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不断增加，从2000 年的1. 18 亿吨增长至2012 年的1. 71 亿吨; 与此同时，北京市生活垃圾产生量从244. 39 万吨增加到648. 31 万吨，2012 年人均垃圾日清运量达到1. 0kg，而台北市已降到0. 37kg。随着垃圾处置量稳步增加、处置标准的提高、用工成本的增加，垃圾处置的政府责任和资金压力也越来越大。然而，现有公开的统计资料仅包含生活垃圾末端处置费用，不是生活垃圾全生命周期的成本，并且，缺乏详细的界定，以至于误导社会并影响正确的决策。因此，文中尝试在界定生活垃圾管理全过程、各环节管理内容、管理标准的前提下，应用市场价格估计成本，即文中所称的社会成本核算，旨在为社会提供生活垃圾管理的成本信息，揭示生活垃圾管理所占用的社会资源，纠正公众的认识偏差，促进垃圾分类。
生活垃圾处置属于城市公共产品，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垃圾产生量迅速增加，其管理成本呈逐渐增加趋势[3]。很多发达国家采用各种措施努力控制生活垃圾管理成本，包括垃圾处置经营模式改革、实施垃圾分类促进减量等[4]。Lohri 等[5]将生活垃圾管理的总成本按照成本类型分为固定资产投资和运行维护费用，按照管理环节将其划分为收集成本、运输成本、处置成本、垃圾费征收成本、公共部门管理与服务费、资源回收成本。Debnath 等[6]建立了生活垃圾管理服务的全成本核算框架，按照成本要素将其划分为可变成本与固定成本，进而按照生活垃圾的主要管理过程将成本要素划分为收集成本、转运成本、处置成本。Kinnaman[7]为确定生活垃圾最优回收率讨论了生活垃圾处置全社会成本的估算方法，对社会成本进行了界定，认为社会成本包括垃圾收集与处置成本、家庭回收成本、处置外部环境成本、回收外部环境收益等。Fiorucci 等[8]和Costi 等[9]采用非线性优化模型核算了意大利热那亚市的生活垃圾处置成本，包括回收成本( 含收集费用) 、运输成本、处理成本。此外，学者还研究了生活垃圾管理各环节成本的构成，如，运输成本包括人工成本、燃料和车辆费用( El - Hamouz) [10]; 填埋成本包括基建成本、操作运营成本、垃圾运输到填埋场地的成本( Assamoi) [11]。国外针对生活垃圾处置成本核算的研究较为成熟，由于国内外生活垃圾收集处置经营管理模式、垃圾处置标准的差异，在成本的界定与划分上有所不同。
国内学者在生活垃圾成本核算方面做了尝试。陈科等[12]基于垃圾计量收费的定价思路，估算北京市1998 年生活垃圾收集、转运、填埋的社会成本，分别为21. 7 元/吨、37. 0 元/吨、39. 1 元/吨。何品晶等[13]认为垃圾处置成本应涵盖收集、运输、转运、处理等环节的费用，计算了2009 年杭州市余杭和临安的垃圾处理成本，分别为253. 5 元/吨和276. 6 元/吨。褚祝杰等[14 - 15]围绕生活垃圾按排计费的费率，根据边际成本定价法核算了垃圾处置的边际费用，包括固定费用和变动费用。国内研究已对生活垃圾处置成本进行了初步核算，但尚未准确界定生活垃圾处置的全社会成本，并不是以市场价核算的全成本，核算所用数据资料不细致不系统。
北京城市规模大，垃圾产生量多，生活垃圾处理面临严峻挑战; 北京的生活垃圾管理是我国特大城市的典型，良好的垃圾处置成本控制具有示范效应。文中参照国外的成本划分方式，并结合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现状，对生活垃圾处置的全社会成本进行界定，进而提出基于市场价格的全社会成本核算方法，据此测算北京市生活垃圾填埋处置的社会成本，以揭示当前垃圾处置所占用的社会资源。
1 生活垃圾处置的社会成本与核算方法
1. 1 社会成本界定
