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捧七八万元也难买到一块上海车牌！尽管上海政府推出“警示价”等一系列举措，给“高价铁皮”戴上“紧箍咒”，但耗时七八个月也拍不到一张沪牌的人，仍不在少数。车牌资源稀缺，上海又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应对日益严峻的交通压力？
一张沪牌，15次参拍
没经历过拍车牌最后几秒的惊心动魄，可能无法理解如今拍到一块沪牌有多难。
2月7日，适逢上海车牌额度月度拍卖日，已是第8个月、第15次参加沪牌拍卖的严小姐，在家中忐忑不安。
此后，参拍人数继续增加。2014年7月，上海参拍人数创下136，098人的新纪录，车牌中标率降至历史最低5.4%。由于每个参拍者要缴纳100元手续费，负责此次拍卖的上海国拍，仅手续费一项，就进账逾1，360万元。
车牌拍卖中价格平稳，人数激增，中标率持续下降的现象，引发了外界对限价措施的担忧。有车主称，“在价格大家普遍能接受的前提下，这样的拍牌方式既像拍卖，又似摇号，不伦不类。”不少网友认为，政府相关部门应该想办法改变现状。如此激烈的竞拍下，那些没有购车、已有牌照的人应该被列入“第二拍牌梯队”，不应和其他车主一样参与竞标。
公交发达后，或取消拍卖
近期上海“两会”上，沪牌拍卖再次成为代表委员们关注的热点。上海市人大代表潘书鸿表示，从合法性上看，现行牌照拍卖制度似乎是为了有效缓解道路拥堵状况，但从法理角度来说，无疑侵犯了公民自由享受公共设施服务的权利。潘书鸿提出建议：一、以地方立法形式，确立机动车车牌拍卖制度的合法性；二、在现有机动车车牌管理模式中，加大政府信息公开力度，保障市民对机动车车牌政策出台的知情权、参与权等各项合法权益；三、扩大或限制外省市车辆在本市行驶范围、时间，必要时应当收取拥堵费。
上海市人大代表陈必壮建议，可考虑取消警示价，并参考新加坡拍牌模式。“新加坡也是每月投放固定额度的车牌，然后竞价；但最后，却将最末位竞拍成功者的出价，作为统一成交价。另外对外牌车的使用，要考虑实施更为严格的管理措施。”
市人大代表李飞康亦就机动车额度拍卖制度提交了多份书面意见，他建议将现有拍卖变为以家庭为单位摇号，凡符合牌照买入条件的人，以家庭（户口簿、居住证内人员）为单位，每户最多两人可参加摇号，中号者及其家庭成员五年内不能再次参加摇号；中号者如六个月内不上牌，不得委托转让、转拍；放弃的额度应转入下一月度。另外，他还建议，应取消100元/次的竞拍费。同时，应调整该拍卖事项，只委托上海国拍独家拍卖不符合市场规则。
市交通委主任孙建平表示，上海计划下一步先延长高峰禁行时间，如果效果好就维持，效果不行可能还要延长。但孙建平也表示，上海不会简单地复制其他城市的做法，不会禁止外牌车辆进入，但在2015年将发布道路拥堵指数，并根据拥堵指数适时推出车辆管理政策，适时推出外牌延长限行时间、扩大限行区域等措施。
孙建平还称，在公共交通足够完善的情况下，未来很有可能取消沪牌拍卖，“像上海这种特大城市，人口密度高，最终还是要收取城市拥堵费。将来如取消牌照，之前花钱买牌照的车主，可以用牌照费冲抵拥堵费。”
其实，上海从2002年就启动了拥堵费的研究，2007年专门进行了课题研究，只是研究结果没有得到相关领导表态，最终没有推进。而在2012年初，上海有关部门又明确表示：上海市将适当增加机动车额度投放总量，研究详细的可替代方案，为现行额度拍卖适时退出做好准备。
多位专家认为，上海的车牌拍卖制度要退出存在很多难点，短时间内收取拥堵费的条件也尚未成熟。有评论称，基于国际经验，收取拥堵费的城市必须拥有发达的城市公共交通系统，“你既然不鼓励市民开车上路，就必须提供一种可替代的出行方式”。在新加坡，公交出行率高达65%；伦敦在采纳了拥堵费政策后，公交车的速度也相应提高了25%。因此，即便要推出收取拥堵费的措施，也要在大规模公车改革和公交改善以后。
孙建平在上海两会期间还再三提及，“现在地铁单日客流量稳定在900万人次，如果没有地铁，上海的交通无法想象。然而在公共交通不能完全满足市民需求的当下，只能通过拍牌来限制私家车，从另一个角度看，拍牌是为公共交通建设赢得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