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城市经济势能的大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城市辐射范围的远近，也决定着城市群综合竞争力的高低。经过选取指标进行对比发现，京津冀城市群的城市经济势能量级与沪苏浙城市群存在着明显差距。京津冀城市群应以雄安新区的设立为契机，借鉴发达地区经验，扩大其经济势能量级，积极培育周边地区的发展新动能，增强附近区域吸引力，构建均衡的城市空间布局，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
[关键词]城市经济势能城市群京津冀 沪苏浙雄安新区
[中图分类号]F2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6623（2017）05-0077-04
按照城镇空间结构由城市一都市圈一城市群的演进路径，中心城市在构建城市群有机体系过程中的作用非常关键。中心城市经济势能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城市辐射范围的远近和辐射强度的大小，进而也决定着城市群综合竞争力的强弱。因此，增强中心城市的经济势能，是推动要素有效聚集，扩大城市群经济联系强度，改善城市群综合实力的重要途径。
一、中心城市经济势能指数
对于中心城市的经济势能，学术界大多以城市的国内生产总值作为经济势能的基本度量单位确定其辐射带动范围的大小，认为国内生产总值越大，城市的经济势能也就越大，辐射带动的范围也就越广，反之亦然。实际上，以国内生产总值作为中心城市经济势能量级的标准尚不全面，就目前的研究来看，我们更倾向于以基础设施指数、服务设施指数、投资利润率等来衡量城市的经济势能。
其中，基础设施指数是反映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的指标，可以人均城市道路面积、市辖区（市区）每万人拥有公共汽车、市区人口密度、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城市人均生活用水、城镇生活消费用电量等来衡量；服务设施指数是反映城市综合服务功能强度的指标，可以每万人拥有医院卫生院床位数、每万人在校大学生人数、每百人公共图书馆藏书、每万人拥有国际互联网用户数、每万人拥有移动电话用户数、每万人拥有邮政业务总量等来衡量；投资利润率则反映城市的投资回报程度。此外，城市经济势能指数还与经济距离和空间距离相关。对于经济距离，我们以各市人均GDP与全国人均GDP的相对比率来表示。一般而言，人均GDP高的城市，经济势能越高，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能力也就越强；对于空间距离，我们以城市群中距离中心城市最近的城市为基本标准，用其他城市与中心城市的距离和最近的这个距离之间的比例，来衡量空间距离对城市势能的影响。一般而言，距离中心城市越近，城市的经济势能越高，反之，则越低。
二、京津冀和沪苏浙城市群经济势能量级的比较与分析
我们以京津冀和沪苏浙两大城市群为例，通过分别计算其经济势能及相关指数，分析经济势能量级对城市群协同发展的影响。
（一）京津冀城市群经济势能量级
1.基础设施指数：京津冀城市群中各市的基础设施指数相差不明显。
2.服务设施指数：与基础设施差距现状相反，京津冀城市群的服务设施指数差距相当明显。京津二市的服务设施指数（18.2725和14.7607）远远高于河北任一城市。
3.经济势能指数与城市量级：京津二市凭借强大的经济势能指数和市区GDP（数值分别为311006.15，21019亿元和79665.21，14291亿元），毫无悬念地位列特级城市行列。河北城市的经济势能则普遍较弱，而且与京津断层明显，存在着明显的“城市悬崖”。除了两个二级城市――石家庄和唐山（指数值和市区GDP分别为2177.65，2735亿元和4150.25，3173亿元）以外，其他9市均处于量级最低的三、四级区间，缺乏具有强辐射力和综合竞争力的一级城市，没有形成环绕京津特级城市的梯度良好的城市群。
（二）沪苏浙城市群经济势能量级
1.基础设施指数：与京津冀城市群相似，沪苏浙地区25个中心城市的基础设施指数相差不大。
2.服务设施指数：服务设施指数的差距明显，上海的服务设施指数（18.2129）普遍高于周边城市。
