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现代化经典理论，现代化意味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意味着城市和乡村的中心—边缘、支配—被支配的关系。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的乡村将面临严峻的挑战：生存还是毁灭，衰败或是复兴，遗弃抑或重建……任何走向现代化的国家都必然面临并必须解决这一“哈姆雷特”式的难题。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正是在现代化背景下提出来的一个社会改造和发展问题。在古代，社会是乡土社会，农业是主要产业，民众主要是农民，以农耕文明为特质的均质性社会按照自身的逻辑演绎和发展。因此，在古代，农村、农业和农民并没有构成社会和政治问题。只是随着以工业文明为载体的工业、城市和工人等现代文明因素的出现，与传统农业文明密切相关的农村和农民便构成了社会和政治问题。特别是对于中国而言，由于其现代化进程是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启动的，在此情景中，作为传统因子的农村和农民问题便格外突出。自本世纪以来，在西方工业文明裹挟的大量现代因子的冲击下，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日益凸显，成为知识界和政府十分关注并致力于解决的重大问题。由此，本世纪关于中国农村和农民的研究便具有了明显的“问题导向”的特性。
20世纪上半期：农村的衰败与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的第一次高潮
在这次研究高潮中，国内实际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研究路径：一种是出于救国救民的政治需要而研究农村和农民问题，其中以毛泽东和梁漱溟为代表；另一种是从学术上研究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并为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提供了思路，其中以费孝通为代表。
1.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道路”。由于现代化造成农业和农村的衰败，引起一批知识分子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深刻反思，梁漱溟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儒家”，梁漱溟深受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浸染，深厚的传统文化背景使梁漱溟洞识到，西化道路不可能解决中国的农村和农民问题。自19世纪后期的自强运动以来，中国经历了一次次社会变革，领导变革的知识分子都认为通过学习西方可以使中国富强。但是，这些运动都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反而造成无序和混乱，是农民群众而不是知识精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财富和机会集中于城市，农村一步步遭受劫掠，特别是以都市文明为载体的西方文化破坏了传统的风俗习惯和道德规范这一中华文明赖以存在的基础。以西化为目标的现代化给农村造成苦难这一事实证明，一味仿效西方都市化、工业化文明无济于事，中国只能复兴“以农立国”的中华文明，知识精英只有转向受西方文明浸染较少且受西方苦难最多的乡村，才能找到中国的出路。他认为：民族自觉的头一步，便是觉悟到乡村，从这一步，就可以觉悟到一切，觉悟到我们原来的社会构造的特殊，觉悟到我们自有我们的前途。所以，乡村建设是中华文明复兴的起点和基础。
梁漱溟之所以提出“乡村建设”，而不赞成共产党的农民革命，是基于其对中国国情的独特理解。他从文化本位出发，认为中国社会是以人伦关系为本位，只有职业之别，而没有阶级之分，因此只有建设之任务而没有革命之对象。中国的问题虽然包含政治经济问题，但实则是近代西方文明冲击造成的文化失调问题，其出路是改良文化而不是制度革命，解决乡村问题进而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出路是通过乡村建设复兴中华文明。乡村建设的基本任务就是依靠乡村自治，创造一种以理性和伦理为基础的新团体组织，由此推动经济、政治与社会的全面进步。为此，在国民党地方派的支持下，他及其同事身体力行，先是举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培养有志于乡村建设的知识精英，后又直接到山东省邹平从事社会实验。可以说，乡村建设运动带有强烈的精英主义倾向，是以知识精英为主体的文化改良运动。
梁漱溟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认识和实践有独到性，但是其局限性也十分明显。其独到性在于：一是不同意西方道路的普适性，而强调中国的特殊性。梁漱溟独具慧眼地看到了以城市化、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西方现代化道路的两大弊端，即物欲横流和乡村遗弃，认为中国不能走西方的老路，力图以文化重建复兴乡村，进而改良中国；二是强调知识精英必须到农村去，主张知识精英与农民结合。其局限性在于：一是过分强调中国特殊性，从而否定现代工业文明的普适性，这必然妨碍他正确认识、分析中国和乡村的根本问题；二是文化本位的分析方法忽视了农民贫困化的根源；三是将乡村居民等同于农民，无法改变农村固有的社会阶级关系，无法激起下层农民的热情和向往。梁曾为之叹息：“工作了九年的结果是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梁漱溟希望造就乡村领导精英推动乡村建设运动终于流于空想。
