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发达国家大量通过FDI参与国际商业活动的背景下，基于所有权原则的贸易收支统计能够捕捉FDI对贸易收支的影响，从而反映出各国参与国际商业活动的实际利得。根据测算，美国自2000年以来外国直接投资净收益约占其贸易赤字的25%～30%。
同时基于所有权统计原则调整后发现，中美贸易顺差根源于FDI，这与现有有关中美贸易不平衡的研究结论大相径庭。 关键词:所有权贸易统计;跨境贸易;中美贸易不平衡
一、引言及观点综述 中国和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令人瞩目的两大经济体，影响着世界经济发展的大势，中美之间的贸易问题长期以来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近年来，中美贸易的格局基本是以中国整体对外贸易顺差不断上升、美国整体对外贸易逆差不断攀升为基本背景，而中美之间的贸易结构是以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逐年上升为显著特征的。
巨大且持续增长的贸易顺差给中国的国际贸易环境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第一，加剧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尤其是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第二，为以美日为首的西方主要国家对人民币升值施压提供了口实;第三，使得中国宏观经济政策选择陷入因内外均衡的冲突而左右为难的窘境。因此，探究中美贸易顺差形成的真实原因，从而重估中美间的贸易差额的真实情况，有利于化解中国目前所面临的严重的国际压力，为中国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经济贸易环境。
中美之间的这一贸易格局引起了政策层、商界和学界的极大关注，并进行了许多政策性和理论性的讨论，提出了争议极强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由于人民币人为地维持在很低的水平上，从而导致了中国对美国不断上升的贸易顺差。这种观点主要集中在政策界，尤其是美国的政策层，而理论界深入系统的研究较少。
Chou(2000)是学界少有的系统分析中美贸易与人民币汇率关系的学者，但他的研究局限于汇率波动与贸易余额之间的关系。中国学者如张曙光(200
5)、卢向前等(200
5)以中国对世界的贸易，而不是中美间的贸易为对象，研究汇率与贸易差额之间的关系，计量结果显示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对进出口额有显著影响。但李稻葵等(200
6)的评价认为张曙光没有考虑到时间序列的单位根问题，而卢向前虽然考虑了单位根，但使用简单的最小二乘法回归是不合适的。李稻葵等(200
6)的进一步研究发现，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的变化对于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以及中国从美国的进口的变化都没有任何统计上显著的相关性。 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在对国际市场出口(包括对美国出口)方面有大量的政策鼓励和制度激励，人为地导致大量的中国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相反美国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受到了种种政策性和制度性的限制，以至于美国产品进入中国市场的阻力非常大，致使两国贸易不平衡。
这一观点也主要集中在美国政策层，认为中国实行了重商主义的贸易保护政策。然而统计数据显示，在中国同样的贸易体制和政策下，中日和中韩的贸易结构并没有出现中美贸易那样大规模的变动。
如中日之间在2002年由贸易顺差变为逆差，而中韩之间的贸易逆差一直在扩大。 第三种观点认为，中美贸易不平衡是由中美两个经济体储蓄率的不同所导致。
这是美国的宏观经济储蓄率近年来不断下降，而中国经济的储蓄率不断上升的结果，因为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一国的贸易顺差的本质就是储蓄过剩，逆差就是储蓄不足。如李扬(200
