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19世纪后半叶，随着天津开埠通商，西北地区的羊毛等畜牧业产品大量出口。地处河西走廊的甘州、肃州等地也因特殊的自然环境、地理位置和交通运输条件，而成为了重要的羊毛集散市场，不同层级的中间商纷至沓来，使甘肃河西地区所产羊毛得以源源不断地转输出口。羊毛出口贸易的发展，在使羊毛等畜牧业产品商品化、增加农牧民收入的同时，也带动了河西地区商业市镇的兴起和繁荣，各种因素相互联结，体现出对外贸易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
关键词 近代，河西地区，对外贸易，羊毛出口，区域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5）22-0008-06
甘肃河西走廊地区，“水草丰盛，冬温夏凉，宜于畜牧”，①自秦汉以来，畜牧业生产就是当地经济的一大特色。虽然至明清时期，随着人口增加，许多草地被辟为农田，凉、甘、肃所属各县不少原先以游牧为主的少数民族部落，也已转化为以农耕为主的定居生活，但传统的畜牧业经济仍有一定程度的发展，直到民国时期，畜牧业经济依然在社会生产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灾荒之年不事畜牧之家一遇灾害立即破产逃亡，惟有兼养家畜者借家畜收入之弥补可以减轻其害。又如农场收入多在秋季，其余有收入不敷日用，在此青黄不接情形之下，不事畜牧之家不得不重利举债。追至秋收除还债外所余无几，于是又不得不更重利借贷，辗转循环破产加速，而兼营畜牧之家牲畜既多随时可以出售，能使农场金融活泼，不致有穷窘借债之举，于经济之调剂甚为重大。②
正因为畜牧业生产在河西地区经济发展中占据如此重要地位，所以，至全面抗战爆发前，河西羊毛出口在甘肃乃至西部地区羊毛出口贸易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清末民国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到近代的重要转型时期，同时也是学术界普遍认为的帝国主义变中国为“原料供应地和商品倾销地”的重要阶段，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下，中国近代经济整体处在停滞、萎缩的状态。近刊论考也再次证实这种基本视角。美国学者黄宗智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先后出版《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及《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规范认识危机及出路》等，得出的著名结论是：商品化导致中国小农经济的进一步加强，并非趋于资本主义的商品化，即“过密型商品化”，实即“没有发展”。这一时期对外贸易也对原始手工业进行冲击，造成不发达国家的非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的否定视角成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公认理论。近年来一些英美学者，如Roman Myers（马若孟）、Dwight Perkins（帕金斯）、 Thomas Rawski（罗斯基）等立足于出口领导成长理论（Export- Lead Growth Theory），以河北、山东地区作为研究对象，得出了对外贸易发展了农村手工业，提高了农民生活水平的结论。①这一理论，无疑为我们研究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对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动力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视角。