2.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的探索。作为“农民的儿子”，毛泽东对现代化启动后农村的衰败和农民的苦难有着更为真切的感受。从青年时代起，他就致力于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使他的探索获得了正确的理论指导。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分析方法，毛泽东将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根源归之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剥削压迫。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即不合理的地权关系。因此，只有充分动员广大贫苦农民改变旧的统治秩序，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在对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认识上，毛泽东形成了一些不同于马克思等人的独到思想。
其一，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大批破产农民被转化为城市工人阶级，工人阶级是人数最多、受压迫最深的阶级，因而，工人阶级是改造旧社会，重建新制度的阶级力量。而在中国，现代化是在外部力量侵入下启动的，传统社会的主要社会成员——农民作为一个阶级被完整地保留下来，而且所受苦难最深重，“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地破产，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1]（p631）。 只有解决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问题，制度革命才能成功，从而为现代化重建制度基础。
其二，在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看来，农民不过是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弃儿”。即使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农民在历史变革中的作用也估计不足，恩格斯认为：“我们的小农，正如任何过了时的生产方式的残余一样，在不可挽回地走向灭亡。”[2]（p487）在中共创立初期， 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也认为只有城市工人阶级才是革命的动力。陈独秀等人更是以城市知识精英自居，轻视和忽视农民的历史主动性。而毛泽东通过实际调查，对农民的历史主动性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并将对待农民运动的态度作为检验是否是革命者的标志。毛泽东在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认为，正是农民成就了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没有贫农阶级（照绅士的话说，没有‘痞子’），决不能造成现时乡村的革命状态，决不能打倒土豪劣绅，完成民主革命”。“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3]（p21）。之后，毛泽东又多次强调农民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力量，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知识分子只有与工农结合，才能成为革命队伍的一员。由此将被视为消极存在的农民阶级提升到革命主体的地位。
其三，西方现代化理论" 将人口、资本、知识、技术集中的城市作为社会历史变革的中心，分散的乡村则处于边缘地位。以西方国家经验为基础形成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认为，革命的中心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集中居住的城市。而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的城市主要是政治统治的堡垒和消费中心，中国的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农村是消费品的主要生产地。为此他提出，要以农村为革命根据地，在农村造就革命力量，以取得革命的成功。
其四，由于农民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农民是革命的动力，农村成为革命根据地，因此必须正确认识和解决土地问题。毛泽东认为，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即不合理的地权关系。只有实行“耕者有其田”和平均地权，才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解放农村生产力。解决土地问题的实质是满足农民对土地的渴求，实现其物质利益。这正是农民作为历史变革动力的持久源泉。显然，它与简单地消灭私有和遏制个人利益追求的思想和做法有显著的差别。这反映了毛泽东对农民的深刻了解和认识。
在对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认识上，毛泽东既注意到现代工业文明的普适性，又能从中国特殊国情出发，因此他创造性地探索出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并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