5)认为，以中国高储蓄率和美国低储蓄率为特征的中美两国宏观经济失衡导致了中美贸易收支的不平衡增长。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中国人的高储蓄支持了美国的高消费。李稻葵等(200
6)通过比较复杂的计量经济分析，认为中美两国相对储蓄率的变化导致了中美贸易余额的变化，并且分析出了贸易余额变化的95.45%由中美储蓄率差异带来，美方因素则占总体的78.11%。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必须说明，那就是到底如何计量储蓄率。
中国目前专门针对储蓄率问题进行的研究很少，很多人(包括学者)对储蓄率概念产生了误解。我们平常所讲的储蓄实际上是货币银行学中的一个概念，即储蓄存款，它是一个存量，而在经济学中所讲的储蓄是一个流量。
经济学中与贸易收支相联系的储蓄概念，实际上是国民储蓄，而不是国内储蓄，更不是居民储蓄。同时中国国内所引用的储蓄率与国际惯用的储蓄率在计量方法和统计口径上不一致，因而中美之间储蓄率差异的可比性是令人怀疑的。
任若恩等(200
6)利用美国NIPAs中的储蓄率计量方法和口径对中美之间的储蓄率进行重新核算，发现中美之间的储蓄率差异并没有那么大。然而很多学者在讨论中美两国储蓄率的差异时，用中国的国内储蓄率同美国的居民储蓄率相比较，从而得出中美两国储蓄率相差巨大的结论，并将其认为是产生中美贸易顺差的原因。
另一方面，根据开放条件下的国民收入核算理论，应该是储蓄—投资缺口才与贸易收支差额相联系。尽管统计数据显示出中国储蓄率确实很高，但同时中国的投资率也是非常高的，因而储蓄—投资缺口并不一定很大(周加来等，200
6)。 第四种观点在关注中美贸易失衡时，主要解释为什么中美之间所报告的统计数据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异。
他们认为中美贸易不平衡被夸大了，其原因是由于进出口统计的产销国原则、进出口计价因素、香港转口贸易因素、服务贸易因素等所导致的。如Fung 等(200
6)认为，应该在现行中美贸易差额统计的基础上作如下四项调整:一是船边交货记录原则转化为船上交货记录原则及成本保险费加运费调整;二是通过香港或其它地方的转口贸易扣除;三是转口贸易加价;四是服务贸易调整。经过四项调整之后，他们测算得出中美2005年的贸易差额应该为1707亿美元，这高于中国海关的统计(1142亿美元)而小于美国商务部的统计(2016亿美元)。
而Schindler等(200
5)在分析中美贸易差额时，尤其强调香港在中国转口贸易中的显著作用，他们认为现行的报告数据并没有反映这些，因而误解了中国的进出口实际情况。他们经过重新测算后认为，2011年的中美贸易差额在530亿美元到1290亿美元之间，低于美国的统计而高于中国的统计。
但他们研究的重点是解释中方和美方所报告的数据为什么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异，而对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深层次原因和问题的解决缺乏深入的探索。 第五种观点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以及在国际产业分工中中国处于产业链的下游，使得现行的贸易统计体系不能很好地反映国际商业活动，从而夸大了中美贸易的不平衡。
如郭彦英(200
5)强调国际产业分工对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影响，认为中美贸易差额的不平衡实质是国际产业分工所处位置高低导致的利益分配链条上的层级关系;而贾怀勤(200
6)和李月芬(200
6)认为，在全球化条件下，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使得传统贸易统计背离了国际交易当事方利得。这种观点指出了问题的实质所在，为本项目的研究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基础，但是没有提出更为具体的更具说服力的数据。
而姚枝仲等(200
6)虽然提出了“中国国民对外贸易差额”的概念，并进行了一些很粗略的估算，但只能说明中美贸易差额形成的深层次原因，而无法真正揭示在新的国际经济背景下中国参与国际商业活动的实际利得。 因而在引进美国基于所有权的贸易统计框架的前提下，以所有权为贸易统计原则，通过捕捉FDI对贸易收支的影响，本文发现中美贸易顺差大部分是由外商直接投资所致，从而正确评估中美贸易不平衡，使得理论界、实务界以及决策层对中美贸易不平衡有一个更加科学合理的认识。
