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以海上贸易为导向的商业化16世纪是发现新大陆，开通东方航线，葡萄牙人占踞澳门并以此作为远东贸易中心
（46），出现世界贸易新格局的时期。作为中国海上贸易的中心广州，也因应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广州贸易冲破出口贸易从属于进口贸易的传统格局，从而使出口贸易取得独立的发展。广州一改如前所述的「特殊性」的发展模式，与其所在地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发生了日益密切的联系。
广州市场的转型与珠江三角洲的深化开发产生了互动的关系
(4
7)。自明中叶始，珠江三角洲开发的日益深化，除前述的将三角洲内部的滩涂开垦为沙田外，还表现为商业化的不断加深。
首先，以出口贸易为取向，扩大经济作物的种植，出现了各种经济作物的专业化种植区。随著东南亚地区市场的不断开拓，以及通过东南亚市场而转运欧洲和南美地区，出口商品不仅需要量大，品种也增多，已经扩及民生日用商品，尤以丝、糖、铁器、陶瓷等为大宗。
又因广州市场的转型，贸易的对象已从特权阶层扩大到民间的普通老百姓。农户也从「随其乡宜以为货」
(4
8)，到「以市场取向为货」。商品性农作物的种植是根据市场的需求来确定的。
其中已经有部分商品通过海洋贸易输往海外。据嘉靖《广东通志》记载：「东洋贸易，多用丝……回易鹤顶等物；西洋贸易，多用广货，回易胡椒等物。
」
(4
9)这里所谓的东洋，主要是指菲律宾。当时的马尼拉生丝市埸，是太平洋丝路的中转站，对丝货的需求量很大。
十六世纪末，墨西哥丝织业有一万四千多人，其需要的原料生丝，就靠广州的海商运往马尼拉丝市，然後由西班牙商人转运去供应。根据全汉升先生的研究，江南蚕丝业的迅速发展同马尼拉丝市的影响是有密切关系的
(50)。广州的所在地珠江三角洲，也在这一市场取向的刺激下，创造出「桑基鱼塘」这一以蚕桑与水产养殖相结合的生态农业经营型式（详下）。
所生产的广纱、粤缎等丝绸，以及糖、果箱、铁器、蒲葵等所谓「广货」，成为输往东南亚洲各国的主要产品。正如关心乡梓事务的岭南学者屈大均所指出的：「广之线纱与牛郎绸、五丝、八丝、云缎、光缎，皆为岭外京华、东西二洋所贵。
」
(5
1)「广州望县，人多务贾与时逐。以香、糖、果箱、铁器、藤、蜡、番椒、苏木、蒲葵诸货，北走豫章、吴、浙，西走长沙、汉口，其黠者南走澳门，至于红毛（指在东南亚的荷兰殖民者）、日本、琉球、暹罗斛、吕宋。
帆踔二洋，倏忽数千里，以中国珍丽之物相贸易，获大赢利。农者以拙业力苦利微，辄弃耒耜而从之。
」
(5
2)为了适应市场的需要，番禺、东莞、增城等县成为种植甘蔗的专业化种植区。明末其蔗糖收入已占农户总收入的十分之四
(5
3)。蒲葵的种植以新会为中心，香山的古镇次之。香，以东莞为产地
(5
4)。茶，多集中在南海西樵山、广州的河南岛
(5
5)、肇庆的鼎湖和宝安的怀度山等地
(5
6)，大良附近的基塘也有零星的种植
(5
7)。水草，以东莞、宝安为产地
(5
8)。鱼花，以南海九江所出为最负盛名
(5
9)。果木业迅速发展，逐步形成专业化区域。其范围以广州为中心，南至番禺的大石、沙湾、古坝，东至黄埔、茭塘，西南至顺德的陈村、南海的平洲、番禺的韦涌等地一片老沙围田区
(60)。其中以陈村的果木最负盛名
(6
1)。珠江三角洲有「食香衣果」之谚
(6
2)。这一果木区，在明清交替之际，虽遭到沉重的打击，但到康熙晚期（18世纪前后）得到恢复，而且东莞北部和增城西南部低丘陵地带的原有果木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最具特色的是「桑基鱼塘」专业区，这是一种以蚕桑业与水产养殖相结合的生态型农业经营。所谓「桑基鱼塘」，即将低洼易生水患的土地深挖，「取泥覆四周为基，中凹下为塘，基种桑，塘畜鱼，桑叶饲蚕，蚕矢饲鱼，两利俱全」
(6
3)。这种经营型式使蚕桑业和养殖业互相依托，互相促进，形成良性循环，既改造利用了低洼土地，又增加了经济效益。
