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美经贸摩擦早期以贸易摩擦为主，目前已逐步扩散到金融、财政、投资、税收、技术、能源等经贸问题的所有领域，中美经贸关系开始进入全方位摩擦时代 1986年中国正式提交恢复GATT缔约国地位申请以前，中美相互投资数额很小，商品输出是中国对美发展经贸关系的主要形式，此时中美经贸摩擦也多是围绕此类问题展开。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纺织品服装业是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在中美经贸关系发展中始终占有较重要的地位。
因此，自中美建交后两国纺织品贸易就得到了快速增长，1980年中美纺织品贸易份额就占到了美国此类商品进出口总额的5.9%，1985年进一步扩大到8%。中国纺织品对美出口的快速增长引起了美国方面的密切关注，1980年9月施压中国与其签署了为期3年的第一个纺织品贸易协定，规定了中国对美出口的8种纺织品配额，并将双方贸易的年增长幅度规定为4%，大大影响了中国对美纺织品出口，当年中国向美国出口纺织品只有3亿美元。
但是，中方的让步并没能阻止美国对华纺织品设限，1982年美国单方面对中国的输美纺织服装商品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措施，最终引发中国停止从美国进口棉花、化纤和大豆的贸易报复。纺织品贸易摩擦成为早期中美经贸摩擦的突出特征，也是中美结构性经贸摩擦的开端。
经过15年的漫长谈判，中国在2001年12月11日正式加入WTO，成为世贸组织新的一员。在这15年中，中美经贸摩擦的主要问题集中在美国国内在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上的激烈辩论和较量。
在美国会反华议员的提案下，本属正常的最惠国待遇问题多次演变成美国国会有条件给予中国的年度审议。与此同时，最敏感议题之一的知识产权贸易纠纷也浮出水面，经历了四次较为严重的贸易争端，最终签署了三份知识产权协议，化解了险些爆发的贸易战。
此外，由于受人权问题的影响，美国还不断要求中国禁止劳改产品出口，扩大对美产品的市场准入。 中国加入WTO以后，对外贸易获得快速增长，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更是突飞猛进，与此同时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在2006年达到创纪录的1443亿美元(美方统计数据为2326亿美元)。
中美贸易的严重失衡引起了美方的强烈不满，于是便利用中国入世协议中对美方的优惠规则，比如对中国12年的“特保措施”、15年的“非市场经济地位”、8年的“纺织品限制措施”，以及长达10年的WTO多边贸易政策审议机制等，频繁挑起对华经贸摩擦。一方面，加强对中国的汽车挡风玻璃、铸造管件、家具、彩电进行反倾销，对中国的针织布、胸衣、袍服等实施特别保障措施，到WTO起诉中国的出口补贴政策；另一方面指责中国的人民币汇率政策，强化对中国的高技术出口管制，阻挠中国企业对美实施并购，大力宣扬中国能源威胁论等。
其目的之一就是通过对华经贸摩擦，施压中国开放国内金融服务市场，发挥美国在服务领域的比较优势(看图4.1—4.
2)。对于美方的无理举措，中国开始尝试利用WTO的有关条款与美国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调整国内半导体税收政策、强制推行无线电局域网国家标准等，也成为双方爆发经贸摩擦的重要领域。
种种案例表明，中美经贸摩擦的领域正在由货物贸易向服务贸易领域和投资领域扩展，从劳动密集型产品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延伸，从传统的农业、纺织汽车等向电子信息、通讯、飞机制造、生物等高科技产业领域升级，由传统的轻工、化工等低附加值较低产品向机电等高附加值产品扩大，由企业投资个案向国家金融政策的调整、资本市场的开放、劳工权利和环境的保护、产业制度的重建等宏观经济体制层面递进，中美经贸关系正式进入全方位、多层次经贸摩擦并发的新时代。
二、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美经贸摩擦的频率加快，诱因呈现多样化，涉案金额增大化，趋势走向长期化，解决方式多边化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2006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达到17607亿美元，贸易顺差1775亿美元。自此，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已连续5年以超过20%的速度增长。
2002-2006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增长率分别为21.8%、37.1%、35.7%、23.2%和23.8%，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三大贸易国。“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虽然中国的快速发展为周边国家和地区乃至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机遇，各国加强与中国经贸合作的意愿不断增强，但这同时也打破了国际经贸格局和利益分配格局，引起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关注甚至忧虑，他们担心中国快速发展特别是中国国际市场份额的迅速扩大损害其既得利益，美国国内反华势力不断制造和鼓吹所谓的“中国威胁论”，要求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遏制中国经济增长的呼声此起彼伏，在此背景下，中美经贸摩擦与日俱增就不足为奇了。
