材已经编好，国家教材编写组的专家们已经通过了第二次评审，另选的希望几近于零。但是在主审过程中，专家们发现在同一册教材中有老舍的两篇散文，而且觉得《济南的冬天》也该换一换了。于是，专家们一致同意换上《奇山异水张家界》，编入科教版初中语文第二册第三课。在该册作者李白、叶圣陶、朱自清、雨果、老舍等的名字中，又加进了一个陌生的名字“刘晓平”。消息传回张家界，领导、朋友、同事纷纷祝贺。但我认为：这是碰上了运气，搭了张家界的顺风车。当然，这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在提高知名度和影响力方面，其帮助是无可比拟的。我一次出差海南教育部门的一个笔会时，当参加笔会的中学生们知道了我是课文的作者以后，大家把我当神一样地敬，签名时手都签痛了。后来，我还被内蒙和新疆自治区人民政府，邀去体验生活与参加笔会，希望我们写出入选教材的作品来。可是十分遗憾，我至今没有拿出像样的作品来。在写诗方面，对我的帮助和促进作用也是很大的。此后我一直在思考：诗歌要如何才能深入广大群众？诗歌的力量何在？我想我现在的努力与探索，是会有价值和意义的。
曹：宋代严羽在《沧浪诗话》里提到：“夫诗有别材，非关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从您的诗作内容和透露出来的思想感情，我们可以感受到您诗格之脱俗。您认为诗歌如何做到具有“别才”和“别趣”呢？
刘：您过奖了，但我始终在这方面努力着。在写作和学习的过程中，我常想起我们的前人真的很伟大，他们早就想好的事常常成为后人的佐证。李白、杜甫写诗的实践如此，严羽等许多古代理论批评家也是如此，他们实践过思考过的问题，在经历过无数世纪的烟雨后，又成为后人重新思考的话题。从某种角度来说，写作中的“别材”“别趣”十分重要，否则就是重复，没有创新，也就没有新的意义。现阶段我们常提文艺创新，就是要求我们深入生活深入群众，下接地气，摸准老百姓所喜闻所乐见的题材，以创新的思维，创作出人民乐于接受的主题思想的作品。诗歌并没有远离读者，张家界王家坪乡每年的赛诗会，总吸引着十里八乡的村民参加。张家界天门诗社、诗词楹联协会会员达数百人，都是些普通老百姓。他们对诗歌的热情，充分说明老百姓没有疏远诗歌。全国民间诗社及社刊社报，据不完全统计有数百家之多，每一家都团结了一批人。在此，我大胆地说：“我的诗歌创作属于传统的范畴。”但是，我努力在“别材”“别趣”上求得突破与发展。我的组诗系列《城市与乡村的寓言》就是我的口语化探索和寓言式立意的融合，就是拿大家喜闻乐见的题材（别材），通过语言艺术的表达，达到主题思想的阐释（别趣）。当然，我还只是在探索尝试的过程中，还远没有成熟，希望大家给力。 曹：诗有着比其他文学样式更精美、隽永的语言，如您的《张家界之恋》里，“小鸟啁啾，燕语呢喃”“淋雨的树一声不响”“昨日的高烧在一夜间消退”“大娘把攒了快一年的幸福/全都端上了餐桌”很好地扣住了各个季节的特色，惟妙惟肖向人们传达了您所见到的春、夏、秋、冬的美。又如《新媳妇的棉衣》， “……让寒潮一个接一个来吧 村里的新媳妇实在是太秀气”。这一声感叹，新媳妇的俊俏、美丽跃然纸上。您认为将非诗意的材料纳入诗歌写作，最后又呈现出诗意，这需要诗人具备怎样巧妙的“诗艺”？
刘：谢谢庆红看得这么细，我在诗作中有意以自然界有关物象的表现来喻显季节的变化与时间的推移，这一点竟没有逃出您细心的体会与理解。是的，诗歌艺术有着比其他文学样式更精美、隽永的语言，因而它具有其他艺术没法比拟的魅力。您说的几首诗是组诗《岁月深处的诗意》中的几首，写了春、夏、秋、冬四季的美。《新媳妇的棉衣》我写大年到了，新媳妇的棉衣还有一排钮扣没钉，她忙里忙外没有一点怕冷的样子，晴日里还穿着单衣，年轻有活力，我没写新媳妇的美，但却在最后发一声感叹，我做这样的处理，有异曲同工之妙。要写好现代新诗，要有好的题材（别材），构思必须巧妙地与立意（别趣）挂钩，而语言则是巧妙表达立意的艺术。因此，一首好的新诗，必须有好的题材，好的意境，还要有好的语言组合，在物象和意象之间，起到天衣无缝的组合作用。
曹：您的诗作里有些爱情诗写得很出色，饱满、质朴，比如“让我想起那个春天的记忆/那遍地的杜鹃花呀/耀衬着一张笑脸”，您能不能谈谈对爱情的理解？