事实上，土地广袤的中国西北地区，无论是自然地理环境，还是人文习俗，都有别于近年来颇受中外史家青睐的华北平原和江南地区，这也诚如美国加州学派学者彭慕兰曾关注到的：到18世纪，“中国既有富裕的江南也有贫穷的甘肃”。②而通过不同区域近代以来经济发展路径分析，可能更加有助于对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整体把握。为此，本文以清末民初地处中国内陆的西北畜牧业产品作为商品开始大量出口为背景，以地处农牧交汇地带的河西地区为例，来探讨对外贸易对近代西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以期有助于理解西北地区近代以来的经济成长与变迁。
一、河西羊毛产区、产量及市场分布
河西地区的羊毛产区按地势之高低，可分为三大地区：
其一为祁连山区，该区域气候高寒，土质多属冲积层，少碱性，故而牧草分布极广，种类亦多，该区域藏民均以畜牧为主，羊群极多，为河西地区羊毛主要产区。
其二为平原区，平原区位于祁连山和北山山脉之间。在该区，永登境内地势高寒宜牧，养羊者颇多。武威东北及西北，遍地黄沙，西部复多石滩，皆为不毛之地，几无畜牧可言。永昌地势特高，气候寒冷，宜于牧放。山丹之大马营、峡口一带，以至民乐以西大毛滩地区则原野茫茫，牧草丰美，畜牧繁盛。张掖除县城附近土壤较肥，可资耕种外，其西北部与临泽之东北部，则地多黄沙，牧草不生。高台弱水（即黑河）西岸，土地肥沃，宜于耕牧。至盐池一带，则全为白砂碱地，虽较平坦，而农耕畜牧均非所宜。酒泉附近耕地阡陌，畜牧亦盛，但县境南部，则多沙滩。出嘉峪关，至回回堡赤金峡一带，牧草复盛，羊群颇多。玉门至安西之间，则多为戈壁，羊群甚少。安西至敦煌百千米，几尽为戈壁，无畜牧可言。总之，河西平原区除沙滩、戈壁而外，宜于农耕畜牧之地亦非不少，为河西羊毛次要产区。
其三为北山区，甘宁之交界之北山因地势高寒，牧草繁茂，所居蒙民均赖牧羊为生，亦一重要牧区也，唯其羊毛产量则不及平原之多。③
20世纪20年代，俄国人克拉米息夫在甘肃等地做调查，他认为，近代中国出口羊毛除西宁毛品质优良外，“甘州羊毛，质较粗，但特别适合于世界市场。除此以外，尚有平番毛及武威羊毛，为织地毯之特品，输出为织地毯之用”。④30年代，甘肃全省产羊毛大约80000担，⑤约合12000000斤，而河西地区所产羊毛就达到6188000旧斤（旧斤约合1.2市斤，即7425600市斤）（见表1）。
因本地羊毛产量多，且需转运来自其他地区所产羊毛，因而，河西地区的羊毛市场得以日臻成熟。河西地区的羊毛市场依其在西北大的羊毛市场中的性质和地位，可以划分为产地市场和集散市场两种类型。产地市场即羊毛初次交易场所，不仅遍及河西各地县，而且青海一些距离河西较近地区的羊毛，也是作为河西羊毛的产地市场而存在。⑥如安西县虽行政上为“甘省最清闲之缺”，但“每岁惟春间青海番蒙持皮毛、牲畜至此，交换粮食，人众繁杂，稍宜注意”。⑦河西地区的羊毛集中地，如永登、永昌等虽是“毛商筹划业务中心，而未必为羊毛交易场所”。⑧实际上，地理位置、运输条件、资源禀赋的差异决定了近代甘肃河西地区起集散市场作用的主要是甘州和肃州两地。 甘州（今张掖）位居河西中部，地势低平，气候温和，物产丰饶，故有“金张掖，银武威”的俗语。“自兰州至敦煌一千一百公里，张掖居其中途，其南祁连山之扁都口，为通青海之捷径，骆驼队则由黑河而通绥远。”①至抗战全面爆发前，甘州有大车道，直通兰州、新疆及内外蒙古地区。交通上的便利，使其成为了河西中部的皮毛业交易中心，当时“青海、蒙古诸蒙番，岁携牛、羊、皮、毛至此间以易茶、面者，为数亦多。盖此地不特为西路繁盛商场，又为汉、回、蒙、番贸易之所焉”。②1925年前，“外商洋行设庄者，计有益利、兴隆、聚利等家，一时商贾云集，交易盛旺。直至抗日发生，商业之盛，仍不减昔日”。③甘州地区在当时的商贸活跃程度可见一斑。
