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70后”女作家的东紫，作品数量虽然不多，但多质量上乘，拥有独立的文学品质。谈到写作，她曾说过：“我的写作是所谓的无意识写作，是没有明确计划性的，仅仅是在工作和生活之余将心里一直盘绕的人物故事写出来。”{1}换言之，东紫的创作与其个人生活经验有密切关系，早年下海的经历让她观尽世态炎凉，也使她的作品侧重于对生活阴暗面的揭示，“将一些黑暗的东西挖得很深”{2}。此后，随着生活环境的改变，她的创作有所变化，虽然还坚持严峻的现实审视，但却加入了丝丝的“温暖和光亮”{3}。可以说，生活造就了东紫作品精神层面的多样化，也形成了她颇具特色的创作个性。
一、“疼痛”的揭示与痛惜
揭示生活中的 “疼痛”是东紫创作的一个中心。“疼痛”是生活的重要内容，它遍布于生活的各个层面，其中，最表层也最普遍的是现实生活的生存之“疼”。近年来，随着“底层文学”的兴起，现实生存中的“疼痛”在文学中得到了较丰富的表现。东紫的部分作品也涉及到这一主题。例如，《伪绿色时代的挣扎》展示了普通百姓生存的艰难；《幸福的生活》写了不合理的医疗制度给贫苦百姓带来的生活重压；《在楼群中歌唱》则描述了“蜗居”在城市角落的外来务工人员的生活困境；《同床共枕》将女性的生育痛苦（由刀口、奶胀以及孩子吸奶太用力所带来的疼痛）呈现在读者的面前，并且还通过丈夫对妻子的冷漠态度，隐喻了女性在男性社会中的艰难生存处境。
揭示生活中的苦难，往往能给人以直接和强烈的痛感，它能激起人们对弱者的同情和怜悯，还能引发人们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和思考，因此，书写现实生存之“疼”自有其意义。不过，东紫的“疼痛”书写主要不在这方面，她所着力和独特之处在另外两个层面：
其一是心灵之“疼”。所谓心灵之“疼”，侧重的是人物内心的感受，它与生存之“疼”也许有一定关系，但也可能没有丝毫关联。心灵之“疼”的表现也许不那么外在，但却更为深刻，也更为普遍地存在。或者说，心灵之“疼”既属于生命个体，却具有更广泛的时代内涵，可能唤起一个文化共同体所共有的创伤体验，从而展现出一个时代的心灵隐痛。
东紫对心灵之“疼”较集中的关注点在城市“新移民”方面。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提速和城市规模的扩张，城乡关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而城市“新移民”是其中受到冲击最大的群体。东紫以之为切入点，展现了当代人的心理焦虑、困惑和不安全感。在小说《好日子就要来了》中，东紫的视野投向的是“打工妹”这一群体。与大多数“底层文学”不同的是，东紫没有过多去展现她们的生活问题，也没有去揭示她们在都市文化侵袭下的异化与堕落，而是更多地表现她们在确立社身份和探寻自我主体过程中的不安、焦虑和迷惘。作品中，女主人公王小丫经过多年打拼之后，有了较为稳定和富足的物质生活，但“打工妹”这个社会身份仍旧是她难以抹去的阶级烙印。无论她在这座城市里生活多久，她都难以真正在这里安置自己的灵魂，始终摆脱不了漂泊无依的浮萍感和边缘人感。因而，恐慌、焦虑与不安一直伴随着她，不断侵蚀着她的灵魂，也一步步吞噬着她的生活。白天，她小心翼翼地维持着现有的生活和来之不易的幸福，夜里，她常常噩梦连连、冷汗不断。她试图通过婚姻这棵救命稻草来改变自己的处境，并以此来拥有新的社会身份。然而，由来已久的城乡偏见却让王小丫又一次体会到深深的绝望。尽管她用假文凭暂时遮掩了自己的社会身份，但未婚夫母亲的歧视与冷漠还是让她的身心在如履薄冰的处境之中疲惫不堪。耐人寻味的是，王小丫对这种世俗偏见所采取的态度并非反抗，而是认同与顺从。例如，她对前来参加婚礼的父老乡亲进行礼仪培训，与王安南行鱼水之欢时表现出极具讨好意味的谨小慎微。由此看来，她的心灵之“疼”实际上是一种求而不得的困惑与焦虑和害怕得而复失的不安与惶恐。