3.经济势能指数与城市量级：与京津冀地区不均衡的城市经济势能指数相比，沪苏浙城市群呈现，，，良好的城市梯次分布特征。上海作为特级城市，凭借其庞大的经济势能指数（734918.02）和市区GDP（23292亿元），充当着沪苏浙城市群的“龙头”。南京、苏州、杭州、宁波（经济势能指数和市区GDP分别为：28293.50，8821亿元；321479.86，7087亿元；56672.22，7977亿元；23900.70，4589亿元）作为一级城市（虽然宁波的市区GDP不到5000亿元，但其庞大的经济势能指数，让我们近似认为它接近于一级城市），充当着沪苏浙城市群中“二传”的角色，既承接着来自上海的外溢，又辐射着周边的二、三、四级城市；无锡、常州、南通、扬州、绍兴作为二级城市，凭借各自的发展特色，既依托着周边的特级城市和一级城市，又沟通着毗邻的三级和四级城市，充当着城市群中的“桥梁”角色；15个（占城市群总数的60%）三、四级城市围绕着相应的一级和二级城市，星罗棋布地分布在区域板块中，如众星伴月般充当着沪苏浙城市群发展的基石。
（三）京津冀与沪苏浙经济势能量级各项指数的比较与分析
1.基A设施指数：京津冀城市群的基础设施指数普遍高于沪苏浙城市群：同为特级城市的京津高于上海；同为二级城市的唐山虽然低于无锡、常州等，但高于绍兴；京津冀城市群中的三、四级城市基础设施指数也大多高于沪苏浙城市群。就平均指数而言，前者也远远高于后者，彰显出京津冀城市群在基础设施领域的领先程度。
2.服务设施指数：就平均指数而言，京津冀城市群的服务设施指数（6.17）大大低于沪苏浙城市群（8.88）。这表明，京津冀地区服务设施水平滞后于沪苏浙地区。就分布状况来看，由于京津冀地区缺少扮演“二传”角色的城市，导致区域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呈现出明显的断层化特征。京津二市尤其是北京对优质社会公共服务产品的过度集中，对周边城市形成了明显的“虹吸”效应，不利于首都非核心功能的疏解。相比较而言，沪苏浙地区的服务设施指数呈现出良好的正态分布特征。分布在3个行政区划内的若干个特级、一级与二级城市凭借良好地服务设施指数，有序地分担着城市群的公共服务职能，较好地规避了优质公共服务过度集中造成的拥堵与低效率等问题。 3.投资利润率指标：京津冀地区的投资利润率（0.12）低于沪苏浙地区（0.20）。身为特级城市的京津二市，其投资利润率（0.20，0.19）基本和沪苏浙地区的一、二级城市相当，与同为特级城市的上海（0.44）相差一倍以上。说明了京津冀地区投资利润率偏低的发展现实。
4.经济距离、空间距离与经济势能指数之间，京津冀城市群城市经济势能指数的平均值（30928.94）大大低于沪苏浙城市群（52933.69），GDP总量的平均值（5120.42亿元）也落后于后者（5234.14）。这反映出了京津冀城市群综合实力偏低，辐射带动效应弱的短板。
不难看出，京津冀城市群中各城市的综合实力与城市经济势能量级与沪苏浙城市群存在明显的差距，因而，构建经济势能量级高、综合竞争力强的城市群，对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深化推进，具有重要意义。
三、京津冀城市群协同发展的路径选择
2017年4月1日，新的国家级新区――雄安新区在河北设立。作为继规划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又一战略性选择，雄安新区成立伊始就被定位成：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d地。无论是其承载的积极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的任务，还是肩负的调整优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培育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创建城市管理新样板的历史使命，都彰显出了改变京津冀地区“一城独大”发展模式，扩大京津冀城市群经济势能量级，积极培育周边地区发展新动能，增强附近区域吸引力，构建均衡的城市空间布局，加快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战略出发点。京津冀城市群应以雄安新区的规划和建设为契机，结合当前的发展现实，从以下三方面进行突破：
1.构建合理阶次的城市群梯度架构
