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的价值取向或曰价值目标在行政法理论中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学者们由于在行政法理论基础这一基本问题上观点不同，莫衷一是，所以在行政法的价值取向问题上往往也做出迥然不同的回答。
本文结合我国行政法发展所面临的社会、法律环境和学者的学说，试就这一问题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一、在行政法价值取向上几种观点介评 80年代初以来，学者们围绕行政法的理论基础这一问题提出了诸多有益的见解和观点。这些观点中包含或主要回答了行政法的价值取向问题，以下仅就几种主要观点做简要介绍和评价。
1.行政法是控权法。强调行政法对行政权力的控制。
认为行政法就是对行政权力进行控制之法。这一主张主要被英美行政法所采纳。
“行政法就其精华而说(它是在保持政府效率的同时)是控制政府权力行使的法律。简而言之，行政法即‘控权法’。
”①美国由于19世纪下半叶以来行政管理机构大量出现，其权力行使往往不利于保护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并且随着行政扩张出现了行政立法、行政司法脱离国会控制的趋势。为了防止行政专权，1946年通过了《联邦行政程序法》，标志着美国在行政法的价值取向上部分接受了“控权”的观点，与英国行政法的发展极为相似。
控权论以权利为本位主张对行政权力进行控制，它对于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保障行政相对方的权利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也应该看到，片面地强调控权往往导致过多的强调司法审查和行政程序的作用，不注意行政效率，忽视了现代行政实践时积极行政的行政法要求，在实践中往往陷入被动。
而且就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而言，社会变革日新月异，行政对象的变化性比较大，客观上需要对之行使有效的管理调节，而控权说在许多现实问题面前则显得束手无策，尴尬不堪。 2.行政法为管理法。
主张行政法是管理公民的法。历史上这一观点曾经在德国、法国、日本等风行一时，战后前苏联也采纳和发展了这一理论。
有些学者认为管理说回避了行政法的本质，对行政法无价值判断，对行政法与行政学无明确之区分。②但我认为，从这一基本观点中仍然可以评判它对行政法之价值取向所做的判断，即:强调行政法在于注重国家利益的实现，适当地约束个体利益。
这一观点对于维护行政行为的权威，有效进行行政管理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但它本身是有缺陷的，表现为强调了行政主体的权威，忽视了行政相对方的权益，打破了权力的制衡机制，与现代法治发展的方向是背道而驰的。
当前我国改革开放的内在动力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人民群众的创造性，而这一观点会在实践中不利于群众创造性的发挥。 3.平衡论。
该说80年代在我国由罗豪才教授首倡。它主要主张在行政主体与相对方之间实现权利义务的统一，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兼顾③。
这一理论试图从行政法理论基础的高度来说明行政法的本质，但并不为多数学者所首肯。皮纯协、冯君先生在《关于‘平衡论’疏漏问题的几点思考》④一文中认为:“平衡论如要证明自身价值就必须放弃原来的思想，回到自己应有的位置，即把自己定位在我国体制转轨时期行政法的理论基础上。
”但我认为，“回到自己应有的位置”当不是皮、冯二先生所称之“转轨时期行政法的理论基础”而是要回到说明、论证我国行政法当前追求的价值取向上来。因为“平衡论”并没有系统回答行政法的本质、背景和原因以及行政法的特征、目标等问题，而仅仅就行政法的价值取向做了理论上的探讨。
设计了行政法价值的结构模式，即“总体平衡”思想。它认为在实体法上行政主体与相对方不平衡、程序上二者不平衡以及司法审查关系中原、被告权利义务不平衡三种主要态势是行政之客观存在。
但后两种不平衡与前者相比，形成一种“倒置的不平衡”，通过此倒置，行政主体与相对方可在全过程上趋于平衡。⑤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认为:平衡论仅仅回答了如何通过总体平衡模式调整行政相对方与行政主体之间的权义失衡问题，它所构建的也仅仅限于在法律关系中所体现的权利义务这一纯粹法律意义的层面上所要解决的行政法价值取向问题，即:法律关系双方的权利、义务是什么，要实现怎样的法律调整效果。
以上我们把平衡论定位于回答行政法的价值取向是什么的一种观点。那么仅就这个层面而言，它是否正确回答了行政法的价值取向问题呢?我认为对此亦不好做简单回答。
诚然，这一观点设计了比较理想的行政法规范下的行政管理的理想状态，但就实际操作、对行政法体系构建的指导作用、具体制度的可行性等诸多问题都有待进一步探讨。关于这一点，容留下文详述。
二、确立行政法价值取向应考虑的几个因素 考察以上诸多观点我们不难发现，尽管学者们都试图在自己的理论中说明行政法追求的目标，体现的价值。但由于观察的视角不同，加之这一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各种观点到目前为止均只能称为“一家之言”，欲达成共识，尚为时过早。