为探索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出路，毛泽东十分重视实地调查，如20年代对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30年代江西的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40年代主持的陕西省农村调查等等。这些调查不仅为制定农村政策提供了直接依据，而且在调查方法方面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与此同时，一些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也运用经济分析方法对中国农村问题进行了研究，并批判了梁漱溟等人的观点。主要代表人有陈翰笙、薛暮桥、千家驹、孙治方等人，他们的文章主要发表在《中国农村》杂志上，因此又被称为“中国农村派”。他们认为梁漱溟等人看到了农村问题，但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因此不可能有医治问题的良方。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入实际从事社会调查，正确认识到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提出了有效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正确思想，从而产生了20世纪上半期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的最辉煌成果，构成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开弦弓村是一个农业加手工业的典型社区。费孝通通过调查注意到农村中农业、家庭副业和乡村工业的关系。在他看来，传统中国农村经济具有工农相辅的内涵，农业和手工业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时间。现代化不是凭空而来的，要在传统的底子上建设。中国农村的发展必须注意到传统力量与新的动力具有同等重要性，这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的产物不会是西方世界的复制品或者传统的复归，其结果如何，将取决于人民如何去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这意味着中国的乡土重建既不能复制西方，也不能复归传统，而应在传统力量和新的动力相互作用下依靠民众去解决。
通过一个村的深入调查和研究，费孝通准确地把握住农村的基本问题，认为“中国农村的真正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4]（p200）。 从这一意义上，费孝通赞成中国共产党以制度革命的方式解决土地问题的主张。但他认为，仅仅实行土地改革、平均地权并不能真正解决中国农村问题，最终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不在于紧缩农民的开支，而应该增加农民的收入”，“恢复农村企业是最根本的措施”[4]（p202）， 即走乡村工业化之路。这种农村企业就是深藏于农业和手工业结合的生产方式中的“草根工业”。
回国后，费孝通与张子毅等人一起，调查了昆明滇池附近的禄村、玉村和易村，并先后写出了《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和《乡土重建》等以农村社会学为主题的理论著作。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深入解读了中国传统社会，认为中国是乡土性社会，乡土社会的核心是“土”，人和土地的关系构成中国的特殊性。他总的思想是，以工业重建乡土，进而解放农民，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并最终解决中国问题。改革开放后的实践证明，其思想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50—70年代：国内研究的停滞与国外研究的进展
1949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由于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因此，中国在50年代初的土地改革之后，迅速转入农村集体化。从此一直到70年代末，对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认识的主线是围绕农业集体化展开的，并由此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重大分歧和争论。
土地改革后的农业集体化主要有三个目的：一是增加生产，解决日益增多的人口吃饭问题；二是为工业化提供积累；三是实现大体均等，避免两极分化。集体化对中国来说的确是一场革命。因为，几千年以来中国的农业生产都是以户为单位，既不同于西方的个人本位，也不同于苏联有村社集体共同生产的传统。但是，受苏联模式影响，我们对集体的理解出现了偏差。认为集体不仅是生产资料的集合，而且是劳动的集合，以致集体的规模愈来愈大，由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一直到人民公社。由此就脱离了中国建立在手工劳动基础上以户为单位生产的国情和传统。先是1955年左右出现了所谓“生产力暴动”，农民以破坏生产工具等消极方式反抗急剧加快的农业集体化。但这种反抗是无力的，因为农民的土地是共产党领导革命胜利取得国家政权后分给农民的，加上相当多数的农民对党的号召寄予厚望，有要求互助合作的积极性。所以，集体化进程总的来说比较顺利，生产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特别是通过人民公社这种集中劳动和集体分配的方式，为中国的工业化提供了近7千亿元的资金，兴修了大量的水利工程， 做到了大体均等。
但是，人民公社一成立，就面临着致命的弱点，即无法解决劳动管理和生产动力问题。在一家一户为单位的生产方式下，受“不劳动不得食”的铁的规律支配，人们自觉劳动。进入集体以后，许多人共同劳动，劳动态度和贡献有所差别，但这种差别却难以通过报酬体现出来。由于报酬的平均化和科层制管理，势必出现集体性偷懒和少数人占便宜现象，从而影响生产的持续发展。在这一背景下，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的邓子恢率先提出 “集体劳动必须包工包产” 的责任制主张，1957年浙江省永嘉县兴起“包产到户”。由于反右，这一试验受到激烈批判而中止，直到1959—1961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口达3千万， 才引起我们党对农村政策的深刻反思和高度重视。为此出现两种不同的思路。
一是包产到户的探索。由于粮食生产和供应的日益紧张，一些地方实行包产到户，并得到刘少奇、陈云、邓小平、邓子恢等中央领导人的支持。
由于这一时期农村和农民问题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因此，除了农民革命和农民战争的主题外，到1979年前，在中国境内有关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的研究基本停顿下来。
