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当前推动企业“走出去”的政策背景下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如何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从理论上阐述了负向的国际化效应和正向的竞争效应，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当外商直接投资规模较小时会减少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只有当外商直接投资规模较大时才能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引进来”才能推动“走出去”。最后，提出了在推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政策的同时也应推行外商直接投资引进政策，以更进一步促进对外直接投资。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劳动力成本；竞争效应；国际化效应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6.04.14
中图分类号：F752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6）04-0065-04
Abstract：Based on this background， this paper analyzes how FDI influence ODI， elaborates the negative internationalization effect and positive competition effect in theory， and makes empirical test. Result finds that FDI will reduce ODI when its scale is small； and only when its scale is large can increase ODI， “bring in” can push “go out” at that time. It means government should both promote FDI and ODI at the same time， such measures can push ODI further.
Key words：FDI； ODI； Labor Cost； internationalization effect； competition effect
“引进来”和“走出去”是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1990年代以来，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逐年增加，现已成为全球第二大外资引进国；与此同时，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DI）也迅速增长，目前也已跃居世界第三大资本输出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曾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而如今在全球经济形势低迷和我国经济崛起的情况下，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不仅能有力促进国内经济发展，而且对于全球经济复苏也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当前，“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更是意味着中央政策将进一步力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学术界较为关注企业“走出去”的推动因素，其中外商直接投资是否构成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推力之一也值得探究，同时该问题对于关联引进外资和推动企业“走出去”的政策操作也具有较大的借鉴作用。在此背景下，本文对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如何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展开理论和实证研究，旨在探明不同经济条件下所产生的不同影响，以丰富对外开放领域研究的理论和政策内容。
1文献综述
综观近期相关研究文献，本文将外商直接投资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的文献分为两类：一是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二是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推动因素。在第一类文献中，FDI被普遍认为是推动我国技术创新、出口贸易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由于FDI被认为是主要的国际技术转移渠道[1，2]，大多数文献将FDI纳入新增长理论模型框架内进行研究，桑瑞聪与岳中刚、葛顺奇与罗伟等研究均发现FDI引进能提升我国的技术创新和模仿能力[3，4]；罗军与陈建国则发现FDI能否提升创新能力取决于研发投入的门槛效应[5]。在经济增长方面，FDI不仅被认为能在一定程度上起促进作用[6，7]，而且能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8]。同时，FDI也被认为存在多个维度的出口溢出效应，但各个维度的效应大小存在差异[9，10]。
在第二类文献中，温磊、余官胜等探讨了包括金融发展在内的国内主要经济发展因素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11，12]，其余大部分文献均从国外吸引力角度研究推动因素，Kolstad与Wiig、王永钦等基于东道国制度视角展开研究，发现制度适应具有重要影响[13，14]。余官胜与林俐利用微观数据基于集群区位选择视角研究了东道国经济因素的影响[15，16]。胡兵与邓富化从政府腐败视角认为东道国清廉因素也构成吸引力之一[17]；余官胜则从东道国金融发展视角分析得出东道国获取资金的难易程度也构成吸引力因素之一[18]。从以上文献研究可以发现，近年来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增长是国内推力和国外拉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综合两类文献，尽管分别有了较为丰富且详细的研究内容，但两者的结合度不够，目前尚未有文献考察外商直接投资如何影响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因此从文献上看，本文的研究填补了以上两类研究文献的空缺，构架起“引进来”、“走出去”之间的理论和实证关系。从理论上阐述了外商直接投资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两种影响机制，即负向国际化效应机制和正向竞争效应机制，并予以实证验证。结果发现：当外商直接投资规模较小时，负向影响机制起主导作用；当外商直接投资规模较大时，正向影响机制起主导作用。“引进来”只有达到一定规模时才能起到推动“走出去”的效应，这是因为外商直接投资规模较大时提高了我国的要素成本，迫使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进行规避，这也在本文实证研究的稳健性检验中获得了验证。
2外商直接投资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机制