如果说《好日子就要来了》侧重揭示城市“新移民”在追寻身份认同时的心理困境，那么《在楼群中歌唱》则着眼于从道德层面来探讨他们的精神困境。在作品中，无意中捡来的一万元钱让生活困窘的李守志一家欣喜不已，然而深埋于心的道德律却无时无刻不在叩问着他们的灵魂、左右着他们的选择。在现实利益和道德良知之间，孰轻孰重，东紫并没有简单地加以评判，而是充分展现了他们在取舍时的内心挣扎。尽管结局不出所料，一万元最终有了道德性的归属，但李守志一家的道德行为却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在行贿受贿、官官相护等复杂的官场伦理面前，李守志一家所承载的传统乡村伦理被消解殆尽。因而，他们道德行为的意义被人为地置换，其道德力量也就不复存在，他们行为的出发点与结果的错位势必加深他们的困惑。然而，受都市文明浸染和熏陶的城市“新移民”并不都能如李守志一般“出淤泥而不染”。例如，在《相互温暖》中，东紫不仅让我们看到“在时代的裹挟下，人的异化如何向兄弟手足波及”{4}，而且还向我们揭示了一种“新移民”的“返乡”病症：“这就是那些从乡村走出并功成名就的人们当他们返乡回顾来路的时候，在用颜面光鲜、风光无限的身姿面对原有的丑陋、愚昧时所引发的虚伪和偏执。”{5}东紫的目光无疑是深邃的，无论是传统道德坚持所陷入的困窘，还是道德在城市文化影响下的变异，都是城市“新移民”难以避免的心灵困境，也是在这样一个急剧变化时代下更普遍的精神病症。
在对心灵之“疼”的多方位展示中，东紫对女性的表现最为峻切和深入。她深入到女性内心深处，借以细腻又不乏诗意的笔法，真实地勾勒出她们隐秘复杂的内心活动，进而将她们丰富而又微妙的情感世界呈现出来。不仅如此，她的女性书写还挣脱了传统欲望叙事的樊篱，将世俗伦理、社会情态、两性情感以及历史、道德、人性等众多元素融入进去，从而使得作品更加饱满厚重。例如，在《春茶》中，东紫就通过对一位出轨女性心理活动的细致描摹揭示了女性的心灵困境。一次身体的出轨，带来女主人公梅云巨大的精神压力，让她的精神备受煎熬，并导致了她性心理的压抑和性功能的丧失，而且还面临着世俗伦理的审判和现实生活的惩罚。东紫书写这一悲剧的目的显然不单单是展示女性的身体困境，她更多地是想表达在男性为主导的社会中，女性所受到的巨大压抑，以及难以看到希望的深深无奈和巨大迷惘。作品取名为“春茶”显然包含有这样的寓意：在男性主导的社会里，女人与茶叶仿佛有着某种共同的命运，都在“拼命消散自身的色彩博取别人一声喝彩的短暂”{6}，“那其实就是一个个生活里的女人，在人生的舞台上没有两只水袖的女人。或许水袖是有两只，但舞动的只能是一只。另一只必须是紧握着的，是永远不能顺应生命和情感的需要抛撒舞动的。”{7}女人散尽自身的光芒去照亮自己的家庭和事业，但她不被允许来自她生命之外的另一束光打在她的身上，她背负着来自男性社会的道德枷锁，也许，她唯一有的只是无以言说的宿命。 其二，也是东紫作品“疼痛”表现最独特的，是对“恶”中之“疼”的揭示。所谓“恶”中之“疼”，就是人性中的自私、嫉妒、贪婪、野蛮、暴力等罪恶因素所带来的“疼痛”，它既是指向受害者，但也可能指向加害者。东紫敏锐地捕捉到了后一内涵，深刻揭示了“恶”中之“疼”。最典型如对权力之“恶”的揭示。近年来，不正当的权力肆虐，在权力的荫蔽之下，人性中的“恶之花”拔蕊怒放，人欲泛滥下的腐化与堕落可谓触目惊心。东紫以人性为基本点，揭示出人被权力之“恶”异化的过程和被扭曲的悲剧。《差点失效的人》就是如此。作品一方面借小职员牛小顺之口揭露局长收受贿赂、乱搞男女关系等腐败行为，表现了官场的恶浊不堪和给社会带来的严重危害。