京津冀城市群中京津二市与河北城市之间“悬崖”式断层的存在，形成了所谓的“孤岛效应”。这使得京津等大城市与低层次城市之间由于经济、社会与技术发展差距过大，而无法有效“对话”，难以把经济增长的正能量通过城市群层级体系由上而下的传递，限制了其区域经济发展中心功能的发挥，导致了经济要素进一步向核心城市集聚。这种“虹吸”现象直接拉大了北京与周边地区的差距，而且加重了北京资源承载力的超负荷运载，导致的拥堵等大城市病积重难返。基于此现状，应积极培育京津冀地区发挥“二传”角色和功能的城市，形成城市群具有合理阶次的梯度架构，构建多极化城市发展模式；立足京津冀城市群既有的城市发展基础，以雄安新区的规划为机遇，将其做为京津冀特别是河北的战略中心，将石家庄、唐山作为一级城市经济量级，将保定、廊坊作为二级城市经济量级，予以引导和培育；借助市场推动和政府引导的双重力量，引导京津尤其是北京超负荷的经济能力向周边城市流动，实现周边城市对要素和资源的再集中与北京等核心首位城市有机疏散的双向结合，打通不同能量层级城市之间能量传递和产业转移的渠道，强化城市群功能的协同效应，缓解大城市空间承载压力，改善京津冀“哑铃型”城市群发展体系，构筑双核心一多中心的城市群发展格局。
2.财力与智力协同发力，提高区域公共服务均衡化水平
北京聚集了医疗、教育等太多的优质公共服务，吸引了众多外地人，但这也是造成拥堵的重要根源。然而，北京作为医疗与教育的“高地”效应有多明显，周边城市的“洼地”效应就有多严峻。悬殊的公共服务差距，强化了北京对河北优质要素的“虹吸”，加剧了周边地区要素的流失。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以来，虽然北京的很多三甲医院和知名学府以托管、设立分院、分校等形式与河北不断“联娴”，但效果不尽如人意。因此，构建均衡的公共服务体系，实现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协同化发展，对于疏解北京的首都非核心功能，缓解大城市病，至关重要。要按照雄安新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基本定位，改善京津冀三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化水平。一方面，建立公共服务统筹基金，加大财力扶持力度。按照均衡化原则，加大对河北教育与医疗等公共服务的支持力度，提高公共服务水平，逐步建立起与京津水平大体相当的基本社会公共服务体系，使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在京津冀城市群空间上的合理聚集与适度分散相结合，改善北京优质公共服务空间分布过度集聚的状况。另一方面，建立定期派驻制度，加大智力扶持力度。同时，还可以积极探索组建跨区域教育、医疗交流轮岗制度，推动京津冀三地的医生、教师等公共人力资源的交流派驻，实现区际优质公共服务资源（教师、医生等）柔性流动，打破画地为牢、资源过度集中的局面，突破“强”、“弱”壁垒，实现“抱团”发展，协同推进区域民生的改善，以及京津冀城市群公共服务质量综合实力的快速提升。
3.优化产业结构，改善发展环境，提高投资利润率
京津冀城市群投资利润率普遍低于沪苏浙地区的现实，影响着资本的流向，制约着城市群经济实力的提升。因此，京津冀城市群亟需改善投融资环境，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优化制度设计和政务环境，加大生态环境治理力度，降低商务成本和企业运营负担，营造出“重商、富商、亲商、爱商”的发展环境，在强化管理、优化服务的同时加强制度建设和创新，促进企业与地方的共赢式发展。尤其是河北，在京津二市的“虹吸”效应及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功能严峻等多重背景的挤压下，更需要切实从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创新能力、强化投资考核、降低企业负担、改善政务环境等方面人手，转变粗放型、低效型的投资发展模式，增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资力度，减少和降低民间资本的产业准入限制和门槛，激活民间资本对附加值高、资源消耗系数低、科技创新度强的产业的投资热情。同时，扩大政府在基础社会和公共服务领域的投资，改善资本运营的社会环境，以良性的“外部效应”降低资本运营的“社会成本”，从多个领域增强对优质投资者的吸引力，以改善投资利润率，营造出优质高效的城市群投资发展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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