肃州（今酒泉）为甘肃、新疆两省之枢纽，“甘肃极西之锁钥，以故商贾往来，蔚成大观。其繁盛次于甘州，贸易额岁在百万以上。其异于甘州者，甘州乃原料出产之地，此则转运市场也”。但是“青海蒙番则以毛皮、牲畜，换米、面、布匹以往，其情形无异于甘州也”。④
县城居洮水河南岸，西距嘉峪关仅七十华里，扼边关要塞，为河西西部商业中心，尤为皮毛交易重镇。昔日外商高礼（又称高利――引者注）洋行，明义洋行及新泰兴洋行，均派人驻庄于此。外帮毛商设庄者亦复不少。嘉峪关以外各地羊毛，亦由酒泉毛商前往收购。⑤
其活跃程度可与甘州相媲美。
二、中间商的兴起及渐趋成熟
市场规模的扩大无疑会导致专业化的扩大，而专业的扩大又会引起新组织的创新。19世纪晚期，随着天津洋行的代理人陆续进驻河西地区，皮毛等畜牧业产品开始大量出口。然而，对于这些代理人（客商）来说，无论对当地语言，还是对当地社会情况、水陆交通概况等都比较陌生，为了使交易系统得以正常运行，他们势必和当地原有的一些商业组织进行联系，于是，河西地区原有的及新兴的商业组织开始应运而生，在河西羊毛出口贸易中发挥巨大作用的同时，他们自身也渐趋成熟。作为农牧业交汇地带的河西地区，其近代市场中各式商业组织的出现，畜牧业产品更凸显商品化的同时，也带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与近代华北地区粮食作物商品化而被众多学者称之为“饥饿的商品经济”⑥所不同的是，西北地区畜牧业产品在作为商品以前“仅供蒙藏人衣住之原料，余则弃诸原野，忍其腐灭而已”。①此时的中间商或中间组织大体上分为五种：
首先为歇家。当时活跃在河西市场上的歇家“一为无固定字号，但有特殊信用但据妥实铺保之流动商贩；一为在产地市场开始字号，经营其他业务，仅于剪毛季节，受人委托而兼营收购羊毛者”。
其二为毛贩。他们多为各羊毛产地之贫苦农牧民，时常是在羊毛裁剪季节，即前往各地零星收购，以取微利。由于资金少，他们更多是受歇家委托前往产地市场收取羊毛，以赚取微利。
其三为跑合。跑合是私人性质的经纪，他们没有固定的店铺，作为一种中间人，他们依靠买方、卖方手里各收取百分之二的手续费而生存。②
其四是皮毛经纪行。皮毛经纪行是行店性质的组织，他们专事介绍皮毛生意，从中收取佣金，并且有向财政厅纳税之义务，故不经他们介绍的羊毛交易，也要给他们缴纳一定数量的佣金。
其五系公庄。在羊毛出口贸易的不断繁荣的背景下，河西羊毛产地市场，也出现了较大规模的羊毛交易组织――公庄。公庄是河西羊毛产地市场上回汉毛商合股经营的羊毛组织，由于规模较大，因此常接受天津客商大批订购，每届剪毛季节，即派人携带大批粮、茶、布匹与番民交换羊毛，待收购完毕，便转至产地市场或集中市场将羊毛趸交给天津客商。③
毋庸置疑，商人是市场交易的基础，无论是歇家、毛贩、跑合，还是皮毛经纪行、公庄，这些商人组织的兴起都是近代西北社会转型期社会发展的特点，也表明了商人组织在近代西北市场化进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传统交易规则显然已不能完全满足社会转型下市场交易的需要，当西北地区交易范围与国际市场产生联系的时候，符合河西地区的自然、人文环境需要的各种交易规则便应运而生。
首先，订购交易。订购交易即是歇家、毛贩、极少数的天津客商与牧民的直接交易，“每届阴历三四月间，彼等即赴产地订购，首先估计牧户可出产羊毛若干，然后按毛价十分之四，给予款项或布疋、茶叶，以为定钱，商定在产地市场某处交货，并按行情清付价款”。
其次，贷款交易。“每届阴历三四月间，毛商派人赴各产毛地区，贷给牧户相当款项，将来即按议定毛价归还实物，价格涨落，均不反悔。”