另一方面，当牛小顺拥有权力和地位时，他也如牛局长一般疯狂占有女人，享受着权力所带来的欲望的驰骋。作品既揭示了权力之“恶”，也将人性中的负面因素与之关联，颇可寻味。此外，《左左右右》《我被大鸟绑架》《赏心乐事谁家院》等作品也表达了类似主题，将权力对人的迫害以及给人带来的多重“疼痛”作了多方位的展示。权力之外，金钱之“恶”也是东紫揭示的另一角度。如《天涯近》就表现了由金钱所引发的种种罪恶（例如对人性的戕害、对家庭的毁灭等等）以及由此给人带来的“疼痛”。当人将金钱当作唯一的需求时，其由欲壑难填的人心所催生出的贪婪皮相令人作呕，人的异化也就不可避免。并且，“金钱至上”的价值观念也使人与人的关系发生变异，激发出人虚伪、冷漠的本性。
潜伏于人性中的暴力之“恶”的“疼痛”也是东紫表现的重要内容。例如，在《北京来人了》中，身为“老革命”的父亲对儿子无故遭受肉体暴力一事的表现态度让人惊讶和愤怒。为了所谓的名誉，他执意牺牲儿子的尊严，让儿子李正确在饱受肉体的摧残之后又经历了一次更具毁灭性的精神暴力。而且，小说的思想意蕴并未止步于此，而是通过表现暴力所带来的双重“疼痛”思考作为个体的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试图引导人们正视和反思过往的历史。再如《饥荒年间的肉》（《梦里桃花源》）以及《一棵韭菜的战争》等作品，东紫试图在暴力之“恶”中深入地观照人性。《饥荒年间的肉》的主题与《狂人日记》的“吃人”主题类似，只不过它所写的是真正的吃人肉、喝人血。作品中的“桃花源”绝非陶渊明笔下那个“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桃花源记》）的世外桃源，而是藏污纳垢、肮脏不堪的人间炼狱，在这里生存下来的人们是靠吃人肉来度过饥荒的，为了心安理得地吃人，他们将人性踩在脚下，沦为牲畜。不仅如此，为了掩盖其残忍罪行，他们还上演正直戏码，充分展示其虚伪和狡诈。作品一方面细致地表现了女主人公饱儿在罪恶魔掌的伤害之下的彻骨之“疼”（母亲被残忍地杀害，而自己还在他人的欺骗与隐瞒中吃下了她的肉），更表现了反讽“桃花源”的意图和反乌托邦的思想倾向。在《一棵韭菜的战争》中，东紫将故事发生的年代隐去，将其置于一个无秩序（既无法律的制约也无道德力量的参与）的状态之中，在亢奋、飞扬的叙述姿态下，通过对暴力形式感的展现来挖掘暴力背后的深层心理机制，进而钩沉幽隐莫测之人性。比如，在李屠夫给碧玉活体解剖的过程中，随着解剖的深入，原先冷漠克制的叙述语调渐渐变得灵动、活泼起来。随着叙述语调的变化，李屠夫内心潜伏的洪水猛兽般的暴力也在由权力带来的某种合法性的庇护之下，在碧玉身上得到了放纵肆虐和尽情挥霍。不仅如此，暴力还极具传染性，能让仇恨的星星之火顿成燎原之势，让原本没有仇恨的人们在暴力场面的感染下相互厮杀，掀起阵阵狂暴的血雨腥风。由此，东紫在向我们展示了残酷血腥的暴力场面以及由此给受害者带来的“疼痛”的同时，还以细腻生动的笔法将暴力行为给施虐者所带来的夹杂着愤怒与恐惧的快感展现得淋漓尽致，让人在震惊之余，亦有所悟。这便是东紫对人性之幽微的洞察与体悟。
二、“温暖”的烛照与关怀
一般情况下，“疼痛”意味着痛苦和灾难，因此，对待疼痛往往主要是批判揭示或温情抚慰两种方式。在东紫的创作历程中，表现立场有一定的变化。正如她曾在访谈录中坦言的，出于激情，她早期的一些作品如《饥荒年间的肉》《我被大鸟绑架》等主要着眼于揭露社会的丑恶和不公，试图让那些有能力改变社会的人有所触动。直到儿子的出生，她才意识到“作品里必须有暖的、真的、善的、美的，让读到它的人感受到温暖。暖他的一生，帮他抵御生命里遭遇到的一切暗的、冷的、霉烂的、变质的”{8}。这一创作观念上的转变体现在她的小说创作中，则是她逐渐放弃了对“疼痛”的渲染，不再致力于开掘人性的残酷与社会之黑暗，而是试图以宽容和仁慈来缝合生命的裂隙，让“温暖”的阳光渐渐照亮她的文学世界：