二、美国基于所有权统计原则下的四种国际商业活动差额 基于所有权的贸易统计，即按照资产的“所有权原则”而不是“产地原则” 来统计对外经济活动的数据美国商务部经济普查局基于海关申报表的关联方进口贸易定义为直接或间接拥有6%以上表决权股份的关联公司间的进口贸易，关联方出口则定义为直接或间接拥有10%以上表决权股份的关联公司之间的出口贸易。。
“所有权原则”能够很好地弥补“产地原则”的缺陷，如海外附属机构反向母公司所在国销售这种“跨境”而实际上并不“跨国民”的公司内部交易，以及海外附属机构在东道国销售这种并不“跨境”但“跨国民”的交易(吴海英，2006;万光彩 等，200
7)。而且在“所有权原则”下，也能够较好地克服国际生产网络中中间品交易的重复计算问题，如当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其要素投入时，其最终产品形成过程中的中间产品在跨国公司内部流动时，“所有权原则”就避免了“产地原则”下的重复统计问题。
美国由于最早意识到现行贸易统计体系的缺陷，因而启用基于所有权的贸易统计框架作为对现行体系不足的补充。早在1989年，美国的贸易统计专家就提出建立基于所有权的贸易统计体系的构想，并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启用以所有权为基础的贸易统计框架(李月芬，200
6)。但美国并没有抛弃传统的贸易统计体系，而是在传统贸易统计框架的基础上，用以所有权为基础的统计体系作为经常账户的补充账户。
这个被称之为“一个基于所有权统计框架的美国经常账户(An Ownership-Based Framework of the U.S. Current Account)”的报表，其基本结构如表1(Lowe，200
8)。通过表1，我们能够测算出美国基于所有权统计原则下的四种国际商业活动差额。
第一种是经常账户差额，这是国际收支平衡表的传统差额，它等于表中的line1-line21+line41，即，表1中的第1行“货物和服务出口及收入”减去第21行“货物和服务进口及支出”加上第41行“净单边转移”。表1数据显示，2006年美国的经常账户差额为-8114亿美元。
第二种是货物和服务贸易差额，它等于表中的line3-line23，即，表1中的第3行“货物和服务出口”减去第23行“货物和服务进口”。表1数据显示，2006年美国的货物和服务贸易差额为-7585亿美元。
第三种差额是基于所有权统计原则下得出的一个新的差额，称之为“货物和服务、来自附属公司销售净收入的差额”，它的计算公式为:line2-line22。即，表1中的第2行“货物和服务出口、来自美国海外附属公司的销售净收入”减去第22行“货物和服务进口、向外国在美附属公司购买的美国净支出”。
表1数据显示，2006年美国的这一差额为-5843亿美元。 第四种差额也是基于所有权统计原则下得出的一个新的差额，我们称其为“外国投资净收入与净支出差额”，它的计算公式为:line8-line28，即，表1中的第8行“来自附属公司销售的美国母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净收入”减去第28行“向在美附属公司购买的净支出”。
表1数据显示，2006年美国的这一差额为1742亿美元。 第四种差额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是现行贸易统计无法反映的部分。
但是它却真正反映了美国参与国际商业活动所获得的利益。在现行基于产地原则的统计框架下，由于无法正确反映跨国公司通过附属机构销售，因而不能真实反映一国参与国际商业活动的实际收益。
而在美国基于所有权的统计原则下，通过表1第8行中的“来自附属公司销售的美国母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净收入”项目，记录美国跨国公司母公司的海外附属机构在外国商业活动所获得的净收入。它等于海外附属机构的销售收入减去该附属机构直接从美国购买的货物和服务，再减去应计入别国的成本和利润(如附属公司雇员的报酬支付等)，再减去向同一美国母公司的其它附属机构的销售。
表1的数据显示，2006年美国的海外附属机构获得的净收入为3102亿美元。同时，通过表1第28行中的“向在美附属公司购买的净支出”项目，记录外国母公司在美的附属机构在美国从事商业活动所获得的投资净收入。
它等于外国母公司在美国的附属机构的销售收入减去在美国附属公司直接在海外购买的货物和服务，再减去应计入美国的成本和利润(如在美附属公司雇员的报酬)，再减去对同一母公司的其它在美附属公司的销售在完整的“基于所有权的美国经常账户”中，记录有美国母公司海外附属公司经营活动的具体情况，而且该账户还记录了外国母公司在美国的附属公司经营活动的具体数据。。
