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地方文献的源流、发展及特点 西北地方文献的源流、发展及特点 地方文献论文 更新：2006-4-8 阅读： 西北地方文献的源流、发展及特点
西北地方文献最基本的概念属性就是“西北”这一特定区域。而中华民族5000年的悠久历史在其每一发展过程中，无不与西北息息相关。相传，公元前十世纪，周穆玉就曾西巡今日新疆等地。秦一统后及汉、隋、唐三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始终以西北地区为中心。张骞通西域，开拓了丝绸之路，历经汉、唐两代的经营，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繁荣昌盛。元朝，大蒙古帝国势力远达东欧，西北又是其活动的重要区域。清代经康、雍、乾三帝的努力，疆域北至贝加尔湖，西北到巴尔喀什湖。晚清学者曾预言：西域不保，陕甘难存，陕甘不保，则华北及京城危矣！由此可见西北地区的重要性。亦有学者论证，当西北繁荣之时，正是中华民族兴盛之日。
到了本世纪五十年代，中央政府号召“开发大西北”，西北又一度成为新中国建设的一个热点，而今面二十一世纪，随着欧亚大陆桥的贯通，特别是中央政府作出了在世纪之交经济建设战略西移的决策，西北的崛起再度成为可能。
至于西北区域概念的形成，是在张骞通西域之后。由于汉、唐的政治经济中心在长安，陕甘为其直辖区，故而当时的西北区域，特指今新疆及葱岭以西之地。至南宋偏安，始称西夏及金人统治区为西北，自此西北的地域概念发生了变化。此后由于历史的发展和行政区划的更易，陕、甘、宁、青、新五省（区）所辖之地，遂成为今日西北区域的概念。这一概念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西北五省（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日趋紧密，并日益显示出一体化的功能。而记录西北地区发展历史的西北地方文献，在这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也日趋丰富。笔者试图就其源流、发展及特点作初步的分析。
一、西北地方文献的源流
笔者认为，西北地方文献最基本、最悠久的源流就是西北地方史志。
早在2800年以前，在镐京建都的西周，设“小史”掌邦国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史家认为这是我国方志的最早的源头之一。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著录，现存西北方志793种，这些方志从整体上反映了西北五省（区）数千年来活动的人物、发生的事件，体现着西北地区文明的进程。
除西北地方志书外，笔者认为，西北地方文献的另一个源流，就是学术研究成果，最直接的即为清代的“西北舆地学”和民国的“边政学”的研究成果。
清代西北舆地学，是十八世纪期间，研究新疆地理的一个学派，随着国内政治形势和学术导向的发展，研究范围逐渐扩大到青海、西藏和蒙古，最后与蒙元史研究合流，形成清代后期一大学术潮流。这一方面是由于政府的重视、提倡，另一方面是由于乾嘉朴学考据风尚的盛行。清代西北舆地著作，从著作形式而言，一部分是清代学者的新著，以祁韵士《藩部要略》、张穆《蒙古游牧记》、徐松《西域水道记》和何秋涛《朔方备乘》等为代表性著作。另一部分是清代学者对先清西北地志著作所作的校证、考释和注疏，这类著作为数甚多。如何秋涛对《圣武亲征录》的校正，李文田、范寿金对《西游录》的注释和补阙，丁谦对《长春真人西游记》和《耀卿纪行》的地理考证等。“西北舆地学”的开创使对西北的研究进入了逐渐系统化的时期。对西北的历史地理、民族宗教、经济文化、中西交通等方面的研究都有巨大贡献。特别是我国西北疆域的研究，意义更加深远。从文献的记述到对文献的考证以及亲身亲历的调查研究，成就卓然。