首先，她的作品开始较普遍地弥漫朴素而美好的人间温情。在其早期创作中，无论是《饥荒年间的肉》中人吃人的残酷血腥，还是《我被大鸟绑架》中人对人的倾轧迫害，抑或是《珍珠树上》中人与人之间的隔阂猜忌都呈现出一种对温情的放逐态势，让人颇为深切地体味到人情的寡淡，因而作品的基调也就显得过于阴暗沉重，让人陡生绝望，而在此之后的大部分作品则开始出现温情的流露。这也许是因为在东紫人生中最椤翱只拧钡囊欢问逼诶铮来自他人的善意成为治愈她生命“疼痛”的良药，这让她深切地感受到人与人之间情感的纯粹与珍贵，因而，她之后的许多作品充满着丰沛的情感，对爱情、亲情、友情的抒写总能让人感受到一股股暖流在体内涌动。例如，在《芝麻花开》中，尽管个体的人融入漫漫历史长河之中所激荡出的无限苍凉让人叹息，但个人生活的琐碎与平凡也会在某个时刻展现其温情脉脉的一面，父母争吵了一辈子，“到底了才发现生命旺盛时的愤怒和厌倦都有着虚张声势的夸张――其实，彼此在对方心里划下的都是浅浅的细纹，拿一点点的好一星星的疼惜也就抹平了；深些的，也能用生离死别的恐惧和不舍进行彻底的打磨和刨光。”{9}满含深情的笔触，将隐匿在生活深处的诗意细细地勾勒出来，让浸润于日常生活之中的点滴温情在不经意间跃然纸上，让生与死的“疼痛”、爱与恨的纠葛消融于历史的悠远与沧桑之中。又如，在《隐形的父亲》中，东紫就将四个不幸的家庭在主人公李智温润厚重的情感关怀下重获新生的故事写得催人泪下。可以说，李智对生命的尊重与呵护、对他人的善意与耐心、对至亲的宽容和理解、对生活的积极与乐观都让作品饱含着难以言喻的深情。除此之外，《被复习的爱情》中梁紫月和牛扶之间如烟似梦般唯美的“被复习的爱情”、《左左右右》中岳非与姚遥之间患难与共的高洁友谊、《相互温暖》中老四与落难母子相依为命的脉脉温情、《在楼群中歌唱》中李守志一家风雨同舟、相濡以沫的至爱亲情都让我们感受到“温暖和光亮”其实从未缺失，它只是被人性的丑陋和社会的阴暗暂时遮蔽了，迟早有一天，人情的温度会融化生活中的冷漠坚冰。 其次，她更赋予动物以情感，试图借助人与动物关系的方式来阐释另一方面的“温暖”。东紫对人之孤独的体味无疑是深刻的，这一点在《穿堂风》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幼年丧父的王子丹内心充满着无助、恐慌和不安的情愫，为了抚慰自己孤寂的灵魂，他选择以爱止伤。然而这一场错位的犹如穿堂风一般的婚外之爱将一切都化为灰烬，母亲的离世、女儿的堕落、妻子的憔悴以及情人的怨怼无不加深了他内心的那种飘零无依的悲剧感受，因而父亲自缢时的景象重又浮出脑海，成为一种死亡的暗示。最后，他也如自己的父亲一般，在内心的熬煎之中结束了疲惫的生命。可以看到，即使在行文的末尾，东紫也没有让“持灯的使者”出现在王子丹的生命之中，而《白猫》中的“我”和《腊月往事》中的秦三婶则要幸运得多。可以说，过往的经历使东紫深刻地意识到，在现代社会，人情的淡漠、生活节奏的加快、物质文化的勃兴都大大加剧了人们的孤独感受，再加之她日渐浓厚的悲悯情怀，也就使她放弃了对“疼痛”的过度渲染，从而将视域转向作品的“温暖”层面。如此一来，当温情缺席之后，用动物形象的出现来填补现代人的情感空缺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东紫传递“温暖”的方式之一。在她的小说中，人与动物之间首先是陪伴关系，它们被作者赋予诸如忠诚、善良、温存、勇敢等美好品质来到主人的身边，给他们孤寂的生活带来惊喜和感动。例如，《腊月往事》就将人与鸡相依为命的情景刻画地十分动人。除了陪伴关系，人与动物之间还存在着启示与被启示的关系。