通过生态系统中的物质转变规律实现农业资源更新发展。「桑基鱼塘」型的生态农业把我国传统农业推至极致阶段。
它首先在南海、顺德和高鹤三县交界处出现。万历年间(1573-16
20)，顺德龙山乡基塘面积已约占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一
(6
4)，南海九江基塘面积于明末更高达耕地面积的十分之八
(6
5)。而且九江、龙山、龙江和坡山等4乡，相连成片，形成一个以九江为中心的以蚕桑养鱼为业的商业化专业区。
蚕桑区虽受清初「迁海」之祸的惨重摧残，但到18世纪前后，得到了恢复，且有所增进。南海西樵山附近的乡村相继发展成基塘区，形成以九江为中心，包括原有的龙山、龙江和坡山，以及不断发展起来的邻近西樵山的海洲、镇涌、金瓯、绿潭、沙头、大同等
(6
6)在内的连成一片的商业性基塘专业区。乾隆22年（1757年），广州被确定为中西贸易独口通商口岸。
广州对东西贸易的垄断，有力地剌激了珠江三角洲的蚕桑业。因此，出现了「弃田筑塘，废稻树桑」的高潮，形成一个「周回百余里，居民数十万户，田地一千数百余顷」的专业蚕桑基地
(6
7)。咸、同年间，因欧洲产丝国蚕病引起的产丝不足，江浙蚕丝的出口又由于太平天国动乱而受阻，丝价上涨，珠江三角洲又掀起「废稻树桑」的热潮，蚕桑区不断扩大。
到20世纪20年代，珠江三角洲的蚕桑区除原有的基地南海、顺德和香山外，已经扩及新会、三水、番禺、鹤山、东莞，等十余县，桑田面积达万顷左右，操蚕桑业者达二百余万口，蚕茧年产量为
三、四十万担，价值六千余万元
(6
8)。蚕桑业成为商品性农业的主要支柱。
以经营某一经济作物为业的农户，、如香户、花户、果木户、蚕桑户、鸭户、鱼花户，等等专业户，也因应广州市场的转型，迎合出口贸易的需要而兴起。其次，为适应出口贸易的需求，农产品加工业勃然兴起。
农产品加工业主要有制糖、制茶、果品加工、织草、葵扇，等行业。尤其是缫丝和丝织业和蚕丝业。
蔗糖，是明清时期的传统输出商品。19世纪
七、八十年代，每年向海外出口在
一、二十万担，也偶有达30多万担的
(6
9)。因受到菲律宾新兴糖业的影响，90 年代后出口减缩。
但是这种减缩并非如海关统计所示的那样严重。珠江三角洲的蔗糖如同其他出口商品一样，有相当数量的是用民船运往香港的，因而没有列入海关统计内
(70)。进口的所谓洋糖，往往是由出口的土糖倒流国内的伪称。
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是因资本主义列强的洋货享有减免子口税、厘金等国内关卡税收的特权，出口的土糖返流国内变成洋糖，比纳税较重的土糖处于更有利的地位。甲午战争后，日本侵占我国盛产蔗糖的台湾，控制台湾蔗糖业，从而构成对我国出口蔗糖的威胁。
此后出口蔗糖日渐减少，20世纪初，陷入衰微。制茶业，因18世纪20年代，茶叶出口已升为中国出口贸易的首位。
18世纪末19世纪初，茶叶贸易已成为世界价值最大的单项商品
(7
1)。19世纪50年代，因对外通商口岸的陆续开放，安徽、浙江和福建的茶叶已改由上海、福州出口；60年代汉口开埠后，两湖、江西的茶叶也就近由汉口输出。
广州出口的茶叶，主要由本省出产，或由西江沿岸输入原料，再经广州的河南制茶厂加工。鹤山、香山、番禺、新会、南海、清远等县的产茶区，自乾隆年间起不断扩大种茶面积。
但适合种茶的土地有限而制约了茶园的扩大。因此，着力于发展茶叶加工业。
广州的珠江南岸（今的河南）是经营茶叶加工和茶叶交易的地区。那里茶庄、茶行，比屋相连。
设有茶叶加工厂。也有茶商曾按照市场的需求，深入外省茶区，设立茶庄，示范制茶，教会茶农生产适合市场需求的茶叶。
鸦片战争前夕，茶商就曾到湖南茶区示范，先使安化茶农改制红茶。因红茶价高利厚，各县竞相仿制。
此为湖南制作红茶之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西方人的口味，研制出一种用花薰染而带有花香味的所谓「花茶」的新品种。
在海外享有盛誉的珠兰香茶，即于此生产。薰茶用的珠兰、茉莉花在今的广州珠江南岸的庄头种植。
「花茶」中的橙香白毫也深受青睐。其原料则采购自西江上游和贺县等地。
现将80年代茶叶出口及珠兰和橙香茶在出口总量