王国维先生曾列举20世纪初中国新兴五大学问，殷墟甲骨文；敦煌、吐鲁番、和田简犊；敦煌千佛洞六朝唐人所书卷轴；内阁大库之书籍档案；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遗文。这五项中三项与西北有直接关系。清代的“西北舆地学”研究，到了民国时期，鉴于时势发展成“边政学”研究。当时的所谓“边政”，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为边疆政治，狭义为边疆行政。所谓边疆，一为政治意义的边疆，特指一国的国界或边界，亦即地理上的边疆；一为文化意义的边疆，特指国内语言、风俗、信仰、生活方式不同的边缘民族，亦即民族上的边疆。而“边政学”就是以政治学或人类学的观点研究关于边疆民族政治思想、事实、制度及行政的科学。它所涉及的学科层面较为广泛，诸如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史学、地理学以及其他有关国防的科学等等。据不完全统计，仅1941年1至5月发表的边事论文就有157篇之多，其中涉及西北的约有半数之强。此外，据1944年底的统计，自民国始所著仅有关青海的著作就有50余种。这一时期，由于“边政学”研究的倡导，对西北的研究已超越了社会科学的范畴，扩大到了自然科学，如经济地理、物产资源、地质矿产、土壤水利等领域的研究。从而极大地丰富了西北地方文献的文献源。
二、西北地方文献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现代化建设更需要对西北进行全方位的综合调查研究。 1956年，国家把地方志工作列入了全国科学规划，并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编纂新方志的热潮。这项工作由于政治原因，曾一度停滞。在进入八十年代后重新启动，各类新志书相继问世。而继“西北舆地学”、“边政学”的研究之后，有关西北的研究已形成了一个整体的西北学研究系统，特别是有关西北地区的历史、地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族、宗教、语言、文字、音乐、舞蹈等等的研究，都具有一定的国际意义。从甘肃地区社会科学机构的设置来看，西北学的研究也在逐步形成规模，如甘肃省敦煌研究院；甘肃社会科学研究院；兰州大学所设西北史地、敦煌学、西北开发综合研究所、西北人口研究所、西北经济研究室；西北师范学院所设西北历史研究所、汉简研究室、古籍整理研究所（以整理出版陇右文献为主）；西北民族学院所设西北民族研究所等，共有38所研究所（室）从事西北学的研究。甘肃省图书馆的西北地方文献就是基于西北学的研究成果，逐步发展起来，并在时空意义上形成了一个完整、系统、连续记载西北地区自然和人文诸多信息的集合体。其概念范畴为：西北地区（西北五省区及其自然区划、历史沿革所涉及的特殊区域）相关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民族宗教、社会变革；自然资源、自然生态变化等内容有关的各种类型的文献载体。其收藏重点为敦煌学及其研究资料；汉简及其考释研究资料；中西交通史（包括丝绸之路研究）资料；西北民族宗教资料；西北地方史地研究资料；西北冰川冻土、沙漠治理资料；西北地方文物的研究考释资料。
三、西北地方文献的特点
鉴于地方文献所具有的保存价值、实用价值、资料性、广泛性，尤其是地域性这一概念属性，笔者认为甘肃省图书馆的西北地方文献具有的主要特点为原始性、完整性、民族性、宗教性及文化复合性。
1．原始性
表现在西北地方文献中，即相当数量的档案资料的存在。据初步统计，仅解放前搜集的总计为3310种图书中，就有档案资料1160种，约占1／3。其中有会议记录，《兰州市临时参议会第一次大会纪录（1944）》；收发电文，《西北行辕准重庆行辕关于拉卜楞寺与阿哇发生纠纷所致代电》；计划书，《甘肃省驿运管理处三十三年度营运计划书》；章程，《甘肃省通志馆章程辑要》；报告书，《渭源县政府合作指导室工作报告》；调查报告，《甘肃河西荒地区域调查报告》；统计表，《甘肃各类学校概况统计表》；名册，《甘肃省政府财政厅职员录》；大事记，《西道堂大事记》；法规，《甘肃省粮政法规汇编》等等。不少是珍贵的稿本和抄本，如郭汉儒《陇右文献录》、张维《甘肃通志稿》等，这些文献的内容广泛，是确凿的原始材料和历史证件，具有第一手的印证作用。