城市生活垃圾分为可回收物、厨余和其他垃圾三类，如果可回收物、厨余未分类并混入了其他垃圾，则算作其他垃圾。文中估算其他垃圾处置的社会成本。若可回收物、厨余已分类存放并单独处置，则不进入其他垃圾处置系统，文中不对此继续分析。北京市虽然试点垃圾分类已有14 年，但至今基本没有实现源头分类，因此，文中使用的生活垃圾( 进入填埋场处置的) 实质是其他垃圾。生活垃圾处置是指将生活垃圾从小区公用垃圾桶运送到密闭式清洁站、转运站直至垃圾卫生填埋场或焚烧厂进行安全处置的过程。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包括收集、转运与安全处置环节。以北京市为例，收集环节通常由各区环卫中心负责，将社区、机构公用垃圾桶中的垃圾收运到密闭式清洁站; 转运和安全处置环节的责任主体通常是市环卫集团或各区环卫中心，将垃圾从密闭式清洁站送至大型垃圾转运站，而后负责垃圾的卫生填埋或焚烧。生活垃圾处置全社会成本并未包含资源回收成本，原因是可回收物与其他垃圾并不属于同一管理系统，资源回收利用以价格和利润为导向，属于市场行为，并非公共支出的范畴[16]。北京市卫生填埋的比例为70%，是主要的无害化处理方式，文中针对最终卫生填埋处置的垃圾进行全社会成本核算，焚烧处置文中不做研究。生活垃圾处置全社会成本指全过程的、社会为其安全处置直接或间接支付的并以市场价核算的成本，包括财政支出的费用和未以货币形式体现的成本( 如，土地成本) 。由于城市生活垃圾处置并非完全的市场化行为，运输环节的真实成本用市场价反映; 同时，北京土地资源稀缺且土地存在机会成本，在核算中应考虑土地成本。
社会成本应包括私人成本和公共成本，由于生活垃圾处置属于公共服务范畴，因此，其社会成本实际为公共成本。按照生活垃圾管理的生命周期，文中将其社会成本划分为收集成本、转运成本和卫生填埋成本。收集成本指从社区公用垃圾桶将垃圾收运到密闭式清洁站和清洁站的全部成本，不包括社区内的垃圾清扫。转运成本包括密闭式清洁站至转运站的运输成本I、转运站建设和运营成本、转运站至卫生填埋场的运输成本II。其中，转运站成本指垃圾经过筛选、压实及最终渗滤液达标处理等产生的费用。卫生填埋成本指在渗滤液达标排放、填埋气回收处理条件下，垃圾填埋场的建设及运行成本。按照成本发生的时间尺度，将其分为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其中固定成本即为基建成本，需计算固定资产折旧，可变成本即为运行维护费，直接构成当年成本。而且，在生活垃圾处置缺乏市场化的背景下，垃圾处理厂建设用地、运输等多个环节存在隐性成本。
1. 2 成本核算方法
基于管理环节划分的收集成本、转运成本、卫生填埋成本需涵盖各环节的所有费用，核算方法详。其中，采用平均年限法①估算固定资产折旧，净残值率按照其原值的4% 确定。采用机会成本法估算垃圾处置占用的土地成本，且认为商业用地价格能够反映土地的机会成本。运用市场价格替代法估计运输成本，主要通过对物流公司的访谈获取相关数据。
2 北京市生活垃圾处置社会成本核算
2. 1 收集成本
北京市生活垃圾收集费用尚无统计资料，收集环节采用案例社区核算方法。以西城区阜外西里社区为例，该社区占地129. 1985 万m2，常住人口6159 人。社区其他垃圾清运量1168 吨/年( 2012 年调查数据) ，人均其他垃圾日清运量为0. 49kg，与北京市城八区居民户的人均垃圾日产生量0. 44kg 近似②。尽管2012 年北京市城区人均生活垃圾日清运量为1. 0kg，但由于居民具有流动性，差额0. 51kg 应是在机构的产生量，假定机构和社区的收集成本差异不大，可用社区的代替。其他垃圾由西城区环卫中心收运到密闭式清洁站，进行压缩并以集装箱形式由市环卫集团送至大屯垃圾转运站，在转运站进行压缩并装入大型集装箱，最终运至阿苏卫垃圾卫生填埋场。