表1的数据显示，美国2006年向在美附属公司购买的净支出为1360亿美元。这两者的差额就构成了我们所定义的“外国投资净收入与净支出差额”。
三、美国贸易逆差被夸大了多少? 由于同跨境贸易一样，跨国公司通过附属公司销售产品和服务也是一国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的重要方式。因此，现行的仅仅统计跨境数据的国际贸易差额，并不能真实反映一国参与国际商业活动的实际获益。
因而在“原产地”原则的跨境贸易统计基础上，考虑到那些“跨境”而不“跨国民”以及“跨国民”而不“跨境”的商业活动收入，才能够真实反映新形势下国际商业活动的真实图景，而这就是基于所有权贸易统计的实践意义。根据这一统计原则，我们在国际收支平衡表贸易差额的基础上加上“外国直接投资净收入与净支出差额”，这样就得到基于所有权原则调整后的贸易差额。
根据调整后的差额数据，我们发现被极力渲染的美国外部不平衡实际上被严重夸大了(如表
2)。表2的数据显示，2000年以来，美国的贸易赤字平均被夸大了25%左右。
然而这一基于所有权的更科学的贸易差额数据，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而基于产地原则的贸易差额数据仍然是政府、政治家和媒体衡量国际商业活动的惟一标准。
四、所有权原则视角下的中美贸易失衡 由于现行贸易统计体系在统计外国附属机构这种更为重要的国际商业活动数据上的无能为力，那些FDI流入大大超过流出，以及处于国际网络分工下游的国家，其贸易差额的现行统计数据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因此这些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FDI大量流入的国家，应该考虑建立一个以所有权为基础的贸易统计体系，从而能够更加科学合理地评价参与国际商业活动的实际情况。
而美国在这方面的实践经验是我们最好的借鉴。实际上，美国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收集海外子公司的经济活动数据，并不断地对其进行丰富和发展，这是美国能够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启用基于所有权的贸易统计框架的前提。
然而在中国建立这样的体系还面临很多困难，其中最大的挑战是有关跨国公司经营活动数据的缺乏。值得庆幸的是，中国商务部自2011年起开始公布有关FDI经营活动的数据，并正在为建立和不断丰富这一数据库而不懈努力如自2011年起，商务部开始发布《中国外商投资报告》。
。
(一)基于所有权原则的中美贸易 由于目前中国在相关数据统计上的严重缺乏，因而不可能像美国的“基于所有权的经常账户”那样，能够准确捕捉跨国公司经营活动数据。因此我们基于所有权的统计思想，在现行的跨境贸易统计差额的基础上对中美贸易差额进行调整。
我们的目的是想在现有的数据上反映FDI对跨境贸易的影响，而这正是基于所有权的贸易统计原则在中国的应用。在所有权的统计原则下，现行贸易统计差额应该在以下几方面作出调整: 第一，在现行跨境贸易统计下，中国海关不能区分哪些是中国公司对美国进出口，哪些是外国母公司在中国的附属机构对美国的进出口。
因此在所有权原则下，应该在现行跨境贸易统计中考虑外国(包括美国)母公司在中国的附属机构通过中国海关对美国的进出口。 第二，美国母公司在中国的附属机构在中国当地销售和购买等经济交易，实际上发生了所有权在“中国国民”和“美国国民”之间的转移，但由于这种交易没有跨越中国国境，因而中国海关无法统计这些数据。
因此在所有权原则下，应该在现行的跨境贸易统计中考虑美国母公司在中国的附属机构在当地的销售和购买。 第三，中国海关无法统计中国母公司在美国的附属机构在美国当地的销售和购买交易，而这些交易导致了所有权在“美国国民”和“中国国民”之间的转移，因而在所有权原则下，应该在现行的跨境贸易统计中考虑中国母公司在美国的附属公司在美国当地的销售和购买。
第四，在现行的跨境贸易统计下，中国海关不能区分哪些是外国公司在美国的附属机构通过美国对中国的进出口，哪些是美国公司对中国的进出口。因此在所有权原则下，应该在现行跨境贸易统计中考虑外国母公司在美国的附属机构通过美国对中国的进出口。
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中国母公司在美附属公司而产生的贸易规模很小(姚枝仲 等，200