2．完整性
这种完整性，首先表现在文献时空意义的延续，从汉代的《汉书·西域传》到汉魏六朝时期都邑薄形方志《三辅黄图》；从清代的《回疆通志》到现今的《甘肃省志》。其次表现在文献所涉及的内容，西北地方文献在内容上涉及宗教、哲学、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法律、自然科学、应用科学等诸多方面。第三，表现在西北地方这一层面的具体某一点的文献相对完整，如天水，仅地方志即有《[ 刘宋〕秦州志》、《[顺治〕秦州志》、《[康熙〕秦州志》、《[乾隆〕直隶秦州新志》、《[光绪]重纂秦州直隶州新志》、《[民国〕秦州直隶州新志续编》、《（民国〕天水县志》及今天的《天水市志》。第四，表现在出版形式上，一方面是公开出版物与内部出版物的并存；另一方面是不同类型，如图书、报纸、期刊，不同载体，如传统的纸质类文献和较为先进的缩微胶卷类文献的相互补充。
3．民族性
这里的“民族，并非指作为民族共同体的广义的民族。而是特指狭义的民族，即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应该说西北地方文献所呈现的民族性，是由于西北地区独特的民族分布状况决定的。西北地区有史以来就是多民族聚集的地区，除汉民族及其先民外，先后有西戎、月氏、丁零、铁勒、乌孙、匈奴、氏、羌、鲜卑、突厥、吐谷浑、吐蕃、回鹘、党项、畏兀儿、蒙古等古代民族在这里繁衍生息。各民族之间经历了彼此消长、互为盛衰、相互融合的过程。元明以后，一些新的民族逐步形成、发展起来。现今的西北又成为回、藏、东乡、裕固、保安、土族、撒拉、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吉克、蒙古、锡伯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大量的记载这些民族历史的文献决定了西北地方文献所呈现的民族性、使得民族文献在全部文献中占有较高的比重。这些文献中，有古文献，如明代陈诚著《西域番国志、等；有现代文献，如《裕固族简史简志合编》等。从其涉及的区域而言，既有总论西北，如《甘青土司志略》等，亦有分论各省区，如《甘肃民族志》、《新疆礼俗志》、《青海风土记》等。其著作形式非常多样化，有地方志，如《西域图志》等；地方史，如《西夏纪事本末》等；族谱，如《马氏族谱》等；资料汇编，如《马仲英事件文献资料汇编》等；印章，如《西夏官印集存》等；表格，如《青海各番族名称表》等；日记，如《龙蛇泪痕》、《庚午纪事》等。其中有刻本、稿本、传抄本、原件粘贴本及油印本、铅印本等。有些文献观点虽有不妥，但史料价值弥足珍贵。
4．宗教性
5．文化复合性
这里所说的文化复合性，特指西北这一特定区域由历史陈积下的文化遗存在西北地方文献中的集中反映，它不是某种单一元素的表现，诸如民族的、宗教的、经济的、军事的或者说是历史的、地理的，而是上述这些元素或者更多元素的复合。最显著的例子，就是“丝绸之路”文化和“敦煌”文化。其概念的本身就具有多侧面、多内涵、多层面的性质，它们相互制约、影响，构成极其复杂的内部结构，并发挥着多种外部功能。比如“丝绸之路”，它是历史的，从西汉张骞“凿空”开始；它是地理的，从汉长安，经河西，到西域；它是经济的，最直接的作用就是东西方的相互贸易；它是民族的，从匈奴、乌孙、大月氏到吐著；它是军事的，从“三通”到 “三绝”……再比如。“敦煌”，它是历史的，从北魏到宋、元；它是地理的，具体的鸣沙山和莫高窟；它是宗教的，佛光流溢；它是艺术的，雕塑和壁画；它是军事的，甚至是政治的，从金山国到归义军张氏政权……。这类的文化遗存，尚有陕西的皇陵墓葬文化、宁夏的西夏文化以及西北各地均有分布的石窟文化等。当然，最著名的仍然是“丝绸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