该社区的收集成本具有代表性: 首先，北京市90% 以上生活垃圾经过密闭式清洁站运至垃圾转运站或处理设施，且密闭式清洁站均执行北京市统一标准③; 其次，多数密闭式清洁站由所在区县环卫部门负责管理运行，该社区密闭式清洁站由区环卫中心运营，在运营方式上较为一致; 再次，密闭式清洁站之前的收集成本主要是从公用垃圾桶到密闭式清洁站的运输费用，而收集工与收集设备一般由环卫部门根据社区规模统一配备，另外，由于核算的是单位垃圾收集成本，可避免不同社区因其规模、垃圾产生量不同而导致收集工及收集设备配备不同引起的成本差异。并且，本研究核算其他垃圾处置的社会成本，与社区是否进行垃圾分类关系不大。
西城区阜外西里社区有38 个其他垃圾专用桶，平均一个桶服务162 人，垃圾采用电瓶车密闭收集。密闭式清洁站位于社区内，占地约140m2，主要固定投资为一套吊装设备。收集成本分为公用垃圾桶成本、运输成本、密闭式清洁站成本。其中，密闭式清洁站土地成本根据北京市2011 年的商业用地价格以及商业用地40 年使用年限计算，为38. 3 元/吨。收集成本合计727. 2 元/吨。
2. 2 转运成本
( 1) 转运站成本。大屯垃圾转运站位于朝阳区大屯乡，是国内首座密闭压缩式②且符合卫生条件的垃圾转运站，执行《关于北京市生活垃圾填埋场水污染物排放适用标准有关问题的公告》。该转运站于1994年投入运行，2008 年12 月经过改建后正式运行，占地9667m2，其主体建筑物为垃圾压缩车间，另有车库、门卫、地磅、污水池等附属建( 构) 筑物[20]，主要承担北京市东城区、西城区、朝阳区的垃圾转运( 涵盖阜外西里社区) ，总投资10417 万元，设计转运能力1800 吨/日，若按20 年使用寿命，其单位垃圾基建折旧为7. 6 元。2012 年，大屯垃圾转运站运行维护成本为39. 1 元/吨，包括人工费、动力费、材料费( 含轮胎) 、工艺费、修理费、设备折旧、资产税费、期间管理。其中，人工费占比最高( 49. 26%) ，其次是工艺费( 12.38%) ，动力费和设备折旧费分别占4. 72%、4. 30% 。参照密闭式清洁站土地成本计算方法，转运站土地成本为4. 7 元/吨( 2011 年数据) ，转运站成本合计51. 4 元/吨。
( 2) 运输成本。考虑到不同社区生活垃圾运输路线及运输距离不同，本研究以大屯垃圾转运站和阿苏卫垃圾卫生填埋场的主要服务区域( 西城区、东城区、朝阳区) 的平均距离核算垃圾运输成本。西城区、东城区、朝阳区的中心位置距离大屯垃圾转运站分别为17. 1km、10. 9km、12. 5km，即运输I 的平均距离为13. 5km，而运输II 即大屯垃圾转运站至阿苏卫垃圾卫生填埋场的距离为24. 0km，因此，垃圾的平均运输距离为37.5km。北京市生活垃圾均由集装箱密闭清运，可按普通货物运输价格估算，根据对物流公司的访谈，按照平均运输距离37. 5km 计算，单位垃圾的运输成本为150. 0 元( 2012 年价格) 。
2. 3 卫生填埋成本
2011 年北京市环卫集团阿苏卫、安定、北神树三个垃圾填埋场处理的垃圾量占北京市城六区垃圾清运总量的53. 5%。其中，阿苏卫垃圾卫生填埋场位于昌平区百善乡，是北京市第一座符合现代卫生填埋标准的大型垃圾填埋场。填埋区实施气体表面收集及全密闭工程，通过点燃和沼气发电两种形式对填埋气进行综合利用; 渗沥液出水执行《关于北京市生活垃圾填埋场水污染物排放适用标准有关问题的公告》。该填埋场于1994 年建成并投入运行，填埋场工程主要包括防渗处理系统、渗滤液收集处理系统和沼气收集利用系统。该填埋场占地604000m2，总投资1. 1 亿元，使用寿命17 年，日垃圾处理能力2000吨，主要承担东城区、西城区的全部生活垃圾以及朝阳区、顺义区、昌平区的商业垃圾的卫生填埋( 涵盖阜外西里社区) ，单位垃圾基建成本为8. 5 元。2012 年，环卫集团三个填埋场的运行维护成本均为110. 0元/吨，即为政府补贴价，其中，材料费占比最高，为50. 09%，其次是工艺费21. 77%，动力费和设备折旧分别占1. 34%和2. 65%，成本结构详。参照密闭式清洁站土地成本计算方法，垃圾卫生填埋的土地成本为264. 5 元/吨。因此，卫生填埋末端处置的社会成本合计383. 0 元/吨。
2. 4 可比价格调整