外资的引入不仅为我国带来了充足的资金，而且也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为我国企业融入经济国际化带来了各种资源。大量的文献分析结果也表明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我国经济的长期增长。与此同时，外资企业的入驻也加剧了各行业内部的企业竞争，在扩大经济规模的同时增加了生产要素的成本，加剧了国内企业的经营压力。另一方面，我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存在主动动机和被动动机。主动动机是为了获取其他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被动动机是由于国内要素成本过高引起的。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影响的两面性恰好对应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动动机和被动动机。因此外商直接投资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机制可以分为国际化效应和竞争效应两类。本文中国际化效应强调的是为国内企业提供国际资源，竞争效应则强调与国内企业争夺资源。 在国际化效应传导机制中，引进外资作为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的主要举措之一，拓宽国内企业的国际视野。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国内企业更愿意融入世界经济，这就需要与国外企业进行近距离接触。尽管国际贸易的发展增加了国内外企业的交流机会，但如果想与国外企业在同一市场中长期共存，国内企业仍需更为全面地学习国外企业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在这种情况下，当不存在外商直接投资时，为了近距离接触国外企业，国内企业必须选择“走出去”，到国外市场中与国外企业竞争共存；当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时，跨国公司进入我国市场，在竞争关系中为国内企业提供了先进技术和管理的学习模板，拓宽了国内企业的国际化视野。这意味着外商直接投资满足了国内企业原本需要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取国际化资源的需求。因此，在国际化效应传导机制中，外商直接投资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着互补关系。由此提出：
推论1：在国际化效应传导机制中，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会减少国内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即“引进来”不利于“走出去”。
在竞争效应传导机制中，大规模地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扩大了跨国公司在我国的生产范围，特别是我国进入WTO之后，要素需求的增加提升了要素生产成本，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我国中小企业在竞争力上明显不如大型跨国公司。为了规避国内的激烈竞争和高昂的要素成本，企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将生产转移至国外，形成了成本推动的倒逼型机制，企业被动“走出去”。在这种情况下，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将成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推动力，与之形成互补关系。由此提出：
推论2：在竞争效应传导机制中，外商直接投资会增加国内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即“引进来”能推动“走出去”。
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的扩大和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存在着共同的趋势。综合来看，当外商直接投资规模较小时，难以大幅度提升要素成本，因此竞争效应较弱；当外商直接投资规模较大并成为经济的主要构成时，规模的进一步扩大会提升要素成本，此时竞争效应会占据主导作用。同时，当国内要素成本较低时，竞争效应不会占据主导地位；只有当国内要素成本较高时，竞争效应才可能大于国际化效应。由此，提出：
推论3：当外商直接投资规模较小时，国际化效应占主导，投资规模的进一步扩大会减少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此时“引进来”会减少“走出去”；当外商直接投资规模较大时，竞争效应占据主导地位，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的进一步扩大会增加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此时“引进来”会推动“走出去”。
3实证研究
31方程设计与变量描述
为分析不同规模外商直接投资如何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本文建立如下回归方程：
lnODIit=α0+α1lnODIit-1+α2lnGDPit+α3lnEXit
+α4lnFDIit+α5（lnFDIit）2+ui+vt+εit（1）
式（1）中，lnODIit为i地区t年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万美元）对数值；lnODIit-1为其滞后1期项，反映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否具有持续性；lnGDPit为i地区t年GDP（亿元）对数值，反映地区经济规模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lnEXit为i地区t年出口贸易额（万美元）对数值，反映出口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否具有先导性；lnFDIit为i地区t年引进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万美元）对数值，（lnFDIit）2为其平方项，两者分别反映了不同规模外商直接投资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ui、vt和εit分别为地区变量、时间变量和回归残差。
本文的样本数据为2003～2010年间我国26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出于获取平衡面板数据的考虑，未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不全的样本（重庆、贵州、西藏、青海和宁夏等地区）纳入回归分析中。在回归方程各变量中，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外商直接投资数据由各省统计年鉴整理而得，其他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32回归结果及解释
由于回归方程（1）解释变量中包含了被解释变量的滞后1期值，因此需要用动态面板数据回归方法对方程（1）进行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从回归结果可以发现，lnODIit-1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具有平滑性。lnGDPit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经济规模较大的地区有更大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lnEXit的系数并不显著，说明出口贸易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先导影响并不稳健。回归结果（1）未包含外商直接投资的平方项（lnFDIit）2，此时lnFDIit的系数并不显著，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并没有直接的影响。回归结果（2）则包含了该平方项，结果显示lnFDIit的系数显著为负，（lnFDIit）2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外商直接投资规模较小时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将产生负面影响；而外商直接投资规模较大时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则会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本文的实证研究恰好验证了本文第二部分的理论推论，即负向的国际化效应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较小时起主导作用；只有当外商直接投资规模较大时，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正向竞争效应才会起主导作用，此时“引进来”才能推动“走出去”。