(7
2)中的比例统计如表１。从表中可以看到80年代中叶后，茶叶出口渐趋衰落。
这是因为印度、锡兰和日本茶先后在国际市场上崛起而受到排斥的缘故。唯珠兰香茶凭其特殊的品味，尚能支撑一段相当长的时间。
表１ 1882-1891年广州口岸茶叶出口情况统计（单位:担）───────────────────────────────────年份 红茶量 绿茶量茶 出口总计 珠兰香茶 占％ 香橙白毫 占％1882 121933 1491 123424 80401 65 19055 151883 110349 1144 111493 78377 70 14466 131884 104244 666 104910 82443 79 8306 81885 130571 533 131104 99876 76 13027 101886 102210 682 102892 75948 74 8709 81887 119160 235 119395 88536 74 7690 61888 94409 42 94451 73606 78 5875 61889 77754 150 77904 65111 84 2411 31890 63573 8 63581 52160 82 4090 61891 25664 3 25667 15057 59 1920 7───────────────────────────────────资料来源：粤海关十年报告
(一)（1882--1891），见广州市方志办编，《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页487--901。织草业，以东莞、宝安县为基地。
至少于明中叶，已有一部份居民以采集水草，纺织席、绳为业，以此为衣食之源
(7
3)。清代之后，自军铺（今东莞厚街附近）至虎门一带的千顷卤田，皆产水草，可供织席。织席业中已出现雇庸关系
(7
4)。道光年间(19世纪30年代)，利用万顷沙栽种水草，以加速沙坦淤积。当时草田已有一万多亩
(7
5)。鸦片战争后，因水草、草席的外销量日增，东莞的草织业得到迅速发展。
同治、光绪年间(19世纪70年代)，东莞厚街乡已有一万多人从事草织业。当时道窖有「黄祥记」、「国顺」等店号，从事水草加工出口。
据广州海关统计，19世纪70年代起，出口量不断增加。单草席一项每年低的有
七、八万卷，80年末至90年代代已高达20多万卷，1989年便达228929卷（详表2）。但是，自19世纪80年代起，日本草席迅速发展。
90年代后，已构成对珠江三角洲草席出口的威胁。20世纪初，草席每年出口尚能维持在十万卷左右。
1901--1906年间，运到香港的「街市草」（作市埸绑肉菜用的草）每年达18，000担，扭草25，000担。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东莞的草田面积达26，000多亩，年产量约35万担
(7
6)。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水草外销受阻，很多草田改种水稻。
水草生产趋向衰落。战后虽得到复苏，抗日战争期间，又横遭摧残，直至解放前夕，仍未能挽回衰败的局面。
葵扇是一古老的产品，至少可追索到晋代
(7
7)。明清作为「广货」流布四方。新会的西沙头、西涌、黎乐（今礼乐）等地以此为生计之源。鸦片战争后，「葵扇主要运往美国，也有少量运往欧洲作为装饰之用」
(7
8)。从海关的十年报告看，19世纪80年代，出口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详表2）。
此外，诸如为出口而生产的爆竹、铁器、以醋姜为主的蜜饯果品，也都是值得注意的行业。表2 19世纪80年代草席（单位：卷）、爆竹（担）、葵扇（千把）出口情况──────────────────────────────────年代 1882 1883 1884 1885 1886 1887 1888 1889 1890 1891草席122247 141132 85504 72839 137852 140018 155605 228929 177645 208825爆竹 38536 54455 49217 27831 65361 55892 53313 51773 40521 36483葵扇 2654 4975 8128 7276 14569 9103 10258 9524 13733 12222────────────────────────────────────资料来源：粤海关十年报告