以下数字清楚地反映了当前中美经贸摩擦迅速增加的现状。 据统计，自1979年至2006年底，国外共发起810起针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及特别保障措施的调查案件，涉及4000多种商品，影响到中国数百亿美元的出口贸易。
在上述所有案件中，美对华经贸摩擦的比例最大，导致中美经贸摩擦增多的直接诱因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既有贸易救济措施——关税措施的负面影响，也有技术性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检验检疫程序的巨大挑战，还有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不够。当然，最主要的还是中国廉价劳动力和低成本优势所引发的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的泛滥。
除了中美经贸摩擦的频繁加快外，双边经贸摩擦的涉案金额日益增大。20世纪80年代千万美元的贸易摩擦就算大案，进入90年代以后贸易摩擦所涉及的金额不断增大，在美国对华反倾销案件中，自行车案涉及金额达2亿美元，旅行箱包案涉及金额达6亿美元，家具反倾销案涉及金额达12亿美元。
在中美知识产权的几次争端中，涉案金额更是一次比一次高。1991年12月美国公布价值15亿美元的报复清单，而中国则对美宣布实施价值12亿美元的反报复清单；1994年12月，美国公布价值28亿美元的预备性报复清单；1996年5月，美国宣布价值30亿美元的报复清单。
2011年，中美半导体税收政策争端涉及金额也高达20亿美元。2005年，美国对我国多种纺织产品设限，并发起特保调查，涉及我国产品24种、出口金额63亿美元。
除此以外，还有许多难以用货币衡量但更为重要的经贸纠纷，比如施压人民币升值、给予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到WTO起诉中国的税收和补贴政策等等，这些领域的纠纷影响更大、涉及面更宽。2006年11月21日，美国商务部发出通知，应美国新页公司的申请，美商务部对原产于中国、韩国和印度尼西亚的涂布纸进行反倾销和反补贴立案调查，这是美国首次对中国进行反补贴立案调查。
依据此案中美国对华指控的补贴措施共有14种，包括政府对企业的拨款、政策性贷款、对鼓励投资行业的税收优惠、各类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优惠、通过债转股对企业注资、林业企业税收优惠、天然林保护工程专项资金和生态林补偿基金等。 在引发中美经贸摩擦的因素中，有一项因素至关重要，就是中美贸易失衡问题越来越为重要，并呈现出长期化的发展趋势。
按照中方统计，自1993年(按美方统计则是1983年)我国在中美贸易开始出现贸易顺差以来，两国之间已经经历了长达15年的贸易不平衡。尽管双方公布的不平衡数据总是差异很大，但都承认两国间贸易越来越不平衡的基本事实。
由于这种双边贸易不平衡既有伴随国际产业转移，其他国家和地区对华FDI而导致的对美贸易顺差转移，也有由于美国对华实行高技术产品出口限制的原因，而更具根本性的是双方“储蓄-投资-消费”模式等宏观经济因素的显著差异。也正由于这些原因的存在，中美贸易不平衡将长期化而且会越来越加剧，双边经贸摩擦也将进入长期化、常态化发展的新阶段。
随着国际贸易形势的发展，中美双方处理经贸摩擦的方式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过去更多的途径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取消双方的贸易报复与反报复措施。
而现在更多的处理方式一方面将原来的贸易谈判升级为战略经济对话，建立经贸摩擦的处理机制和预警机制；另一方面对于通过对话最终难以解决的问题，则借助于WTO的争端解决机制进行裁决，处理方式的多边化避免了经贸问题在双方国内的政治化，有利于中美经贸关系的顺利发展。
三、中美经贸关系的互补性决定了两国经贸摩擦的“填补型” 由于两国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各自的比较优势、要素禀赋存在明显差异。中国潜在市场广阔，劳动力资源丰富且成本很低，但资金短缺、科技和管理相对落后。
美国经济总量大，资本充足，科技发达，但劳动力成本高。两国经济的显著差异性最终体现为两国出口产品结构的互补性，美对华出口的主要是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和农产品，例如飞机及宇航产品、光学影响医疗设备、动力设备、电子原器件、通讯设备、钢材以及大豆、玉米、棉花等。
而中国对美出口的则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例如纺织品、服装、玩具、鞋类、家用电器和旅行箱包等。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06年美国对中国出口和进口的前10位商品相互交叉重叠的只有3项(即只有电气产品，如音响设备、电视等；核反应堆、沸水设备零件等；塑料及制品)，很显然，中美双方出口的都是各自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
正是由于中美经贸关系的这种互补性构成了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中美经贸摩擦的“填补型”特征。 所谓“填补型”经贸摩擦，是指由于某国的某些产业受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而处于萎缩和消退状态，从而该产业的产品市场由别国该产品的出口所替代或填补，使该国同出口国产生的经贸摩擦。
它是与“并列或排斥型” 经贸摩擦相对而言的。就中美经贸摩擦而言，以纺织品服装贸易纠纷作为起点，发展到后来的家具、彩电、农产品、知识产权保护以及金融服务等领域，均是中国或美国具有比较优势或竞争优势的行业，较为明显的体现了双方“填补型”经贸摩擦的特征。