6)，因而这里我们将其忽略如2011年，在美国的中资企业反向中国的出口只有46亿美元，而同期在中国的美资企业反向美国的出口额高达530亿美元，两者相差12倍多。。
在上述调整原则的基础上，我们得到一个更加简化的基于所有权的中美贸易关系图(如图
1)AA表示整个外商投资企业对美国的进出口，而CC仅表示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中的美资企业在当地的购买和销售。。
图1中AA和BB表示海关所统计的中美跨境贸易。然而如果以所有权为统计原则，则跨境贸易中的AA路径就不属于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所有权贸易，因而应该在中美跨境贸易差额中减去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与美国所发生的贸易差额;另一方面，在所有权原则下，图1中的CC路径属于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所有权贸易，它虽然没有跨越国境，但发生了所有权的转移，它相当于在华美资企业在中国当地实现的进出口，因而必须在中美跨境贸易差额中加上中国当地企业与在华美资企业之间发生的交易(贾怀勤，200
6)。这两方面的调整概括在下面的调整公式中: TBownership=TB-NXFDI+NXADI 上式中，TBownership表示调整后的中美贸易差额，TB表示现行统计体系所统计的中美贸易差额，NXFDI表示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对美国的净出口(即AA路径的交易)，它等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对美国的出口减去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从美国的进口，NXADI表示在华美资企业在中国本土实现的对中国的“净出口”(即CC路径的交易)，它等于在华美资企业在中国当地的销售减去在华美资企业从中国购买的中间品投入。
(二)FDI是造成中美贸易顺差的根源 在上面调整公式的基础上，我们搜集了大量的权威数据(如中国海关数据、美国商务部数据以及中国商务部外资统计数据)，从而对中美贸易差额进行调整，其结果如表3。表3的数据显示，尽管中美贸易顺差由2000年的297亿美元上升至2005年的1142亿美元，但是经过所有权原则的调整后，中国所有权企业与美国所有权企业之间贸易差额基本保持平衡。
因此现行海关统计的中美贸易顺差并不是由“中国人”造成的姚枝仲(200
6)将我们调整后的中美贸易差额称之为“中国国民贸易差额”，以说明哪些差额是由中国人造成的，哪些差额是由外国人造成的。而“中国人”与“外国人”的划分是通过“国民”原则而不是“居民”原则。
。 表3显示，自2000年以来，中美贸易差额的形成主要是由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通过中国海关对美国的净出口。
如，2005年中美贸易顺差1142亿美元，而在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对美国的净出口就高达800亿美元，占全部顺差的70%，而2011年的这一比例更是高达73%，其它年份也都在65%以上。而在全部外商投资企业对美国的出口中，在华美资企业向美国的出口是主要部分。
根据中国商务部发布的《中国外商投资报告》，2000年至2011年，在华美资企业对美国实现的出口分别为1
8
1、1
8
5、2
5
7、3
5
1、553亿美元，在所有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对美国的出口中所占比重平均高达63%左右，而2011年更是高达70%。这说明自2000年以来，在华美资企业反向本国的出口是中美贸易顺差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表3的数据还显示，在华美资企业利用FDI的“绿地”投资方式绕开各种壁垒，而通过附属机构在中国当地销售产品和服务，也是中美贸易顺差的原因之一。如根据美国商务部的统计数据，2000年至2005年，在华美资企业在中国当地分别销售了2
9
9、3
6
4、4
6
7、5
8
8、7
50、1076亿美元的商品，尽管它们也在中国购买了中间投入产品和劳务，但是中国的外资优惠政策和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使得在华美资企业在中国获得了大量的净收入。如2011年和2005年分别获得了225亿美元和323亿美元。