(一)（1881--1892），见广州市方志办编：《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页847--901。蚕丝业在出口贸易中尤其令人注目。
蚕丝业在珠江三角洲，本有悠久的历史。但一直得不到发展，丝货（包括生丝和粤缎、广纱等丝织品）作为一种农产品的加工产品而大量投入市场，完全是在出口贸易的需求下出现的。
如前所述，16世纪，由于太平洋丝路的开通，需求日益增大的马尼拉丝货市场强烈刺激，引起珠江三角洲蚕丝业的兴起。明中叶，因它属初露头角，不为国内有关商业记载的文献作者所注意。
实际上，其丝织品的质量在某些方面已超过江南地区的产品。据沈廷芳（乾隆）《广州府志》引嘉靖《广州府志》云：「粤缎之质密而匀，其色鲜华光辉滑泽。
然必吴蚕之丝所织，若本土之丝，则黯然无光，色亦不显，止可行于粤境，远贾不取。粤纱，金陵、苏、杭皆不及。
然亦用吴丝，方得光华，不褪色，不沾尘，皱折易直，故广纱甲天下，缎次之」
(7
9)。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说：「广之线纱与牛郎绸、五丝、八丝、云缎、光缎，皆为岭外京华、东西二洋所贵」
(80)。珠江三角洲输出「广货」，购回江南的吴丝，巧织成广纱、粤缎，以供出口。
在这里，以出口贸易为生产的导向是明显的，也说明其贸易已具有促使资源配置优化的意义了。日显重要的珠江三角洲蚕丝业，因广州被确定为独口通商口岸而得地利，加之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严禁丝货出口，后改为只允许土丝（指粤丝）和二蚕湖丝出口，又使之受益，生丝的出口与日俱增。
传统的手工缫丝方法是手车缫丝。它和蚕桑业是连在一起的。
作为一种家庭副业，它流行于南海、顺德和香山一带蚕桑区。当地诗人陶靖节有诗云：「相见无杂语，但道桑麻长。
」
(8
1)又有一首竹枝词写道：「呼郎早趁大冈墟（按大冈墟在蚕丝核心区顺德龙山乡），妾现蚕缫已满车；记问洋船曾到几，近来丝价竟如何」
(8
2)。蚕丝区农户的经济生活，在乾、嘉年间已开始与海外丝市连在一起。
丝市的动向成为农户关心的话题。早在明后期以粤缎、广纱驰誉海外的丝织业，入清以后也以佛山为重要产地。
清初佛山的丝织业已增至十八行，计有八丝缎行、什色缎行、元青缎行、花局缎行、宁绸行、蟒服行、牛郎纱行、帽绫行、绸绫行、花绫行、金彩行、扁金行、对边行、栏杆行、机纱行、斗纱行和洋绫绸行等。清中期益加繁盛。
早在雍正年间（1723--1735），广州已有机行的设立，聘请江浙师傅前来传授丝织技术，分有蟒袍行（朝袍行）、十八行、十一行、金彩行和广纱行等五个行。产品多种多样。
工人有三四万之众
(8
3)。18世纪20年代，丝货在中国出口商品中已退居茶叶之后，但就珠江三角洲而言，丝货却升为首位。
它作为生丝产地，在明代尚默默寡闻，乾、嘉年间已大露头角，成为生丝出口的重要产地。珠江三角洲的生丝在国际市场上真正具有竞争力，则要到19世纪70年代以后。
这同海洋贸易格局的变化，土丝为机丝所取代有密切关系。1869年11月苏伊士运河的正式通航，缩短了到欧洲的航程，以及1871年6 月上海经伧敦到旧金山，新加坡到香港海底电缆的接通，信息传递的便捷，使海洋贸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海外市场对生丝的需求日益扩大，因而前述的咸、同之际珠江三角洲掀起的「废稻树桑」高潮，就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1872年， 英国驻广州领事馆的商务报告指出:「粤丝出口的增长是很显著的，并且已达到几年来没有预期到的数量和重要地位......（粤丝售价的提高）大大地剌激了这一贸易，向来种稻的大片土地现已经或正在辟为桑林。