在《白猫》中，尽管与至亲骨肉的隔阂与疏离、经不住考验的凉薄爱情以及被放逐的友情都使得作品浸透着一丝无奈、伤感和绝望的气息，让人对现代都市里孤寂个体的生存困境颇有感触，但东紫并未让孤独贯穿主人公“我”的整个生命，而是将他与猫之间历久弥坚的情感渲染得感人至深，让猫的陪伴去软化他沉积多年的孤独。这样一来，她笔下的猫也因寄寓着对美好人性、人情的渴望而不再是单纯的动物。不仅如此，我们还感受到，东紫在它们身上更“寄寓了具有喻示和象征意味的‘神性’，在传递‘爱’、‘信’的同时，启示人们生命的意义就在于能够创造过程的美好，而不要刻意追求目的的达到与否”{10}。由此可见，东紫写作的意图，不仅仅是在情感层面上给予人慰藉，更重要的是让人心在温热情感的涤荡之后，能够获得思想的启迪，能够找寻到生命的意义，能够迸发出对于生活的激情。而这，便是东紫对“温暖”最为独到的诠释。
最后，东紫小说中的“温暖”还来源于她对人性之光辉的捕捉。尽管东紫在早期的一些作品中将人性的阴暗面挖掘得比较深，例如，《饥荒年间的肉》就将人的伪善、狡诈和残忍在阴森诡异的氛围之下极为深刻地揭露出来；而《我被大鸟绑架》所揭示的人之贪婪、野蛮、自私和虚伪也在种种神秘吊诡的场景中获得了独特的修辞。但之后的大部分作品却完全不同，它们足以让人相信东紫是一个对人性保持乐观的人。一个典型的表现是：她很少将人物逼至绝境，那些即将尖锐化的对立也几乎都会被她的妙手仁心化解，从而将“温暖”从人性的深处打捞上来，凸显人性的光辉面。例如，《显微镜》中的印小青和《正午》中的梁鑫都依靠东紫精心设置的意外情节点而实现了人性由失落到复归的转变。在《显微镜》中，印小青是病态社会中的病态人性的代表，她犹如“显微镜”一般将生活中的一切不洁之处加以放大，不仅让自己的人性掩埋于病态生活的微尘之下，更使得别人的生活处在“洁癖”阴影之中。尽管人性暂时失落，但在小说的结尾，“有有”的一声令人心碎的呼唤还是让印小青的情感决堤，至此，先前压抑的氛围被母性的光辉一冲而散，让人颇为感动和振奋。在《正午》中，东紫将梁鑫（与“良心”谐音）二十年前的弃婴行为与现在的忏悔与救赎形成对比，在从欠（良心）债到还（良心）债的过程中突出人性的转变，让人在道德层面上受到强烈冲击的同时，更表达了她对生命的尊重、对人的尊严的捍卫以及对漠视生命之行为的谴责。更耐人寻味的是，她并未将梁鑫放置在极限境遇中拷问她的人性，而是在精心设置的一系列机缘巧合之中巧妙化解了她内心最为尖锐的矛盾与冲突：一方面，良心的重负逼迫她收养孤苦无依的“结实”；而出于对“生命之轻”的向往，她又不愿接受这个沉重的负累。可以说，梁鑫是在“自我”和“超我”之间挣扎徘徊，所以她的焦虑也就不言自明，并且作者对这种焦虑的表现是相当真实的，是在人性的多重维度之下展开的。因此，东紫对人性的观照既是全面的，但同时也是留有余地的，而这无疑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对人的悲悯与关怀。
除了设置巧妙的情节点来拯救失落的人性之外，东紫还采用双线并置的情节结构来实现人性善恶的对比，以彰显更为耀眼的人性之光，进而将“温暖”铺满人心。在之前的论述中，笔者也提到过，在东紫的早期作品中，人性恶往往掩盖了人性美的一面。但之后，她在写作上确实有了一些调整，这还体现为：在批判人性之恶的同时也不忘张扬人性中的至真、至善、至美，以“疼痛”去触碰人心最柔软的地方，用“温暖”来滋养灵魂的贫瘠与荒芜，让人在希望与绝望之间来回地挣扎，从而真切地感受到“温暖”的可贵。以《乐乐》为例，东紫在审视秦城和黄芬芳夫妻二人的婚姻悲剧时，灌注着张爱玲在《金锁记》中所投射的那般犀利而又深刻的自省意识，将批判的目光主要对准女性自身的人格缺陷，如善妒、猜忌、刻薄、狠毒等等，进而指出女性悲剧的“自为性”。而在写乐乐与牟琴一家相亲相爱的生活时，则有意在“疼痛”中展现人性中最为光辉灿烂的成分――同情、怜悯、无私、博爱等，进而突出作品的“温暖”向度。