刘：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在我的各类体裁作品中，爱情也是我反复歌吟、描写、思考的题材。我的每一部诗歌集，几乎都与爱情有关，我的散文作品也以思考爱恋为主题居多，评论家龙长吟曾开我玩笑说：“刘晓平就是遗落在张家界山头的一颗情种！”在我不多的小说作品中，就有两三篇与情感有关，有一篇题目就叫《爱的滋味》，上世纪九十年代发表在《湖南文学》。写的是一种情窦初开的生活感受，后来还被转载了。如今这社会，谈爱情似乎是一种奢侈。许多人把爱情与生活等同了，但是我一直认为：人间有真爱！也许她离每个人都不是太遥远；也许我们本来就生活在真爱中，只是我们还没有感悟到而已，我们已经把爱与生活分辨不清而弄模糊了。人生可以没有事业，甚至没有家庭，但绝不可没有爱。得到是爱付出也是爱，因人的境界与理解不同而已！我对爱有过各种各样的浪漫设想，我是个爱情至上的人，我不奢求爱到死，但爱的时候一定得真诚、忠实、坦荡，浪漫的情趣是必然。然而，生活中我却是个内热外冷的人。
曹：深厚的生活根基、丰富的生命体验、长期的读书修养，形成了您创作的厚积态势，但是现在网络作品对传统作品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力度，您觉得网络对您的影响大吗？您对网络诗歌和女性诗歌怎么看？
刘：是的，山羊有了胡须也就有了带路的资本。人活了几十年，生活经历过烟雨世界以后，应该可以说有一定的积累。但是，由于我经历的工作岗位多，除了学校、报社工作的时间长一些外，其他岗位都不是太长，谈不上扎下生活的根基，在读书学习上也修造不够，因而说不上创作的厚积态势，倒是可以说有较丰富的生活与生命体验。现代网络作品对传统作品产生的冲击力度是很大的，因为没有门槛，人人会网络便会发表网络作品，现在是网络时代，网上的东西都要看，这就造成了对纸质读物的冲击，这样也造成网络作品的质量参差不齐，尽管也有一些高手存在。
但是，人的时间是有限的，人们把时间大量花在电视上、电脑上、手机微信上，哪还有时间看书？因此，我认为网络是好东西，但它害人，害人健康害人看不了书。同时我还是网络的直接受害人，我有一篇《油菜花开的季节》的散文，《散文选刊》选载过的，不知什么时候被别人选在网上，配了图片，但却没有我作者的名字。我另一篇《张家界的冬天》被别人转发网上，结果被浙江一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农民日报》发表，张家界市委宣传部出口转内销，又以简报的形式予以宣传，让我哭笑不得。我认为网络把市场搞乱了，不利著作权保护，至少目前我们的管理还没跟上。
网络诗歌传播快，也有好诗，主要是为新诗造气氛，有过一些好的作用，但我基本上不涉及。倒是女性诗歌写作现象值得重视，张家界是一个小市，但它有女性诗歌作者上百人（常在各类网络平台活动），自费出版诗集的有十余人。我调任市文联主席后，对这种现象加以引导与扶持，请专家上课辅导，请编辑选诗评诗，和大学联合搞诗歌朗诵会，多次编内刊诗歌专辑，并向省级刊物推出了《天籁》张家界女诗人作品专辑。我看好女性诗歌，她们生活的视野宽广，写作的个性特征细腻，追求写作意境的营造，人性情感的发挥极致，读者受众面广，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这个浮躁充满压力的社会，人们暄嚣的心灵需要一种温柔的抚摸。而女性诗歌往往具有语言表达温婉、情感表达细腻、主题立意淳厚的特点，她正是上帝那只充满柔情的手……
曹：您认为诗歌作者应该具备怎样的禀性和知识结构？在您的创作过程中，主要受到哪些作家或作品的影响？您认为知识的积累对于诗歌写作有什么影响？
刘：诗人是浪漫的别称，我认为诗人应该具有做事充满激情、思维灵活敏捷、想象力丰富的禀性，同时又具有宽广的生活视野和对世事易于敏感、联想的情怀。诗人必须对生活、世事、思想始终保持敏感，在应有的空间有着广泛的想象力。一条狗，在别人眼里是一条狗，但在诗人眼里应该是狗是马是牛是猪甚至是亲人。诗人的知识结构可以没有条理、没有规章，可以不深不专，但一定要杂、要野、要广、要奇，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应该无所不及。从这个层面来说，我只是一个不合格的诗人。