因此，每年的出口都可望增加」
(8
4)。海关副税务司班思德在论述1859年至1871年间中国丝类贸易时指出：「中国运销外洋之丝类，生丝实占极大部份，大抵由沪、粤两埠输出。
......广州输出之数，初时仅占全国总额８％，嗣后该省蚕丝事业愈加发展，故输出数量，亦见增进。迨至同治
九、十年（1870--1871），输出之丝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
(8
5)。广州生丝出口量，五六十年代还只占全国出口量的百分之八，到七十年代初（1870-1871年），已跃升至四分之一了，并保持增长的趋势
(8
6)，展现出生丝出口的大好前景。正如「1878年广州口岸贸易报告」中所说：「在出口货物中，丝及丝织品是迄今最重要的品种」
(8
7)。但是，与此同时也面临危机。这就是手车缫丝的质量已经不适应市场的要求。进口中国生丝的英法丝业界对中国生丝的质量提出严重警告，要求改进缫制和包装质量
(8
8)。南海县华侨陈启源就是在这一机遇与危机并存的情况下，于1873年创办「继昌隆」丝厂，引进机器缫丝工艺，使生丝质量和劳动生产率皆得到提高。
机缫丝一投入市场，出口量便急剧上升。机缫丝出口量始见于1883年的海关统计。
该年为1254担，占该年生丝出口量9556担的13％。仅过两年后，机缫丝增至3437担，首次超过了手缫丝（土丝）。
尔后迅速发展，终于取代了手缫丝。（详表3）。
19世纪80年代「广州机缫几乎独占了欧洲大陆市场，成为那里的意大利生丝的廉价替代物」
(8
9)。1911--1929年间，珠江三角洲生丝的出口量三至五万余担，价值达「四至五千万之巨」，约占广州外贸出口总值的50--60％左右。
如果把水结、丝织品等出口值一并计入，可占广州出口总值的70--80％
(90)。蚕丝业已经成为珠江三角洲，乃至广东全省的经济支柱。
表3 珠江三角洲机缫丝与手缫丝消长况 单位：担───────────────────────────────────年份 手缫丝 占％ 机缫丝 占％ 总计1881-1882 11526 115261882-1883 8302 87 1254 13 95561883-1884 8978 76 2857 24 118351884-1885 3116 48 3437 52 65531885-1886 2567 37 4457 63 70241886-1887 8462 54 7158 46 156201887-1888 4207 33 8720 67 129271888-1889 1760 26 5123 74 68831889-1890 4928 33 10219 67 151471890-1891 3278 24 10317 76 135951891-1892 4659 28 12146 72 168051892-1893 4171 18 18687 82 228581893-1894 1951 11 16438 89 183891894-1895 2159 11 18179 89 203381895-1896 2474 11 20629 89 231031896-1897 2411 10 22210 90 246211897-1898 1933 8 22727 92 246601898-1899 2655 7 34055 93 367101899-1900 2375 6 34612 94 369871900-1901 1037 3 31038 97 32075───────────────────────────────────资料来源：粤海关十年报告
（一）（1882--1891），粤海关十年报告
（二）（1892--1901），见广州方志办编：《近代广东口岸经济社会概况》，页847--954。复次，商品性手工业如铁冶业、陶瓷业、棉纺织业等勃然兴起，并纳入出口贸易的轨道。
佛山于广州西南部距20公里处。地处西、北两江干流通往广州的要冲上。