我认为要比较全面地回答行政法的价值取向，需要考虑的因素至少包括以下几个。 1.体现行政法在我国民主、法治建设中的特殊作用。
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已经得到科学的概括:“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政治基础，政治民主建设内在的需要法治的保障，因此民主建设必须纳入法治轨道。”⑥从行政法的局限看，它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建设中的作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协调。
从本质上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是并行不悖的，但就某个特定阶段而言，比如，在当前我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则需要考虑现实可以提供的可供选择的并进模式。一方面，就中国目前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状况来讲，法治的民主性又不可能推进得过快。
民主和效率虽然不是截然矛盾的，但民主如果脱离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而推进过快，公民个人权利的保障如果脱离社会公益的维护而强调过分，就确实可能影响效率，影响经济发展速度，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⑦另一方面，在转轨时期，行政管理面临大量的、复杂的调整任务，如何在行政法大有作为的特殊历史过程中，规范不同的利益主体，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就使得民主与法治的价值尤为重要。所以在确立行政法的价值取向时必须充分考虑到现实提供的可能性与现实需要的有机结合。
2.体现行政管理的内在规律和原则。行政法作为以行政管理为主要规范领域的部门法主要应以行政管理的内在规律为出发点。
可以说，行政管理的内在规律反映到法律上便是行政法应体现的原则。学者们对于行政管理的内在规律亦是众说纷纭。
考察西方国家的行政立法和行政管理实践，我们会发现依法合理行政不仅是行政管理的规律性要求也是行政法应坚持的原则。而且事实上虽然人们在行政法的价值取向上意见不同，但不难发现都围绕着如何有效地行使行政权力，如何保护行政相对方的利益等问题展开讨论。
控权说如此，管理说如此，平衡说亦如此，只不过它们强调了不同的侧面而已。从依法合理行政本身的内涵看，合理行政是行政管理中内在的、本质的东西，它根源于人类对公平、正义的追求。
依法行政是合理行政在法律上的反映和体现。只有做到了依法行政方能使行政主体、行政相对方的地位明确，各自的权利有所依据，有所保障，才能真正实现合理行政。
所以，依法不仅仅是行政法形式上的要求，而且更是合理行政内在规律的要求。 3.体现行政法的价值目标的时代性与地域性。
法的价值目标为适应不断的社会变迁也应不断变迁。这与法的稳定性并不矛盾。
法的稳定性所要回答的是维护法的权威性、有序性问题，而法的变动，尤其是价值目标的变动则是维持法的活力、体现法的适应性问题。虽然提出问题的角度不同，但都体现和反映了法作为调节社会关系的手段的有效性。
所以行政法的价值目标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的时期会有所侧重，这已为各国行政立法的长期实践所证明。法的目标的地域性是指法在不同的国别、地区，同一法律部门，甚至同一法律规范所反映或要实现的调控目标会有所差别。
由于各个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背景不同，社会发展方向、水平各异，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行政法在这方面显得尤为突出。
许多行政法理论和规范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地域所面对的行政环境不同，所要确立的管理秩序各异，故而其价值也就不同。 同时还要看到，即使在同一地区，不同时代下同一行政法规范所面对的法律环境也是不同的。
比如我国建国时期，改革开放以前和以后的行政环境就不同，行政法所要实现的目标也有很大差别。 4.体现行政法的实际可操作性。
这虽然仅是一个行政法立法技术上的因素，但不无现实意义。胡建淼先生曾指出:在当前的行政法学研究中存在把行政法学体系宪法学体系和行政学体系化的倾向。
⑧这从一个侧面反映着当前行政法学研究的现状。仅从行政法的价值取向上看，增强行政法规范，乃至整个行政法体系的实际可操作性，使之脱离其它学科在研究方法、理论特点、立法技术和价值取向上的影响，形成自己独立的特征是必要的。
行政法是应用性极强的部门法，它不应像宪法那样仅从宏观角度对基本制度、原则做抽象性的规定，也不应过多的偏重于行政学的理论探讨，而应立足于行政实践中汲取经验教训，形成自己灵活高效、协调统一的规范体系。我还认为考虑到行政法规范的广泛性和变动性，亦不应将行政法法典化，如果那样会过多地窒息行政法自身的活力，不利于具体操作。
