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际法和其他国内法一样，同为法律，均具有强制性，都是必须遵守执行的。虽然二者的强制实施方法有所不同，但法律本身的强制力并无强弱之分。
随着国际法的发展，国际法强制的有关内在因素趋于完善，强制执行国际法的制裁体系正在形成，使得国际法得到了更有效的遵守与执行。 [关键词]法律性；强制性；经济全球化；发展
一、有关国际法强制性的相关理论论述 国际法究竟是否具有强制性，是每一个不熟悉国际法或者初学国际法的人都会产生的疑问。即便在学界中，对于国际法强制性问题仍然存在争议。
笔者认为，要认清其强制性的问题，必须首先从国际法究竟是不是法律这个问题人手进行探讨。
(一)否定国际法法律性的理论学说 目前，学界主要存在以下几种观点： 1．以霍布斯为代表的自然状态学说 按照霍氏的理论，各主权国家不是共同处于有组织的国际社会中，而是处在自然状态中。在自然状态中，主权国家都尽力为自己取得最大的利益和权力并保全自己的生存，而很少顾及到其他主权国家的利益、权力和生存。
因此国际间既不实行道德规则，也不实行法律规则，而实行着调节一些物质力量相互关系的自然法则。 2．奥斯汀的国际道德说 奥斯汀是英国分析法学派的创始人，他将法定义为主权者作出并予以强制执行的命令。
由于国际法不符合他对法的定义，因此，他只认为国际法是“实定的国际道德”。 3．耶利内克等人提出的主权自限说 他们认为主权国家的意志决定其在什么范围内在法律上受到限制。
即使在主权国家缔结条约以后，由于条约所产生的“法”总是仍然处在主权国家的自由裁量权之下，国家可以在必要时单方解除条约，从而使条约义务消灭。这样，主权自限学说否定了国家之间存在着任何法律拘束力，从而会导致在国际往来中毫无法律安全的结果。
(二)国际法具有法律性 依笔者看来，既然有社会，就有法律，国内如此，国际也如此。因此，只要有国际社会的存在，就有国际法的存在，国际法就是法律。
奥本海先生就是从这个观点来论证的，他认为法律存在的主要条件有三：第一，必须有一个社会；第二，在这个社会必须有一套人类行为的规则；第三，必须有这个社会的共同同意，认为这些规则应由外力来强制执行。按照他的观点，一个包括一切国家在内的普遍性的国际社会内部实际上存在着越来越多的各国之间的行为规则，而这些行为规则于必要时是由外力强制执行的。
因此，国际法是法律。当然，这里所说的强制执行的外力并不是也不可能是像国内法那样的强制执行的外力。
如果那样，国际法就不成为国际法，而成为凌驾于国家之上的世界政府的世界法了。这样的世界法现在没有，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也不会有。
综上所述，我们可知国际法是法律，而因为是真正的法律，所以它是有强制性的。我们将在下文中对该问题作具体的分析和论述。
二、国际法具有强制性的具体理论分析 在时下，一些学者坚持认为国际法无强制性，其主要理论依据在于：第一，国际社会显然没有也不应该有超越于国家之上的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强制机关。国际法在立法、行政、司法上的效能明显弱于国内法，因而国际法无强制性。
另外一些国际法学者认为，由于在各国政府之上还没有一个世界政府能够在一切情形下确保国际法规则的强制执行，因此，与国内法的强制执行所可以利用的方法相比较，国际法无强制性。
(一)从“社会合意”理论看国际法的强制性 自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西方法理学家们更多地从“同意”或“默许”而非“制裁”的角度去看待法律现象，这就是推动当代西方法理学变革的“社会合意”理论(Social Consensus)。该理论指出，人们遵守法律主要并非由于他们慑于制裁机关的权威，而是由于他们同意至少是默许法律的实施与运行。
反之，法律制度能够发挥其功能也正是主要基于这种同意，而非强制力的威胁与恐吓。 社会合意理论在国际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各主权国家、国际组织和其他国际法主体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推动各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促进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及相关事宜方面已经达成了广泛、普遍的共识。在大多数情况下，国际社会各成员基于共同价值取向，积极主动地接受其同意或认可的国际法规则的指引并以其作为评价他人行为的基础或标准，这种共同利益和基本价值的内在驱动比武力强制和法律制裁作用领域更广，发挥的作用更直接、更有效。
因此，我们说国际法具有强制性，并且其强制性有别于国内法的强制性。
(二)从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异同看国际法的强制性 认为国际法无强制性的学者实质上是以国内法强制执行方式的特点为标准去衡量国际法。笔者认为，国际法和国内法是在法律主体、制订方式效力范围尤其是强制执行方式上彼此迥异的两个法律体系。
究其根源，我们可以从两者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分析中得到答案。 国内社会是以国家为最高权威的，由自然人和法人为成员而构成的一种纵向的“宝塔式”社会，而运用国际法的国际社会则主要由众多主权国家组成，是一个高度分权的横向的“平行式”社会。
作为法律前提和基础的社会结构差异必然在法律调整中得到反映。正如李浩培教授所指出的，国际社会的法是并列法，而不是从属法。
这是国际社会的结构在逻辑上的当然结果。他进一步指出，早期的国际法主要是共处法。
随着互赖的增加，就产生了合作法。显然，有“合作法”之称的国际法的强制执行力不是自上而下的，而是横向的，确切来说是一种“合力”。