为了更加准确且完全可比，有必要对不同年份的价格调整为以2012 年为基期的可比价。贴现率的选择在跨期成本( 或收益) 分析中非常重要，结合2000 年以来2. 24% - 4. 14%②的国有银行一年期存款利率，文中选择4% 作为基准贴现率。同时，采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③调整因通货膨胀带来的物价波动。调整后的单位垃圾填埋处置社会成本为1530. 7 元。
3 讨论
北京市生活垃圾填埋处置社会成本核算结果表明，收集成本占全成本的比重高达59. 1%; 转运成本占13. 3%，其中，转运站和运输分别占3. 5%、9. 8%; 卫生填埋成本为421. 7 元/吨，占27. 6%。收集与卫生填埋成本构成全成本的主要部分。垃圾收集环节属于劳动密集型，人工费占收集成本的36. 5%; 而真正用于垃圾处理的费用较少，转运站和卫生填埋的作业成本合计188. 4 元/吨( 未包括土地成本) ，其他1342. 3 元主要产生于收集与运输环节以及往往被忽视的土地成本。此外，在生活垃圾处置社会成本中，土地的机会成本为328. 1 元，占全成本的21. 4%，垃圾处置占用的土地资源不容忽视。
根据《中国环境年鉴》中相关数据核算北京市2012 年生活垃圾处置成本为151. 2 元/吨。该成本包括垃圾处理厂的固定资产投资、运行维护费用( 能源消耗、设备维修、人员工资、管理费及与垃圾处理厂运行有关的其他费用) ，为垃圾处理厂的处置费用，仅占垃圾处置全社会成本的9. 9%。依据公开统计资料估算的垃圾处置费用仅为末端处理作业成本，远低于垃圾处置的全社会成本。
2012 年，北京市生活垃圾清运量648. 31 万吨，根据1530. 7 元/吨的垃圾处置社会成本，估算其垃圾处置的社会成本总额达99. 23 亿元，占当年北京市财政支出的2. 1%，人均垃圾处置支出高达556. 4 元/年。不难看出，垃圾处置的社会成本已经非常高，垃圾减量已刻不容缓。
4 结论与建议
文中依据生活垃圾的管理环节，明确界定生活垃圾处置全社会成本，提出基于市场价的全社会成本核算方法，并将其应用于北京市的案例核算，得出如下结论:
( 1) 2012 年，北京市生活垃圾填埋处置的社会成本为1530. 7 元/吨，包括收集成本905. 1 元/吨、转运站成本54. 0 元/吨、运输成本150. 0 元/吨、卫生填埋成本421. 7 元/吨。通过该方法核算的成本涵盖垃圾从收集到卫生填埋处置的全部成本，远高于由公开统计资料估算的处置成本，垃圾处置的全社会成本被低估。
( 2) 北京市生活垃圾处置的社会成本已经相当高，人均垃圾处置支出达到556. 4 元/年。
( 3) 垃圾收集成本、转运站成本、运输成本、卫生填埋成本所占比重分别为59. 1%、3. 5%、9. 8%、27.
5%，收集环节成本远超过中间转运成本和末端处置成本。
( 4) 生活垃圾处置社会成本中的土地成本所占比重高达21. 4%，在成本核算中不应忽略。
通过分析，基于公开统计资料估算的生活垃圾处置成本难以反映真实的社会成本，误导了公众对生活垃圾处置社会成本的认识，不利于培养居民的垃圾减量化意识; 不完善的成本信息阻碍了垃圾减量化手段的实施，也不利于制定降低成本的管理策略。因此，提出如下改进建议: 优化生活垃圾处置成本结构、降低社会成本; 重视并开展源头减量，探索生活垃圾减量化手段，降低垃圾处置的社会负担; 建立生活垃圾成本核算制度，定期核算并公开成本信息。
文中提出的生活垃圾处置全社会成本核算方法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可应用于其他城市的成本核算; 北京市的生活垃圾填埋处置社会成本及其结构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我国特大城市的垃圾处置成本情况，对于特大城市的成本控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