佛山铁冶业和石湾陶瓷业本是适应农业商业化的需要而于明中叶兴起的。这是因为甘蔗种植的扩大，引起制糖业的兴起；制糖业的发展，又需要铁锅以熬煮糖浆，需要陶缸以蓄糖的缘故。
由于铁器和陶瓷产品的精良，在明代中后期，已有部分纳入出口贸易的轨道。佛山的铁锅等铁器，已「南走澳门，至于红毛（荷兰）、日本、琉球、暹罗斛、吕宋」等
(9
1)。石湾的陶瓷，则正如屈大均所指出：「石湾之陶遍二广，旁及海外之国。谚曰『石湾缸瓦，胜于天下』」
(9
2)。棉纺织业的兴起，也是由于出口贸易所推动。
珠江三角洲气候潮湿，不宜于棉花的生长，故种植甚少。明清间，珠江三角洲与棉花产地中心松江建立糖棉贸易关系，正是为了交流各自盛产的农产品。
买棉织布，是为了自给。18世纪下半叶，英国千方百计地输入其羊毛织品和棉纺织品，以力图打开中国广阔的市场。
但英国输入的曼澈斯特布，不仅不受欢迎，中国出产的南京布（因南京一带用一种紫花织成而得名，是以松江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出产的优质棉布。）反而流往英国等欧美地区，制成欧美绅士的时髦裤子而竞相崇尚，并为此而在美国人衣料史上掀开了新的一页。
于是英国人改用「三角贸易」的对策，将其产品输入印度，换得印度的棉花和鸦片，再用来输入中国，以换取中国的茶和丝货。珠江三角洲利用英国运来的棉花，发展棉纺织业。
佛山是其重要基地，设有22间棉花行户，经营棉花业务。当地生产的「南京布」，在质量与颜色上皆胜于曼澈斯特布而输入英国。
在这里，进口原料，输出成品，在进出口贸易中收到了增值效益。土布，经在佛山加工染成所谓「长青布」，输往新加坡
(9
3)。烟花爆竹的出口，自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都在
二、三万担至
五、六万担之间徘徊（详表2）。这一产品几乎都运往美国市场。自80年代中期起，美国提高此项商品的进口税。于是，烟花爆竹的出口受到了损害
(9
4)。珠江三角洲的商业化是随着海洋贸易的发展，出口产品的增进而逐步加深的。
始自明中叶的商业化，到乾、嘉年间，据时人龙廷槐对广州府（所辖范围大体相当于今的珠三角）各县所作的从业结构的统计，当时已大约有30％的人口直间接服务于商品流通的各个环节
（95）。就是说，珠江三角洲当时约500万人中，已有百万以上的人是借商业为生计的。
如果再把从事以出口贸易为导向的商业化农业和手工业的烟户包括在内，则绝大部分的居民都已卷入外向型的商品经济活动中去了。到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蚕丝区已是靠出口为生计，海洋经济化了。
商业化是以取得足够的粮食供应为前提的。清代中叶以前，主要靠广西米从便捷的西江输入；近代以后则转为依靠洋米。
据笔者实地调查，顺德人就因抗日战争爆发后切断出口和洋米的输入而锇死不少人
（96）。珠江三角洲作为海洋贸易的基地，还表现在作为中国海洋贸易中心的广州，自明中叶起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型，不断地加强与珠江三角洲经济的联系，将其作为贸易腹地的核心区。
清代乾隆22年广州被确定为独口通商口岸而垄断中西贸易，更给珠江三角洲提供传统市场与地利之便。处于珠江三角洲南端的澳门，于嘉靖晚期也不断发展起来，成为远东的贸易中心。
清代又充当广州的外港，成为广州对外贸易的缓冲之地。鸦片战争后香港的崛起，与广州、澳门，在珠江三角洲的地域内形成三足鼎立，更加强了珠江三角洲海洋贸易基地的地位。
注释
（46）葡萄牙人于嘉靖32年（1553年）占据香山县澳门后，以此为基地，先后建立起以与印度果阿、日本长崎和菲律宾马尼拉为主的贸易网络，并通过果阿与欧洲发生贸易关系。因广州是中国海贸的中心，葡人利用澳门与广州密迩且交通便捷的区位优势，通过广州取得其所需要的货物，实际上把中国变为其腹地。
自万历6年至崇祯4年（1576—1631年）期间，每年在广州举办的夏冬两季的定期集市上，葡人是其主顾。他们大量采购珠江三角洲和国内各地运来的商货，这对珠江三角洲的商业化是起推动作用的。
关于明中叶后澳门在海外贸易中所起的作用，请参阅全汉升〈明代中叶后澳门的海外贸易〉，见《中国近代经济史论丛》（台北：稻禾出版社，1996年11月）页135—158。