从表1可以看出，我国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因素之间存在较大差异，考虑到这种经济的区域差异可能会使外商直接投资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本文再次用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样本分别对方程（1）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3。
在东部地区样本回归结果中，lnFDIit和（lnFDIit）2的系数及显著性均与表2保持一致，中西部地区回归结果中lnFDIit和（lnFDIit）2均不显著。说明东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符合本文第二部分先减少后增加的理论影响机制，中西部地区则不符合这一影响机制，这是因为中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规模较小，尚无法产生不同途径的影响过程。 33稳健性检验
在前述的理论影响机制中，外商直接投资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正向竞争效应发生前提是要素成本的提高。在我国，劳动力成本是最主要的要素成本，因此本文通过劳动力成本变量对回归方程（1）的稳健性进行检验，构建如下方程：
lnODIit=β0+β1lnODIit-1+β2lnGDPit+β3lnEXit
+β4lnFDIit+β5lnWit×lnFDIit+ηi+ζt+τit （2）
式（2）中，lnWit为i地区t年的人均工资（元/人）对数值，lnWit×lnFDIit为人均工资对数值与外商直接投资对数值的乘积项，加入该项的目的为了检验当劳动力成本不同时，外商直接投资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不同影响。各地区人均工资的数据来自于历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其他数据与方程（1）保持一致。使用动态面板数据回归方法对方程（2）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从表4可以发现，无论在全国样本还是东部及中西部地区样本中，lnFDIit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lnWit×lnFDIit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在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会减少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劳动力成本较高的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会增加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这是因为在劳动力成本较高的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引进更易产生劳动力的稀缺，从而竞争效应更为明显，推动企业选择成本规避的对外直接投资，这正好证明了本文中的理论推论，也验证了方程（1）回归结果的稳健性。不同的是，表4中中西部地区样本回归结果显著而表3中不显著，说明相对于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的扩大，劳动力成本的提升更容易推动竞争效应的产生。
4结论与政策建议
“引进来”和“走出去”都是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形势下衔接两者共同发展的政策措施对于进一步深化我国对外开放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本文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如何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为两者之间的衔接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撑。首先通过理论阐述了外商直接投资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负向国际化效应和正向竞争效应，表明国际化效应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较小时起主导作用；而竞争效应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较大时起主导作用。进一步通过实证研究对理论机制进行检验，结果发现当外商直接投资规模较小时会减少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只有当规模较大时才能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起促进作用，利用劳动力成本条件控制的稳健性检验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本文的研究在理论上构架起“走出去”和“引进来”之间的链接机制，为两者之间进一步关系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基本框架线索，丰富了对外开放经济学的理论范畴。
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本文的研究也能为当前对外开放的政策制定提供一定的参考借鉴意义。首先，“引进来”与“走出去”并不冲突，在当前重点强调企业“走出去”支持政策的背景下也可以同时推进引进外资支持政策，通过加大外商引进规模使外商直接投资的正向效应能大力推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其次，按照本文的逻辑，“一带一路”战略积极推动我国企业对沿线国家进行投资时，应拓宽外资在国内的投资途径，一方面可以解决对外投资的资金问题，另一方面也能更有效地提升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力。再次，研究结果表明“引进来”
促进“走出去”的竞争效应是在要素成本提升时企业的被动行为，但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提升。因此，政府应引导企业有效地进行对外产业转移，通过在境外建设工业园区减少国内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转移成本，并提升投资效率。最后，本文的国际化效应表明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于我国企业的国际化视野有相同的作用，“引进来”和“走出去”在此时有着相同的意义，因此从融入全球经济的角度，政府应在两个领域推行不偏不倚的促进政策以同时获得两个领域的国际化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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