第三，抵押交易。“穷困牧户，每逢阴历三四月青黄不接之际，多将未剪羊毛向人抵押，以资周转。毛商乃借机压低毛价，坐待厚利。”
第四，委托交易。委托交易是天津客商和歇家独有的交易方式。天津客商“首先对歇家之信用，慎重予以考虑，然后贷以三万或五万之款，委托收购。如需大量收购，则可同时委托歇家多人办理，其所贷款项自亦增多。歇家领款后，即赴产区向牧户直接订购。有时歇家将款项转贷给毛贩，至收购之羊毛，则由歇家负责运至指定地点”。
第五，期货交易。期货交易是公庄与天津客商的大宗交易。“彼等签订期货契约后，交付相当款项。俟羊毛上市即由公庄将毛运至产地市场（或集中市场――引者注）交货，其价格则按当时行情，与事先付款数目而定。”
此外，还有正常交易及零星交易。正常交易，既天津客商直接通过跑合从歇家、毛贩等收购者手中购进羊毛。④
显而易见，在近代河西羊毛市场中，商人组织间各种特定交易规则的存在也成为维护交易的有序、保证市场规模进一步扩大的基础。无论是传统的抵押交易，还是现代的委托交易、期货交易，从中可以更多体现出我国著名经济史学家吴承明先生所指出的传统偏好、文化和习俗刚性等，会破坏和造成市场失灵，市场机制也随之发生变革。⑤这种商业层面及市场机制的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西北地区经济近代化的过程，它不仅保证了西北地区和天津乃至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商业往来的进一步加深，而且也使羊毛等畜牧业产品商品化程度得以化深。
三、对外贸易带动下的区域经济发展
诚然，单纯的商业活动只能改变物质财富的空间配置，而不能创造出新的物质财富。年鉴学派的领军人物布罗代尔曾把贸易分为两种类型：一种低级形式，如集市、店铺和商贩；另一种是高级形式，如交易会和交易所。①低级形式的交易通常是与地方性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相联系；而高级形式的交易，无疑是突破区域界线而日益演变为世界范围内的交易活动，它在很大程度上能改变地区要素的稀缺性和资源禀赋的差异。虽然目前所发现的资料并不能使我们看到河西羊毛在近代出口带动下具体的产量变化情况，但只从清末到抗战爆发前的具体甘宁青羊毛出口数量不断增加、价格不断上涨的史实中，②依然可以发现羊毛出口贸易对河西地区农牧民生活的影响。在羊毛出口前，当地畜羊的主要目的是食用，而羊毛在出口之前，其价值比较有限。近代以来，随着羊毛出口，“羊毛的需求量猛增，羊的经营完全改变成为以羊毛为目的的饲养”。③在羊毛出口的带动下，羊毛价格提高了近十倍，饲养羊只的农牧民虽然经过各级中间商及当地政府的层层盘剥，最终落到手中的可能所剩无几，但是对于广大贫穷牧民来说还是较此前有了额外的经济收入，从而使他们的经济生活中有了更多的实力，来交换和消费新的外来商品，而交换和消费新的外来商品又进一步推动了河西地区商业组织和张掖、酒泉等商业中心城市的发展。
就前论述表明，在羊毛出口带动下，围绕羊毛出口业务，各种商业组织逐渐发展，皮毛商只论有商号的就达数十家之多。在张掖地区，抗战前皮毛商有15家，多为“本地帮和山西帮”，其中本地商人刘芳所开设的长兴泰皮毛店，资金达五百万两之多，其所拥有资金数额之大，可以说在所有皮毛商号中独占鳌头。而在酒泉地区，虽然山西皮毛商人占据主要优势，但是本地商人张积德开设的永顺源商号，萧文玉开设的和义成商号，其资金数额也都在200万两以上，而王子厚开设的三义堂商号资金更是达到了300万两。仅就张积德而论，他的永顺源商号常年与天津德盛行联手：
（经营）皮毛、绸缎、布匹、日用杂货等。同时，在祁连山内建立公庄畜产基地，大力畜养牛、羊、骆驼等，经营皮毛山货。并组建了80余峰骆驼的运输队，将酒泉的皮毛行销包头、天津等地，促进了酒泉商业的发展。他还开设客栈，接待往来新疆等地的客商和驼户，大大促进了酒泉与新疆地区的贸易与交往。④