(4
7) 参见拙作《明代后期广州市场的转型与珠江三角洲社会变迁》，台北：《明史研究专刊》第12期（1998年）页265-289。
(4
8)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2，「茶园」。
(4
9) 嘉靖《广东通志》卷66，「外志」3，「夷情」上。
(50) 全汉升，《中国经济史论丛》（香港新亚研究所，1972 年出版），第459页。
(5
1)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5，<货语.纱.缎>。
(5
2)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4，<食语.谷>。
(5
3)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27，「草语」，「蔗」条云：「粤人开糖房者多以致富，盖番禺、东莞、增城糖居十之四，阳春居十之六，而蔗田几与禾田等矣。」范端昂《粤中见闻》也有相同的记载。
此书晚出于屈大均书，汤志岳先生在他校注的《粤中见闻》所写的〈前言〉中，已经指出，「资料袭用」于《广东新语》。
(5
4)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2，<茶园>；卷26，<莞香>。
(5
5) 参见嘉靖《广东通志》卷13，<舆地志>一。
(5
6)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4，<茶>。
(5
7) 万历《顺德县志》卷之十，「杂志第九」，「俗产」记载：「斩附郭之田为圃，名曰基，以树果木。荔枝最多，茶桑次之。」
(5
8) 卢祥（明中叶人），〈莞草〉诗云：「苑彼莞草，其色，厥土之宜，南海之东，......宜之为席，资民衣食，邑之攸名，实为伊昔。」见崇祯《东莞县志》卷27，「艺文志」。
(5
9)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22，「鳞语」，「养鱼种」。
(60) 参见《珠江三角洲农业志》（佛山地区革命委员会1976年出版）第6册。
(6
1) 金堡（康熙时人），《岭海焚余》记载：「顺德有水乡曰陈村，周回四十余里，......居人以种龙眼为业，一望无际，约有数十万树，荔枝、柑橙诸果居其三四。比屋皆焙取荔枝、龙眼为货以致富」。
(6
2)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2，「地语」，「茶园」。
(6
3) 光绪《高明县志》卷10，「水利」。
(6
4) 据民国《重修龙山乡志》记载，万历九年（1581）清丈土地的结果，龙江乡田地山塘44974亩，其中塘8124亩，占耕地总面积的18％.当时基面略比塘面小，加上塘面约占百分之三十多。
(6
5) 《顺治九江乡志》卷2，「生业」。
(6
6) 康熙《南海志》卷6，「风俗」。
(6
7)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
（一）页82。(
6
8) 参见刘伯渊，《广东省蚕业调查报告书》，（广州，1922年出版）；考活，布士维著、黄泽普译：《南中国丝业调查报告书》（广州，1925年出版）。
(6
9)见海关的贸易报告。例如1874年红、白糖的出口量为187942担，1875年为266215担。
详见广州市方志办等编译，《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页133。
(70) 〈1874年广州口岸贸易报告〉中说，「在广州，它只能提供外国船务情况，而没有可靠的根据来估算实际进出口的货物情况。这里有相当大的进出口旬由民船来往广州以东或以西的沿海各小镇与属于外国的两个自由港即香港和澳门之间所进行的」。
见广州市方志办等编译，《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页106。