需要指出，这四个标准不是孤立的，在确定行政法的价值取向时，必须同时兼顾这些因素才不至有失偏颇。
三、当前我国行政法的价值取向 杨建顺教授在《从哲学、宪政学、法学的视角反思行政法之理论基础》⑨一文中说:“对行政法的理论基础的研究，起码应包括哲学理论基础，宪政学理论基础和法学理论基础三部分。”这里我们不涉及其设计的理论基础的内容，仅借鉴其分析问题的形式来界定当前我国行政法之价值取向。
我认为这种借鉴是合理的，因为它大致包括了我们以上提出的几个因素。 1.行政法在哲学意义上的价值取向。
孟德斯鸠曾经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
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有界限的地方为止。”这段论述表明行政法必须以规范、监督、制约行政权力，保护个人权利为第一要旨。
特别是在转轨时期，与计划经济体制相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内在规律性，注重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合力。只有有效地保护群众的权益，才会激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取得人民群众的配合。
所以行政法必须为个人权利的保护提供适当、充分的机制。 2.行政法宪法意义上的价值取向。
这里有两重含义:一是宪法统一的价值要求;二是行政法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区分二者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行政法所能达到的价值目标取决于宪法的根本要求和行政法在现实条件下所能提供的有效的法律调整机制的结合。
具体而言，宪法规定的“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是行政权力的宪法依据和归宿。但行政法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一种工具只能在其本身所能提供的机制范围内、程度上贯彻这一原则。
这往往导致理想状态与现实状态的偏差。所以行政法追求的宪政目标应当是尽量减少这种偏差。
3.行政法在法律意义上的价值取向。在这个层面上，可以区分行政法在法律形式上的和法律内容上的价值取向。
在法律形式上行政法追求的主要价值应是具备较强的协调统一性和实际可操作性。我国以往的行政法律、法规往往出现“政出多门”的现象，就同一问题多头立法，相互脱节甚至矛盾，导致法律系统内部失调。
这样既不利于执法也不利于守法，且往往为滥用行政权力提供机会。所以有效规范行政立法的程序和权力势在必行。
行政法在形式上又缺乏实际可操作性，法律条文本身的含糊不清，或过于抽象导致实践中虽有法可言，但无法可依，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在法律内容上行政法追求的主要目标应该合乎行政效率、行政公正、行政合法的要求。
行政法本身的特点表明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方的权利义务在不同情形下是不平衡的;但不管这种不平衡在多大程度上、多大范围内存在着，行政法都应当以提高行政效率，保证行政公正和坚持行政合法为要求来确定行政主体和相对方的权利义务。我国行政法规在不同历史时期执行不同的行政管理任务，其立法的出发点也不同。
就当前形势看，行政法规作为国家管理社会经济文化事业的重要手段，更多的应考虑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效率、公正问题，如行政效率和经济效率，实质公正与形式公正等。在这里行政法价值目标遵循行政管理内在规律因素体现无遗。
我们注意到，以上对我国当前行政法价值取向的分析并没有完全集中于控权、保权或平衡上，而是在较为广泛的意义上说明这一问题的。这样做主要是因为行政法的价值目标本身是多层次的，客观上需要从不同角度加以论述，我想这也是符合这一问题的本来面貌的。
注释 ①参见《外国行政法概论》，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35页。 ②杨解君《关于行政法理论基础若干观点的评析》，载《中国法学》1996年第3期。
③罗豪才《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④参见《中国法学》，1997年第2期。
⑤皮纯协、冯君《关于‘平衡论’疏漏问题的几点思考》，载《中国法学》1997年第2期。 ⑥孙国华《法理学教程》，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14页。
⑦姜明安《行政处罚立法价值目标模式的确立》，载《行政法研究》1995年第2期。 ⑧胡建淼《中国行政法学理论体系的模式的评判》，载《中国法学》1996年第1期。
⑨罗豪才《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8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