80年代以来：农村的改革开放和第二次研究高潮的出现
根据不同时期不同的学术兴奋点，这次高潮大致可以分为有机衔接的三个波浪段：1.80年代早中期主要是围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进行的农村经济研究。这一时期研究的主题多与1979年开始推进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关，许多研究论文和调查报告或积极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鼓与呼，或是调查论证改革开放给农村经济和社会生活带来的各种变化，其论证政策合理性的色彩较多。
2.80年代中后期主要是围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和人口流动及其所引起的社会变革而进行的农村社会研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解决了生产动力问题，使生产得以迅速发展，一举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的粮食紧张问题。但是，随后而来的是，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日益突出。数亿农民堆积在有限的土地上，这种“过密化”使我国农村依旧没能摆脱只有增长没有发展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状态。可贵的是改革开放后农民身上迸发出来的巨大创造力和想象力并没有就此打住，农村剩余劳动力以“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和“离土又离乡”所形成的席卷全国的“民工潮”形式，开始了中国农民反“过密化”的历史进程，并成为这" 一时期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的两大热点。
其中关于农民流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当前农村人口流动的基本状况和总体特征，如袁亚愚的《中国农民的社会流动》；农村人口大规模流动的条件和原因，如黄平的《寻求生存——当代中国农村外出人口的社会学研究》；农村人口流动的组织化问题，如王春光的《社会流动与社会重构——京城“浙江村”研究》；农村人口流动的影响，如杜鹰等的《走出乡村——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实证研究》；农村人口流动与城镇化，如辜胜阻等的《当代中国人口流动与城镇化》。尽管关于农村人口流动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然而从学术分科来看，已有的努力基本是由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学者所作的，而这与农村人口流动之于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全方面的影响是不相称的。
3.90年代开始围绕村民自治兴起的农村政治体制研究。村民自治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一个较深入的领域。村民自治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授权方式，由自上而下授权变为自下而上授权，体现了现代法治和民主精神。村民自治推行的原因，一是改革开放后农村经济利益格局发生变化，农民成为利益主体。干部由人民公社时期的给农民转为向农民要，因此，干部必须重建合法性权威，即向农民提供公共服务，向群众负责；二是在集体经济背景下，基层干部掌握着一定资源，由于意识形态控制力的松驰，干部可能利用政府和集体名义搭便车，从而造成干部与群众、国家与农民关系紧张化。为此，国家实行村民自治，运用民主方式重建国家权威，并通过民主所动员的民间力量监督基层干部。这样，在农村基层，国家的体制性权力虽然上收到乡镇，但功能性权力却深入到基层。政治体制改革之所以在农村迈出的步子较大，原因是农村处于国家权力的末梢，村民自治的可控性较强。但是自村民自治推行以来，对村民自治的争议就没有停止过。起初有人担心村民自治会削弱国家权力，引起农村的政治不稳定，这也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长期处于试行的原因之一。即使是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于1998年11月4 日正式通过后，人们仍然存在疑虑，担心乡村民主能走多远。争议的存在促使争议各方都努力从村民自治的理论与实践中寻求于已有利的证据以证明自己或证伪对方的观点，这种努力推动着村民自治研究的不断深入。
80年代兴起的农村改革，引发了对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农村发展乃至社会主义建设历程的深刻反思，并大大推动了对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道路的探索，从而创造出以包产到户、乡镇企业、村民自治为代表的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并构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这也是20世纪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的另一伟大成果。
随着农村改革及其“扩展效应”，大大促进了学术界的研究。通览80年代以来的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我们可以发现这一时期的研究具有以下特点：
1.研究学科和方法的多元化。就学科和各自所运用的研究方法而言，这一时期的研究，真正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和法学等学科纷纷介入，既考察宏观制度，也关注微观社区，既有学理分析，也有实地调查，同前一次高潮时期的研究相比，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发展的特征。但是，由于学术分工传统积累起来的深厚知识和相应的学科壁垒，使这一时期研究的发展状况极不平衡，不同学科之间缺少沟通和交流，因而研究成果往往会带有明显的研究偏好乃至偏差。同时对方法论方面存在着的缺陷也少有明确的自觉和自省。