四、中美经贸摩擦具有可控性、政治性、美主动而我被动的整体性特征 虽然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对美国也有着巨大利益，但作为当今世界力图实现其全球战略的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尤其美国的反华势力并不希望一个日益强大而且由共产党执政的中国的顺利发展和日益壮大。这就注定了中美经贸关系从来就不是单纯的经济关系，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美国国内政治因素的强烈影响。
作为一个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国家，美国历次挑起对华贸易争端从来就是其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和众多利益相关者博弈的结果，尤其是美国的大选之年综合症使中美经贸摩擦问题具有明显的经贸问题政治化特征。比如，2007年2月2日，美国政府以中国政府向国内某些产业提供不正当竞争为由，向WTO提起中美贸易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对华申诉，这不仅是美国钢铁、木材产品及信息技术等行业利益的胜利，也是其国内政治斗争的延续。
布什政府试图通过对中国的反补贴申诉，为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给共和党加分。 中美经贸摩擦问题政治化不仅仅体现在美国国内的政治舞台上，也体现在国际政治斗争之中。
比如，近年来美国不断通过双边自由贸易协定限制中国的商品输入，为美国的传统盟国或区域集团内的成员国保留市场空间，以向其示好的方式达到对其施加政治影响的目的；同时，美国对中国的歧视性贸易政策及其剧烈的贸易摩擦，也能刺激美国的贸易伙伴，特别是那些与中国有竞争关系的国家，更积极地向美国靠拢，美国则利用从中国这里“挤”出的份额去换取那些国家非经济方面的承诺。 美国对外经贸政策一向具有进攻性的单边主义特征，在处理对外贸易争端时国内法明显高于国际法，主要原因与其国内制定的几部贸易保护法案有重要关系。
1971年美国出现二战后的首次贸易逆差，在国内相关行业的强烈要求下，美国政府开始采取对国内部分产业给予保护的措施，制定了《1974年贸易改革法》和《1979年贸易协定法》，为美国实行贸易保护奠定了法律基础。这两部法律的基本特点就是强调对等的互惠性、自我保护性以及对实行不同经济制度国家的贸易歧视性和攻击性。
随着美国升值削弱了美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美国贸易赤字在20世纪80年代急剧上升，美国又颁布了《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案》，使得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倾向进一步抬头。美国贸易法案的单边性决定了其对外经贸政策的进攻性，加上其强大的经济力量，使美国有资本主动对其他国家挑起贸易争端。
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国家，虽然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但总的讲我们的经济规模与美国还相差甚远，中国对美经济的依赖性大大高于美国对中国经济的依赖性，这种现状决定了往往是美方主动挑起、中方被动应付居多的中美经贸摩擦整体特征。但由于中美两国是“利益相关者”，任何一方的失控都会给双方的利益带来损失，因此谁也不愿意真正发起贸易战，从而使中美经贸摩擦在“度”上具有可控性。
五、美对华经贸政策的实践和评估与中美经贸摩擦的联系亦步亦趋，影响着中美经贸摩擦的未来走势 多年来，美国政府建立了一整套成熟的对华经贸政策的实践与评估机制，其中美国政府的年度《中国贸易壁垒报告》、《知识产权年度审议报告》、《中国军力评估报告》、《美国总统经济报告》等，目前最有影响力的是2006年2月14日公布的《美中贸易关系评估报告》，报告指出了目前美方认为中国应承担的责任包括保护知识产权、进一步开放市场(其中包括：电信、金融服务、医疗和直销)、削减政府补贴和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其中包括：钢铁产业、技术标准、劳工标准、环境保护及法律体制透明度)等内容，从中我们可以判断出未来中美经贸摩擦的基本走向。此外，美国国会的美中经济安全与评估委员会公布的年度报告在美国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该报告的基本论调是“中国威胁论”，对中美经贸摩擦总是起着推波助澜的负面作用。
总之，美国政府通过各种形式的分析报告，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进行细致的考察与评估，从而将对华经贸政策的制定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达到各个层面、不同角度对华施压的真正目的，成为中美经贸摩擦发展走向的重要影响因素。 注释： ①2006年美对华反倾销频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美国着手进一步修改反倾销规则的同时，开始把反补贴调查作为对华实行贸易保护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美国经济已经走出低靡状态，在健康环境中美国国内产业遭受的冲击减少；另外，美国反倾销诉讼主要针对的是国外供应商，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现在“国内产业”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内产业，它的供应链可能涉及多个国家的不同供应商，因此实施反倾销的难度在加大、影响因素在增多。
②该种类型的经贸摩擦是指出口国的产品同进口国的同类产品都是正在发展和上升的产业，是一种排斥关系。日美经贸摩擦是典型的“排斥型”经贸摩擦。
请参考： 周林.中美经贸摩擦分析.《外交评论》.2006年第2期p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