比如，作者将乐乐的天真o邪、善解人意、机灵可爱等美好天性放置在丑恶的社会环境中加以表现，让“疼痛”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而逐渐发酵，读来令人心酸不已。然而，也正是因为乐乐作为被领养的孩子却能得到牟琴一家超越血缘关系之上的体贴与关爱，人们才能最深切地领悟到人性之美。此外，在《天涯近》中，东紫还通过“我”的视角，将“我”身边的丑恶嘴脸和丰雨顺的“美丽心灵”形成强烈的对比，从而放大“温暖”的力量。小说中的“我”虽然生活富裕，但却无时无刻不在忍受着令人窒息的“酸腐”气息。继母马丽对金钱的迷恋和贪婪不仅破坏了“我”原有的幸福完满的家庭，让“我”母亲在悲痛和绝望中离世，而且她为了维持物质生活的稳定所表现出的极富讨好意味的强颜欢笑、受辱之后的故作镇定以及为了维护名存实亡的婚姻所表现出的泼妇骂街似的歇斯底里都让“我”恶心不已；不仅如此，就连保姆小玉也对“我”极尽谄媚之能事，让“我”的灵魂在虚情假意的无边荒原之中陷入死寂。然而，也正因如此，“我”才能在设法逃离“酸腐”时偶遇小说的另一个主人公――丰雨顺，从而开始“我”新的生活。在“我”与他从相遇到相知的过程中，东紫就通过表现小人物丰雨顺身上的高尚品格以及他对待生活的积极与乐观，来将“温暖”注入读者内心深处。身处社会底层的他，尽管物质上十分贫困，但精神是富足的。他热爱诗歌，并且立志成为诗人；他为人忠厚老实，面对意外之财却丝毫不为所动；他一身正气，不惜一切代价举报厂长的违法行为。与此同时，他还是坚韧和顽强的，父亲的离世、妻子的出走、儿子的自闭虽让他悲痛不已，但他仍然以莫大的勇气和信心拥抱未来。不仅如此，他还顶着常人难以承受的“疼痛”来开导自杀未遂的“我”。可以说，他的存在就是一种“温暖”，温暖这世上所有灰色的心灵。 三、意义与遗憾
对“疼痛”的深刻揭示和温情的观照，使东紫的创作已具备了独特的审美质感。如果说它的早期作品尚存在揭露有余而节制不足的缺点的话，那么，近年来的作品已经能够将二者较好地融合，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思想和艺术个性。具体说，就是在悲悯之下观照当下生活中的痛处，以一丝不易察觉的温暖打动人心，从日常生活的琐碎之中提炼出诗意，真切地反映当下生活现实。不仅如此，其渐趋平静、柔和的叙事话语，也使得浸润在作品中的情感呈现出温暖、健康、自然、中性、适度的温良品质，既不故作深情，也没有极端化的血泪控诉。可以说，将深度的揭露和犀利的批判转化为一种对人性厚度的追寻与探求，将对“先锋”的热忱与追索转化为对凡俗人世的体味与描摹，便是东紫现阶段小说创作的追求之所在。
其中，对女性心灵“疼痛”的把握与表现是东紫最成功的地方。她对女性“疼痛”的多层次把握，突破了许多女作家对女性心灵的单一化理解，还原了女性真实而复杂的生存和情感处境，并借之揭示了深层的社会文化问题，可以说是当代女性书写中卓有成就和个性的作家。例如，在《被复习的爱情》中，东紫重点考察了现代女性悲剧的外部原因；在《春茶》中，她表达了对女性这个性别的无奈并寄予女性深厚的同情与怜悯；而在《乐乐》中，她无疑是将批判的眼光对准了女性自身的人格缺陷，揭示了女性悲剧的内在根源。然而，相比较而言，她是在更大的对女性命运的悲悯之下来塑造她笔下的女性形象，因而，渗透在她作品中的女性意识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满含“上帝之爱”（怜悯、博爱、宽容、仁慈）的“母性色彩”，这也使她的女性写作在其女性意识的基础之上有了更为广阔的精神空间，在清醒之余更有一种深厚的温暖包蕴其中。可以说，“东紫的作品一直努力实现女性在传统与现实困境下的自我救赎，虽然这条荆棘密布的救赎之路走得很艰辛，然而她的追寻是充满希望的，展现了她对当代文明语境下女性解放独立的思考，也是当前多元文化状态下女性自身价值的有益探索。她在救赎之路上表现出的率性的真挚、虔诚的情怀、坚韧的执着，都让我们深深地感动。”{11}