尽管我是从写诗步入文学之门的，但要问及我在写作过程中受到过哪些作家和作品的影响，我还真的一时回答不上来。因为当时随父母回乡以后，一直在农村生活，高中毕业又回乡下的牛棚，整日里泡在孤独与苦闷中。好在生产队当时已有有线广播，每到广播响起时我便守在喇叭下。当时广播里有个“民歌欣赏”的栏目，在我听来真是有滋有味。听多了我便发现，每一首民歌都还有作者的名字。于是我突发奇想：我为什么不可以把我想到的也写出来呢？我晚上伏在油灯下，一口气写了好几首，悄悄地寄给县广播站，又日复一日地守听广播。有一天，广播里突然报了我的名字，一听内容正是我写的打油诗。当晚，我躺在床上，看窗外的流萤飞，看蓝天的月亮笑，看星星为什么对我眨眼不说话……那个高兴那个幸福啊！后来，我还收到两元钱的稿费和两本稿纸。第二年我高考上线，被邵阳师范录取。直到这时，我才真正接触到诗歌。每到周末，我总在图书馆找诗歌书籍看，如《诗经》《中国新诗选》《雨果诗选》《泰戈尔诗选》等等。可以说，我受中国传统诗文化的影响较深，我对泰戈尔的诗哲理铭心刻骨，可以说影响是深刻的，以致我的诗歌中多含有人生哲理的思考。 曹：“穿过城市文明的候鸟”“城市与乡村的寓言”等是评论家们对您诗歌的评价与肯定，您如何评价自己的诗作？
刘：《穿越城市文明的候鸟》和《城市与乡村的寓言》的作者，都是我的老朋友与鲁院作家班的同学，他们对我和我的作品都有溢美之词，我看作是对我的鼓励和鞭策吧！
聂茂教授认为我的“诗歌没有刻意深化意象的奇巧与繁琐，而是采用象征、暗示、隐喻、变形等复调表现手法，既明朗，又简约，静中有动，动中含静。是山水诗，又像山水画”。我觉得他把脉到位，看得真切，也是我写作中孜孜以求的艺术表现手法。他说：“诗的挖掘，为寻找不再是植物的化石；诗的碰撞，为寻求灵魂爆裂的那一瞬间；诗的呐喊，为血管里流淌着的那一腔热血。”说得好，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没有放弃诗歌写作，说到底是一种艺术的向往，更是一种精神的追求！
李骞教授说我“始终追求传统的诗歌语言来表现传统的诗歌意境，其语言的简洁可以说到了惜墨如金的地步，而意境的营造也可以说到了雕龙画凤的境界”。很感谢他说得如此精准，有许多事往往是优点也是缺点，就因为我传统的因素太多，我的作品才多次碰壁，理由是“太传统，没有现代读点”。正因为如此，我才在写作中，把诗语言的口语化探索和诗歌意境的寓言式创造，作为我努力创新的实践和探索。
曹：一个人在看社会的时候，总会带有些批判的眼光，不管在哪个时代哪个世界都一样，一个好的作家更是如此，我欣赏您作品里的一些委婉的批判和正义的担当精神。请问：就您的阅读体验而言，我们的诗歌是契合这个时代有了一定的担当，还是疏离了？
刘：一个好的有责任感的作家，应负有对社会的担当精神！他的作品要反映生活反映社会，同时也是他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的反映。我们这个社会，人的担当精神少了点。写作本身有艺术规律，写作于社会也应担起应负的责任。当然，社会是多元的，文学也是多元的。艺术可以探讨、可以摸索、可以批判。但是，真正检验作品的标准只有生活和时间。当前的诗歌现象是多元的，主流是好的，大方向是对的，但契合这时代还不紧，缺乏或缺少应有的“桥粱”和平台，也缺少引导或引导力度。我很欣赏这句话：诗歌的温度，应该是生活的温度。我们社会没有疏离诗歌，只是融入诗歌被动了，少了应有的投入和组织，被泛滥的洪流所淹没了。我们既要有内心世界的诗歌表达，也要有泥土气息、机油气味、生活气息的诗意表达。因此，我们在抓创作上，提出“上接天气下接地气，中间紧扣人气”。这一点是对的，它扣住了创作发展的大方向。以我的阅读体验来看，我们的诗歌写内心世界的多了，写大社会大生活的少了。有多少打工人员？有多少工人农民？构成各阶层的是些什么人？写他们火热或艰苦生活以及心灵感受的诗有多少？诗人们只是一味地表现所谓“小圈子”的内心世界是不够的。在这个层面上讲，我们的诗歌就不是契合时代不紧的问题，也是较少契合时代，致使人们疏离了诗歌，因为人们认为诗歌与我们没关系。在此，我要向广大有识之士和有志于诗歌事业的诗人们倡言：我们好好思考一下，“五四”新文化运动新诗热潮是怎么形成的，红旗歌谣是如何风行全国的，八九十年代新诗现象有没有我们借鉴的东西？有人说写诗的多于读诗的，是一种贬低诗歌的说法，是夸张和不符合实际的。但若是我们多些写诗读诗的人，我们的社会不就可以形成诗的浪花、诗的海洋？我们的生活不就充满诗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