（1）对历史的反思。主要成果是对人民公社的研究。 其中比较典型的一是林毅夫的研究。林毅夫较早注意到人民公社的问题。认为公社组织本是农民自愿参加的集体组织，可以进入，也可自愿退出。后者正是保证集体组织的活力所在。但公社组织事实上只能进入而无法退出，以致造成低效率。二是张乐天等人的研究，其代表作是《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张乐天通过实地考察，认为人民公社背离了家族共同体传统，并最终导致家族共同体的瓦解。
（2）对现实的思考。 核心是乡村变迁中的现代性和传统性问题。乡村变迁太快，对既有秩序进行了强力冲击。在此情景中如何进行乡土重建？在问题的探讨中形成了两种主要观点：一是现代性取向。这种观点将传统和现代对立起来，认为现代化是现代性全面取代传统性的过程；二是现代化可以从传统中挖掘有用的东西，即借鉴本土资源。
3.这一时期不仅研究的论文和著作数量远远超过第一次高潮时期，而且在研究的主题和内容上也有不断深入和细化的趋势。这一时期的研究在各个学科领域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林毅夫的《制度、技术和中国农业发展》、陆学艺的《改革中的农民问题》、陈吉元的《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吴怀连的《农村社会学》、王铭铭的《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王沪宁的《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张乐天的《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张厚安和徐勇主笔的《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和徐勇的《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等都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从研究主题和内容来看，从第一个高潮时期的探索中国农村现代化道路和揭示乡土社会的特性，逐渐深入到关注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出现的具体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农村土地制度变迁、乡镇企业、农村人口流动、小城镇建设、农村社会的分化和整合、农村社会保障、农民心理变迁、农村传统文化、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等各个方面。
综合来看，这一时期国外研究中的代表性观点有：
1.小农经济的内卷化问题。美国著名汉学家黄宗智利用满铁资料和自己的调查，写了两部书《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和《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在1985年出版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黄宗智以充足的史料为依据，提出“不要把商品经济的发展简单地等同于向资本主义过渡”。在《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他进一步提出：“过密型商品化”的概念，描述了同西方国家完全不同的商品化概念。“过密化”（involution，又译为内卷化）是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Clifford Geertz ）在研究爪哇农业时首先提出的，指的是那种“以单位劳动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换取总产量的增长”的现象。“过密型商品化”指的是由过密化相伴随或推进的商品化进程。他认为中国农村的商品化不是由于经营型农场主的获利动机驱使，而是人口过多对土地的压力推动的，以密集的劳动投入为代价。因此，并不存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小农生活长期仍旧处于糊口水平，中国人口的大部分仍然束缚于粮食生产。这种商品化不仅难以导致小农经济解体，反而会延续小农经济。它的特征是有增长无发展，即“过密型增长”。1979年的农村改革是对这种“过密型增长”的突破，“正是乡村工业化和副业发展才终于减少了堆积在农业生产上的劳动力人数，并扭转了长达数百年的过密化”，使中国农村真正走向现代化。
3.农村社会的转型。Shue在叙述中国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之间关系时认为，1949年以来国家对农村的控制经历了毛泽东时期的“蜂房式”制度到商业网络和政府机构直接渗透到乡村的变迁。在毛泽东时代，农民被固定在当地社会中，国家依赖地方干部对中央政策进行地方化式的“变通”，其角色颇类似于中华帝国时代的“士绅”，从而农村社区对于自上而下的政治控制基本上是不开放的。相比之下，改革以来的一系列经济开放政策和行政改革措施把农民纳入到具有一体化趋势的商业网络和不断强化的地方行政制度的控制当中，使他们的社区逐步向自上而下的社会控制形式开放了，也使中国出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国家力量延伸阶段[6]（p67—90）。
【参考文献】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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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6] Vivienne Shue,The Reach of the State:Stretches
of the Chinese Body Politic［M］.Stanford:Stanford [7] ［美］杜赞奇（Prasenjit Duara） . 文化、 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坤的繁体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