此外，东紫对人性之“恶”，尤其是隐藏于人性深处的暴力的开掘亦见其深度。在东紫的暴力叙事中，无论是饥荒年间食物的匮乏所导致的吃人行为（《饥荒年间的肉》），还是布家对史家财产的觊觎所引发的血案（《一棵韭菜的战争》）都将悲剧的根源直指“稀有”。“萨特认为，暴力的产生从根本上讲是稀有引起的人类竞争的结果。”{12}“由于稀有的存在，人与人之间就相互威胁。一个人需要的满足就是对另一个人自由的威胁。”{13}因此，更高程度上对“稀有”的克服，也就意味着在更加激烈的人类竞争中获得权力的增殖，而权力又势必会使得在竞争中积蓄已久的暴力具有某种合法性，这种合法性一旦无限扩大，便会导致战争（人类竞争的终极形态）的出现，如此一来，无论人类文明发展到何种程度，由“稀有”所决定的人性之恒常总会让人的进化迟滞于时代，甚至还有退化的可能。由此可见，东紫对暴力的阐释并没有停留在表象，而是深入到社会和历史的层面去观照权力、“稀有”以及暴力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而揭示暴力背后的人（性）的异化。这样一来，她对人性的阐释便获得了历史的深度与社会的广度。
“温暖”是东紫创作中最显著的底色，其丰富的内涵能让人心变得湿润而又柔软。而其背后则蕴含着她对生活的独特理解和思考。在她的笔下，每个人都怀有隐秘的盼望，因而也承受着不为人知的“疼痛”，但她从来没有将人性善完全放逐，而是致力于挖掘生命中的“温暖”，并试图以此来超越其作品中的阴鸷与冷峻。无论生活有多么让人感到沉重和绝望，也无论人生有着怎样难以承受的缺憾，她总能心怀慈悲地去摆渡那些迷失的灵魂，去抚慰那些伤痕累累的心灵，而这正是东紫对于芸芸众生最为深切和真挚的人文关怀。如此，我们能够在东紫的叙事中看到一位真诚而严肃的作家超越当下生存现实、将目光延伸到社会和历史的纵深去开掘人性和探讨人类生存困境的努力，也能透过她的女性写作发见其温良敦厚的女性气质和坚韧顽强的反抗精神，还能在“疼痛”之余感受到她内心的柔软和“温暖”。
当然，东紫对“疼痛”和“温暖”的处理也不完全完美，有些地方嘏色彩太强，也可能会削弱作品的悲剧感和震撼力。但总体而言，东紫犀利揭示生活中的“疼痛”，又以人性的“温暖”巧妙自然地表现，确实形成了自己独立而优秀的文学个性，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文学成就。
注释：
{1}{2}{3}刘小芳：《东紫访谈录》，《时代文学》（上半月）2013年第1期。
{4}{5}周景雷：《隐喻的“城堡”，温暖的观照――东紫论》，《当代作家评论》2015年第2期。
{6}{7}东紫：《白猫：东紫卷》，山东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63页、第63页。
{8}东紫：《写作――祛除生命恐慌的药》，《文艺报》2013年7月22日。
{9}东紫：《芝麻花开》，《人民文学》2017年第5期。
{10}卢军：《人的存在的“解蔽者”――解读东紫的中篇小说〈白猫〉》，《时代文学》2014年第5期。
{11}李婧：《〈被复习的爱情〉的女性主义解读》，《时代文学》（上半月）2012年第10期。
{12}{13}杜小真：《萨特引论》，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94页、第9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