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问题，既是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也是经济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对制度变迁、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问题的探讨和理解，不仅对我国现阶段的经济社会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内涵，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一些重要的经济史现象诸如西方世界的兴起、近代中日经济绩效的异同等。
一、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技术进步按其性质可被分为两种类型: 一种是技术引进或技术模仿型技术进步，一种是技术创新型技术进步。经济学界关于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研究，最具代表性的当属经济增长的技术决定论者。技术决定论者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根据对制度的不同看法，可以把技术决定论者分为两派。其中，一派以马克思、佩雷斯 、弗里曼和卢桑为代表，他们强调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并同时强调制度的不合宜对技术作用发挥的限制。根据弗里曼和卢桑的论述，研究经济增长的视域必须是我们所历经的一系列时代，每个时代都以某种 技术集群为标志，这些技术集群的演变推动经济增长。技术集群的形成、利用与扩散，需要一定的经济和制度结构为支撑，反过来又促进经济和制度结构的变迁。这是一种至少可以追溯到马克思的观点，其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关系的论述，只需进行简单的名词置换，就可以适用于技术进步与制度变迁; 佩雷斯 ( 1983) 则较早赋予其以现代的形式。
另一派则以新古典经济学家索洛的经济增长理论为代表。索洛 ( 1956) 强调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决定性作用，并运用 索洛余值法测算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 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其模型中，技术进步只是既定的外生变量，这成为其理论局限性。技术进步内生化的努力导致了以卢卡斯 ( 1988) 、罗默 ( 1990) 等为代表的新经济增长理论 ( 又叫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兴起。他们通过在经济增长模型中引入知识资本、人力资本积累等因素，来间接地解决技术进步外生的问题。但一些学者( 例如，龚刚2012) 指出，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并没有直接关系，创新是联接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环节，而新经济增长模型中恰恰缺乏创新概念。
二、制度变迁在长期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有关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的研究，最具典型性的当属以诺斯 ( 及其合作者) 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因其强调制度变迁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又被学界当作是经济增长的制度决定论者。诺斯等在 《制度变迁与美国的经济增长》一书中的中心论点是，制度变迁在美国经济增长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 《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诺斯更明确地指出，有效的制度安排可以提供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这种有效的制度安排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之所在。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诺斯构建了一个包括国家、产权与意识形态在内的一般分析框架，并以此为基础解读了经济史中的结构和变革。上述三本著作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即它们都是 把制度置于理解各个经济体的中心，因为它们构成了各经济体的激励结构。但在前三者的研究中，诺斯及其合作者，并未考虑社会变迁的特征以及人类的心智结构和信念体系作用于经济变迁过程的方式，而这正是解释那些为经济长期停滞和萧条的经济体得以持续的潜在源泉。《理解经济变迁过程》 ( 2007，中译本)弥补了这一不足，将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放到社会经济变迁的宏大体系加以理解，为其经济增长的制度变迁理论提供了一个一般性的逻辑基础。
自上世纪70 年代 《西方世界的兴起》等著作出版以来，在新经济史研究领域不断有追随者竞相模仿，运用类似的方法研究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过程。尤其是90 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开展，国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也日益兴起，但其研究总的特点是偏重于根据已有的制度变迁的经济增长理论和数量经济学方法，对中国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却很薄弱。在理论探讨方面比较具有代表性是林毅夫和韦森所做的工作。林毅夫 ( 黄少安，1996) 强调制度变迁在转型国家长期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并进一步把制度变迁分为 强制性变迁和 诱致性变迁，认为正是这两种力量促进了转型国家制度变迁的速度，从而促进了转型期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韦森通过对从斯密、黑格尔、桑巴特、韦伯、熊彼特到诺斯、肯尼迪和华勒斯坦等思想家关于西方世界兴起的复杂社会原因的文献进行回顾的基础上，得到的结论是 保护产权的法律制度工作的现代民族国家和宪政民主政治的生成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基本原因之一，这一点乃是诸家的理论共识。不仅如此，他还更进一步地指出，劳动分工和市场扩展的相互促进，构成了任何社会经济成长的 斯密动力。如果从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自发生成和不断扩展的视角研究经济增长的 斯密动力，就会发现， 布罗代尔钟罩原来是那些阻碍 斯密动力形成和发挥的社会安排和社会机制。因此，打破阻碍和约束 斯密动力形成和发挥的种种 布罗代尔钟罩，应该是人类社会制度变迁的主要指向和动因。
三、制度变迁与技术进步的互动在长期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有关制度变迁与技术进步的互动在长期经济增长的作用，以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史学派认为，制度变迁决定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在他们那里，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因此，他们认为，技术进步 乃是增长本身，工业革命的本质是技术 创新率的加速。新制度经济学家拉坦( 1994，中译本) 则认为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的相互依赖型很高，这是因为在实际中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是相互影响的，二者谁决定谁的争论似乎意义不大。
国内学者在这一问题上基本上同意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二者都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但大多侧重于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在中国经济增长中贡献的实证研究和具体测算，例如，李国璋和周彩云( 2010) 、车士义和郭琳 ( 2011) 等; 基础理论研究方面比较薄弱，例如，何恒远等 ( 2005) 、皮建才( 2006) 、潘慧峰和杨立岩 ( 2006) 等。何恒远等构建了一个包括技术和制度在内的理论模型，为理解经济增长的源泉提供了一个技术进步与制度变迁互动作用的视角。皮建才认为，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是长期经济增长的两个最为重要的变量，但是却没有这方面的理论模型。鉴于此，他把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揉进一个统一的经济增长模型。讨论结果表明，该模型符合经济增长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中已成定论的观点。遗憾的是，在这个模型里，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都是外生的。潘慧峰和杨立岩则是采用了一个内生经济增长的框架，描述了一个 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制度实施经济增长的经济增长模式，从制度与技术互动的角度诠释了长期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
四 、结语与讨论
根据以上文献回顾，我们认识到制度变迁与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来说无疑都是非常重要的。经济增长的制度决定论者倾向于制度变迁决定技术进步，同时决定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只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而经济增长的技术决定论者则更强调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认为制度变迁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由技术进步导致的。当然，也有人强调是二者的互动共同促进了经济的长期增长，这也许是一种更接近现实的看法，但对二者之间互动的动力源问题并未得到过说明。
根据西方世界兴起的历史经验，正是在 15、16世纪地理大发现提供的无穷的市场需求的基础上，荷兰与英国才成功地走出了 17 世纪 马尔萨斯危机，进而迎来18 世纪的产业革命 ( 诺斯1992) 。正是市场需求的刺激为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以及二者的相互促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在巨大的市场需求下才有了工业革命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经济的全方位的制度变迁，而工业革命的本质则正如诺斯所揭示的那样，是技术进步率的加速。无独有偶，19 世纪 80 年至 20 世纪 30 年代中日之间的经济绩效差异是由二者之间市场需求差异决定的，这种市场需求的差异同时也导致了技术引进、技术模仿等形式的技术进步速率以及由此引致的制度变迁速度和方向方面的差异。
据此，我们可以设想: 制度变迁与技术进步互动的动力源就是市场需求的不断扩张。市场需求一方面连接着制度变迁，一方面连接着技术进步，制度变迁与技术进步二者相互促进，共同促进了经济的长期增长，也可以表达为: 市场需求的不断扩张制度变迁与技术进步的相互促进长期经济增长。当然，这还只是一个设想，它是否可以成立并经得起推敲还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