不仅如此，张掖、酒泉地区还有来自武威、民勤等地的大量皮毛商人。随着本地商人群体的发展壮大，1925年前后，随着天津子口税票⑤的废除，客商陆续撤出东返，河西各地羊毛乃均有本地羊毛商购运至天津，转售洋行出口。⑥
20世纪30年代，张掖地区“房屋鳞次栉比，人口逾万，汉人居多。城内商店林立，生意繁盛，不让皋兰”。在羊毛等畜牧业产品出口的带动下，其“日常需用亦多仰于外来，以洋货为大宗。多来自平津包头等地，用驼运经蒙古草地而至，既少税卡之刁难，故反较皋兰货价为廉”。⑦城中市面十分兴旺，在以“鼓楼为中心的十字街头，依然十分热闹――尤其是南街和河西街――道路是石子铺成的，都经过现代化的修整。路面有一丈来宽，略作弧形……大街的两旁，有的是规模较河西各处为大的买卖铺子。除了一部分铺子有很宽的门面之外，还有些铺子是由一个很狭的门径，把顾客引到很深的院子里，在两旁并排的台柜上做生意：商品里有源源不绝的大炮台香烟，有来自巴黎的化妆品，有价值三十五元一瓶的三星斧头老牌白兰地，以及极精的鸦片烟具，和来自东方的上品麻雀牌。此外还有很多很多‘太阳牌’的东西”。⑧此地妇女“多敷粉涂脂”，而且与甘肃其他地区“尽是粗面”不同的是“此地有售挂面者”。①不仅如此，自东部地区的工业品的一部分，必然通过交换最终为周边游牧民族所消费。酒泉也是出现了“商店林立，街道宽敞，且尚整齐，商人以晋秦为多，次则天津。以其地属甘新孔道，商贾往来，百货云集，繁盛不亚张掖。商品输入来自东路者，以陕西之布匹、纸张为大宗；自西路入者，以新省之葡萄干、杏干、敦煌之棉花为主品；由包头经蒙草地而来者，为洋货、茶砖等；南路青海之蒙番，则以羊毛牲畜为大宗。酒泉向上之洋货，价反廉于兰州者，以由草地来少经关卡也”。②
河西地区对外贸易的发展，不仅带动了商业的繁盛，而且在皮毛出口贸易刺激下，当地交通运输业也随之发展起来。20世纪30年代，甘州南经民乐、扁都口、俄卜至西宁的道路经过修筑，已可通行汽车；而经凉州到兰州、肃州赴安西两段道路联结起来，就成为了横贯河西的干路。③在河西羊毛产地市场，主要依靠的是牦牛运输，因为其力大，能“引重致远也”。在河西区域内部，大车包括木轮车和铁轮大车也随之有了发展，而河西市场向外运输的工具，主要是骆驼，随着驮运的发展，像张掖地区的“北出仁宗口，经阿拉善旗地、磴口等包绥”，全程约40天的北方草原之路也得以发育成熟起来。④道路的畅通，反之又为河西地区对外贸易的繁荣提供了运输上的保障。
经济史学家林刚曾指出经济的发展道路，一条即为“外向的、通过市场交换发展经济的道路”，另一条则为“内向的，以农为本的经济发展取向”，这是“中国传统经济发展的道路”。⑤显然，随着中国传统向近代的变迁，西北内陆地区也渐趋走向了一条“外向的、通过市场交换发展经济的道路”。
长期以来，学术界主要关注到的是中国沿海地区的贸易，而忽略了对中国其他地区，特别是西北内陆地区的考察，认为土地广袤的中国西北地区长久以来一直保持自足自给的自然经济状态，而所谓的交换也只是近距离的余缺调剂。这是不全面的，其结论也难免失之偏颇。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清晰地得出结论：近代以来，在羊毛等畜牧业产品的出口带动下，农牧民收入得以增加的同时，也带动了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羊毛出口贸易的发展，同时也刺激了河西地区商业市镇的兴起和繁荣，各种因素相互联结，体现出对外贸易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
因此，通过对西北内陆的甘肃河西地区羊毛出口贸易的考察，对于我们全面了解近代西北内陆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特别是民族贸易，无疑是不可或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