因此美国母公司通过FDI，在中国销售产品和服务，把中国原本要从美国进口的货物，变为在中国加工，在当地销售，从而降低了跨境贸易下中国的进口数据，进一步虚夸了跨境统计中的中美贸易失衡程度。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得出以下两点主要结论: 第一，在FDI使得国际商业活动变得越来越无国界，尤其是跨国公司的发展，其海外附属机构销售已经成为一种更为直接和有力的市场准入方式的国际环境下，现行的以“物品跨境”为统计原则和通过“报关登记”的数据采集方式的跨境贸易统计体系，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国际经济环境的新变化，因而需要构建更加合理的贸易统计新体系。而美国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启用的基于所有权的经常账户补充统计体系，适应了跨国公司海外附属公司大量从事国际商业活动的发展趋势，因而更加科学合理地反映了参与国际商业活动各方的实际利得，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由于中间产品交易所导致的重复统计问题。
本文在这一统计原则下，对美国的贸易逆差进行调整，发现美国贸易赤字自2000年以来平均被夸大了25%。 第二，在基于所有权的统计思想下，我们通过区分产生中美贸易顺差的资产所有权归属，发现中美贸易差额中源自“中国人”的顺差，自2000年以来基本不存在。
更进一步研究发现，现行统计体系下的中美跨境贸易顺差70%源于FDI。FDI一方面直接造成了中国的贸易顺差，另一方面把中国原本要进口的货物，变为在中国生产和销售，把原本从其它国家出口的货物，变为在中国加工后再出口，从而进一步拉大了中国的跨境贸易不平衡。
而在中国的FDI对美国的出口中，在华美资企业反向其母国的出口，占了最大的比重。因而在华美资企业是造成中美贸易顺差的重要根源之一。
另外，通过FDI的经营活动，美国母公司通过在中国的附属公司向当地销售商品和服务，而获得大量的直接投资收益。这在现行的产地原则统计下，是无法反映的。
因此，为了能够更科学合理地反映中国参与国际商业活动的实际利得，改变现行统计体系给中国造成的不利局面，中国应在现行海关跨境贸易统计的基础上，尽快建立一个基于所有权的贸易统计体系。据此，我们提出如下的对策建议:
(1)尽快建立反映外国直接投资企业经营活动的微观数据库，该数据库不仅包括在中国的FDI企业，还包括中国“走出去”的国外直接投资企业。中国商务部虽自2011年开始公布《中国外商投资报告》，然而其所涉及的指标均为宏观经济指标，如“各领域吸收外商投资情况”、“外商投资流入的国别或地区”以及“FDI对中国经济的贡献”等。
而对于外国附属公司的经营情况的微观数据，却没有进行相应的统计。因此要建立以所有权为基础的贸易统计体系，首先必须建立这样的数据库，它既能收集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中国经营活动指标的数据，又能够收集中国国外直接投资企业在外国的经营活动数据，并且要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这一数据库。
(2)数据库的建立和丰富应多部门协调运作。鉴于商务部在外资统计上的基础性工作，应该在现有数据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有关FDI经营活动的微观数据。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放弃海关的统计数据，而应该以海关数据库为基础。因而基于所有权的贸易统计体系并不意味着放弃现行的基于产地原则的跨境贸易统计体系，只有将二者结合在一起，才能更好地反映参与国际商业活动各方的利益。
(3)必须重新审视中国的外资政策。现行的外资政策是在中国资金匮乏，尤其是外汇短缺的特殊背景下制定的。
它曾经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现在它已经成为造成中国对外贸易不平衡的主要根源。 参考文献: 郭彦英. 2005. 中国对欧美和亚洲贸易平衡特征及原因[J]. 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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