(7
1) 参见叶显恩，〈地利、传统市场与珠江三角洲的海外贸易〉，见《珠江三角历史、地理、经济情况及华侨南洋发展史》（香港：第二届世界华商大会筹备委员会，1993年出版），第47－80页。
(7
2) 粤海关十年报告
(一)（1882--1891），见广州市方志办等编译《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页847－901。
(7
3) 卢祥，〈莞草〉，见崇祯《东莞县志》卷之七，「艺文志」。
(7
4)雍正《东莞县志》卷12之10，「烈女传」：「陈氏，名阿申，……嫁刘姓，家贫，为人织席」。
(7
5)宣统《东莞县志》卷99，「沙田志」1，「公牍」。
(7
6)刘炳奎，〈东莞草织业简史〉，见《广东文史资料》第15辑。
(7
7) 《晋书.谢安传》。
(7
8) 粤海关十年报告
(一)（1882--1891），见广州市方志办等编译：《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页847--901。
(7
9)乾隆《广州府志》卷48「物产」。
(80)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5「货语」，「纱缎」。
(8
1) 冯式宗，《九江儒林乡志》卷3，「风俗」。
(8
2) 张臣，〈祝枝词〉，见嘉庆《九江乡志》卷12。
(8
3) 广东文史馆，《广州编织业概况》。
(8
4)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
（三），页1488。
(8
5) 班思德，《最近百年中国贸易史》（民国20 年海关总税务司统计科译印），页124。
(8
6) 参见刘伯渊，《广东省蚕业调查报告书》（广州，1922年出版）；考活，布士维著、黄泽普译，《南中国丝业调查报告书》（广州，1925年出版）。
(8
7) 广州市方志办等编译，《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页215。
(8
8) 汪敬虞，〈关于继昌隆缫丝厂的若干史料及值得研究的几个问题〉，广州：《学术研究》第6期（1962年6月）。
(8
9) 广州市方志办等编译，《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页862。
(90)广州《七十二行商报》报导，转引自顺德方志办《顺德修志》（1990年10月出版）第59期；饶信梅，〈广东蚕丝业的过去与现在〉，《国际贸易导报》1卷7号（1930年）。又李本立在〈顺德蚕丝业的历史概况〉（《广东文史资料》第15辑）中说，1920--1929年为广东蚕丝的全盛期。
蚕丝产量似为可靠的估计，年产量约为十万担。如包括蚕丝全部产品，则年产在14--15万担之间， 因除蚕丝外每年出口的水结、茧壳等有四万担左右。
1918--1920年每年输出的水结蚕茧及丝织品为53458担；1923--1931年每年输出的水结蚕茧及丝织品为48782担。
(9
1)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4，「食语」，「谷」条。
(9
2)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6，「器语」，「锡铁器」条。
(9
3) 参见叶显恩，〈地利、传统市场与珠江三角洲的海外贸易〉，见《珠江三角洲历史、地理、经济情况及南洋华侨发展史》（香港：第二届世界华商大会筹备委员会，1993年出版）第47－80页。
(9
4) 广州市方志办等编译，《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页865。(95）龙廷槐，《敬学轩文集》卷2，＜初与丘滋畲书＞；估算参见注
（88）。(96）据1990年冬，笔者与日本大阪大学滨岛敦俊、片山刚教授在顺德县锦湖镇云路村实地调查的口述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