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在和平崛起的过程中处理好与传统大国之间的关系？如何消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顾虑，与周边国家互利共赢？
从最初的中国和东盟21国积极筹建到英国加入所引发的西方世界“多米诺骨牌效应”，亚投行这样一个无论从立行宗旨和金融外交上看都十分“高大上”的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机构，业已成为当前全球金融开发与发展治理领域最具看点的事件。它的每一个动作都牵动着各方的神经。
任何新的金融安排的出台都会对现有国际金融机构造成冲击。无论是金砖银行，还是亚投行，都引起了国际舆论关于中国另起炉灶、挑战现有国际金融制度的揣测和热议。因为，根据注资额，中国在由其倡议筹办的亚投行具有相对更大的话语权，这不免会引起美国对于权力转移的警惕。
亚投行的成立是不同政治经济体系在亚洲地区发展导向上的又一次战略碰撞。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从一开始就抵制亚投行，企图削弱中国的声音和影响力;另一方面，发达经济体不断散布“中国威胁论”，加重周边新兴经济体对中国的猜忌。
而且，亚洲诸多发展中国家尚未实现现代化转型，其劳动力素质、基础设施、法治水平、商业环境甚至政治局势都不尽如人意，更由于自身金融体系不健全，社会经济不稳定因素多，金融风险相对较大。
究竟如何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在中国和平崛起的过程中正确处理与传统大国之间的关系，建立国际金融新体系？究竟如何消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顾虑，破除“强而必霸”的误解，与周边国家做到互利共赢？以下六方面值得关注。
1、采取合适的、有区别的国际关系博弈对策
根据相关各国对亚投行的反应和态度，大致可以分为支持派、骑墙派和美日派。
对支持派“信则不疑”：由于诸多积极加入的发展中国家尚未实现现代化的转型，新兴金融机构和相关金融安排的运营过程中，不仅要输出资金和技术等硬性资源，还要考虑输出管理、制度等软性资源，以保障包括中国在内的相关国家的利益以及新兴国际金融机构的长远发展，提高新兴市场国家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金融制度改革的能力。
对骑墙派“用人要疑”：欧洲国家在外交关系中向来具有十分明显的“利益主义”倾向。如今欧洲经济不景气，需要大量资金拉动经济增长，恰需要亚投行这样一个政府间性质的金融机构，以资金换市场，利用亚洲这个庞大的市场带动其经济脱离疲软的沼泽。一方面我们要秉持将信将疑的态度合作，另一方面，我们要协调好出资方利益，优选重点项目，一定程度上保证欧洲成员国的利益。
对美日派“疑人要用”：美日对亚投行的态度十分纠结，经历了从筹办之初的明显敌视到现在的欲迎还拒，必定有其政治经济的考量。西方发达国家加入亚投行，是利益驱动，既是机遇也是挑战，需谨慎制定亚投行的资金及运作规则，淡化政治较量，强化其经济纽带作用;同时，投资项目需以亚洲基础设施建设为核心，并宜早日启动，先有后优。
2、合理设计持股比例机制和投票权
世界银行成员国股权比例的计算采用一种可以称之为“简单加权平均”的方法。具体来说，就是用成员国的某项经济指标（GDP、外汇储备、对外贸易）的总和，去除各个成员国的该项经济指标，得到该国的这项经济指标的相对大小，最后针对每个国家，把三项经济指标的相对大小加权求和，所得之和即为该成员国的股权比例大小。
这样的指标虽然能一定程度上反映一国的经济实力，但对于经济发展比较迅速的亚洲各发展中国家，要客观公正地反映其整体经济状况，可以考虑加入各个经济指标的变化趋势即增长率，即要反映各国的发展潜力。
3、与西方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走向“竞合”而非“替代”
需要明确的是，亚投行与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现有的多边开发金融机构并不是替代关系，而是走向以优势互补为基础的竞合关系。
一是定位互补。世界银行以及IMF重点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消除贫困，促进可持续发展，而亚投行重点致力于对亚洲发展中国家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
二是规模不同。亚投行的规模、影响力尚难以与传统国际金融机构相提并论。亚投行资本规模约为亚洲开发银行的六成，初始资本从最初500亿美元到当前1000亿美元，而亚洲开发银行目前的资本为1650亿美元。
因此，以亚投行为代表的新兴国际金融机构在运营过程中，将和现有的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并存、合作，通过发挥自身优势、体现自身特色，建立合作机制，协同各方利益，成为亚洲金融架构乃至全球金融体系有益补充。
4、实施PPP模式，实现资金的风险分担
在投资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将引入PPP（公私合作关系）模式。即通过亚投行和所在国政府出资，与私营部门合理分担风险和回报，动员主权财富基金、养老金以及私营部门等更多社会资本投入基础设施建设。这一模式将为满足亚洲地区的发展需要提供了全新解决方案，形成涵盖政府、企业和私人投资者的全方位的投融资框架，更大限度地激活各种资源参与亚洲的互联互通，实现风险共担、收益共享，以发挥亚投行“杠杆效应”。
5、加强与金砖银行、丝路基金等朋友圈的联动，构建属于发展中国家自己的国际货币体系
亚投行、金砖银行、丝路基金、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等新型国际金融机构的建立，打破了当前仅由欧美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提升了新兴经济体参与全球治理的话语权，是对欧美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的一次抗衡和颜色革命。
加强战略布局，将亚投行、金砖银行、丝路基金等统筹纳入全球新型金融治理体系中予以考虑，争取以点带面，加强与域外重要贸易伙伴国和重要合作组织之间的联动，通过良好的合作机制建立并扩大“朋友圈”，构建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货币体系。
6、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建立精简、廉洁、绿色的运转机制
亚投行应利用后发优势，吸取世界银行的运作经验教训，完善国际金融机构的运转机制。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积极同世界银行、亚开行磋商和接触，能够最大限度体现诚意。
对于当前对我国腐败和亚投行运行机制的质疑，我国应作出积极回应，尽量遵循国际规则。例如，明确承诺亚投行在贷款操作采纳IMF和世行的债务可持续性框架，对债务水平的可持续性作出严格规范;又如，明确承诺遵守通行而透明的采购规则，表明亚投行无意成为其成员国商业利益的俱乐部，体现更包容、更开放的合作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