在当今国际关系中，随着科学技术、交通、通讯事业的迅猛发展，国际交往日益频繁，越来越多的国内管辖事项溢出国界，有些甚至唯有通过国际互助合作才能解决。而且，国际关系和国际社会越发达，这种寻求合作的愿望就越强烈。
当然，在可预见的未来，各国基于各自的主权利益、文化差异、民族传统不会完全融为一体，但在经济日益全球化和一体化，合作和依存日益成为人类的一种共同需要和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现代国际社会中，很难说这种国际社会的“合力”会比“宝塔式”的国内社会所产生的“压力”要小。可见，国际法的强制执行力不仅存在而且是行之有效的。
(三)从现今国际法律实践看国际法的强制性 首先，以联合国为主的国际组织在其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形成了自己的法律制度和法律秩序。它不但要求一切成员国家严格执行自己所承担的国际责任和义务，调整好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关系，而且通过组织措施行动，加强对成员国义务、责任的监督执行和惩罚机制，使各个成员国在自己的国内法体系之外又要遵循普遍的国际法规则，协调各自的行动。
其次，国际法院和其他区域性专门法院的成立，提高了国际法执行和实施方面的强制性和权威性。按照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院规约》，国际法院是现行极具广泛管辖权、最具权威性的国际司法机关，它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维护国际和平与稳定国际秩序方面发挥着日益强大的作用。
此外，区域性法院如欧洲联盟法院、欧洲人权法院等司法机构都具有自身的管辖权，是相关国际法规强有力的执行机关。这些法院的设立大大加强了国际法在执行与实施方面的强制性与权威性。
再次，国际法的系统化与法典化。基于国际社会一体化对法制的需要，国际法的领域不断扩展，内容更加细化具体。
国际法许多原则已逐步具体化，并由此发展成为国际法的一系列新领域，如国际组织法、国际环境保护法等。与此同时，为达到国际法规则的稳定与明确，国际法的法典化已进入新的发展时期，联合国以及专门性的国际组织进行了大量的国际法编纂工作，并取得了显著成绩，使国际法的权威性与强制性得到充分的体现与加强。
最后，国际刑法的发展使国际法的强制性特征得到了最为突出的表现。1998年在罗马外交会议上签署的《国际刑事法院规约》和按规约设立的刑事法院对规约所列的罪行享有普遍性管辖权，对许多问题的解决起到了很大帮助；2003年，《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的生效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顺利通过又吸引了世人的目光，在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和腐败犯罪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两个公约的出现在诸多方面体现和推动了国际刑法的发展，显示了国际法的权威性与强制性。
三、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法强制性发展的新趋势 国际法产生于17世纪，以著名的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为标志，距今不到四百年的历史。与国内法相比，它是相当年轻的法律部门。
对此，我们应该承认，传统国际法呈现出的“原始性”是国际法在其不完善阶段的必然表现。这种原始性集中体现在传统国际法中武力自助、自行裁决、自动解释等方面。
时至今日，国际法的原始性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家之间相互频繁往来的必要性和战争的残酷性使人们认识到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需要相互合作和团体的努力，这就使得当今的国际法强制制裁体系亦随着国际社会的组织化而趋向制度化和多样化。
而众多国际组织的兴起也为国际法的强制体系添枝加叶。1995年1月，对国际贸易新秩序有重大影响的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其争端解决机制是有一定强制性的。
首先，对有关上诉机构的规定。尽管上诉机构的管辖权具有严格的限定，其结论报告不是一种真正的司法机关的裁决，但是它的复审结论，一经争端解决机构通过，争端当事方应无条件予以接受。
其次，在裁决或建议的执行方面建立了一套监督程序。并在裁定和建议未在合理期间执行时，有关机构可以授权有关补偿和中止减让的贸易报复措施来保证其实施。
作为一种独特的区域性组织，欧盟对国际法的强制执行方式更有了新的发展。欧盟法律体系以欧盟法优先和直接适用原则，并以欧盟法院的判例为保障。
在一定条件下，欧盟法直接为个人创设权利和义务，他们可以据此在国内法院进行诉讼，要求国内法院保护他们的权利，并在欧盟法与国内法发生冲突时，优于国内法适用。
四、结语 随着现代国际法的发展，一种可以看得到的强制执行国际法的制裁体系正在形成，并在国际社会中发挥作用。与此同时国际法强制力的有关内在因素的完善，已使得国际法得到了更有效的遵行。
国际法的强制力得到了更好的体现，并处在更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之中。 不可否认，在当代国际关系的实践中，霸权和强权肆虐，但国际法律秩序被严重破坏的同时也是重新构建更有效的国际法律新秩序之契机。
因此，认识和澄清国际法的强制性对正确看待国际违法行为以及努力地去进一步完善国际法等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