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帝才智虽平庸，却能勤勉朝政，也算是难得。然而，刻意作秀，也留下值得思考的话题。道光登基不久，内宫太监便传出一个信息：道光帝穿着打补丁的裤子上朝。文武百官闻之均感叹不已，但却无动于衷。唯有大学士曹振镛擅长揣摩圣意，旋即响应，穿了修补的官服上朝显摆。一国之君穿打补丁的裤子在内宫晃悠是不足为奇的，但在庄严肃穆的金銮殿御前议政，便有点政治意味了。道光作秀意在倡俭祛奢，树立俭朴的明君形象，而曹振镛却动机不纯，纯属献媚取宠了。
其实，道光节俭也是本性使然。嘉庆帝对其有过评价“F宁性质朴，不奢华”，说得还是较中肯的。
道光的节俭秉性受教于嘉庆帝。嘉庆四年，立二皇子F宁为皇储，经常告诫为君、为人均须以节俭为本。嘉庆往盛京谒陵，也让F宁随行，嘱其“随侍行礼，瞻仰太祖、太宗遗留法物，使其知创业艰难，守成不易”。尤其不能忘却祖辈“习劳侄崇淳朴”“勤俭之遗”。按今人的说法，就是耳提面训进行传统教育。
嘉庆的戒勉不只是言教更有身教。嘉庆四年，太上皇乾隆驾崩，嘉庆帝开始亲政。首逢中秋佳节便特意下谕：停止中秋节贡。按传统习俗，中秋乃是家族亲人团聚之节，民间庶民也盛行饮酒赏月，享受天伦之乐的风俗。嘉庆却不以为然。“若中秋节令，外间不过以瓜饼食物酬酢往来，内廷并无宴赉之例”。庶民尚可做到勤俭过节，皇家为何不可？下旨内务府，“嗣后中秋节贡，着永远停止”。身为皇储的F宁已是18岁青年，对嘉庆倡俭祛奢的言传身教铭记于心，而尽力效之，还特意做了一篇文章 《崇俭去奢论》，以明其志。
嘉庆去世，道光继位。举办登基大典之后的第一个月，道光发了三条谕旨，一是纂修嘉庆帝 《实录》，二是增开恩科取士，第三条便是谕令：“申禁浮华，崇尚节俭，严戒奢侈”。前二条，是新朝惯例，后一条则是道光特意为之。可见，道光对倡俭祛奢的重视和律己亲为。
道光的节俭在清朝历帝中是无出其右的。他规定“宫中岁入不得超过二十万”。按照这一日常预算开支，宫中奢侈旧规必须加以整改。单就御膳一项便得大力精简。内务府有惯例，嫔妃每顿供菜八碗，皇后十六碗;皇帝八十八碗，少说也得花三四百两银子。宫中预算，还不够道光的伙食费。为此，道光决定，“宫中用膳，每日不得超过四碗”。每顿豪宴变成家常小酌，无疑是发起了一场“新生活”运动。孝淑睿皇后过生日，道光摒弃寿诞节庆的旧俗，仅用打卤面招待宫中内臣及太监。这在清宫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若与日后儿媳慈禧过六十寿诞花去一百五十万两银子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道光的节俭有点近于吝啬，为裤子打补丁花去四十两纹银而喋喋不休。他好一口冰糖肘子，御膳房说，做碗冰糖肘子需花五十两银子，道光只得免去口福。当然，内宫的高成本是有猫腻的，但道光不愿花冤枉钱高消费倒是事实。有人指责，道光签订丧权辱国的 《南京条约》，赔款二千一百万两，够买多少条裤子，吃多少个冰糖肘子？这当然是一种调侃而已。
道光“遵制度，守成宪”，按嘉庆帝的既定方针治国，虽是一生勤勉，仍陷于政治日荒，落得丧权辱国之骂名，这与倡俭祛奢纯属两码事。当下思考的是，道光的倡俭节奢并没遏止官场奢靡腐化之风，更谈不上道德重建。《清史纪事本末》 所记载的官吏奢侈腐化劣迹可予以佐证：
大名府知府王履泰、同知陆有恒在嘉庆帝的国丧期间，挟妓纵酒，寻欢作乐，女伶经常出入官署卖唱。
盛京将军奕颢、副都统常明显阔炫富，摆酒设宴，招戏班，唱堂会。
山东省城从州县官员到幕友、家丁挟妓包娼成风。妓女花巷官轿纷纭，作乐通宵达旦。官员谒见上司，借“关说公事”，聚饮嫖妓。民间流传山东省城颇有“一个官儿一个瓜 （妓女）”的盛名。
官吏们的车服饮食，宴会供应，“无不穷奢极欲”，酒宴、嫖妓之资大多出自公费开支，奢侈享受成了职务消费。地方官吏如此，宗室贵族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庄亲王奕D堂戏奸宿;辅国公溥喜在尼姑庵里吸食鸦片;镇国公绵顺挟妓弹唱;理藩院高官松杰公然为皇族显贵拉皮条，容留妓女;宗室三等侍卫瑞珠私自开茶馆，设蟋蟀盆，聚赌抽头，贝勒奕绮竟特意赴茶馆登场唱曲，为瑞珠捧场。清朝官场弥漫奢靡腐化之风，固然是有官僚制度腐败的根因，但物欲横流的享乐主义价值观念，致使道德沉沦亦是重要原因。节俭却成了道德腐败的奢侈品。道光节衣缩食的倡俭根本无助于对道德沉沦的整饬，只能给人留下作秀的感觉。
倡俭祛奢，在伦理意义上是提倡“克己”“制欲”，抑制对物质享受的过度诉求。中国的文化传统是把勤劳节俭视作一种美德，将惰怠奢靡视作耻德。因此，节俭的自觉贯注着道德的克己自修。对物质的欲求，是人性所致。寡欲、禁欲是中世纪的偏执，均是非人性所为。关键是物质诉求的理性和适度。对官场而言，节俭祛奢也是一种官德。“无以物乱官，毋以官乱心，此之谓内德”。“克己”而节俭，就是要修炼“内德”。“形不正者，德不来。”没有克己修德的自觉，不可能有持久的节俭拒奢。古人有“三不惑”：酒、色、财。“蹈之则君子，背之则小人。”从道德意义上说，克己节俭的自觉与否，正是君子与小人的区别。
倡俭祛奢还需有“制欲”的约束。封建王朝不具备民告官、舆论监督的条件，御史监察体制对官吏的监督也仅止于贪污纳贿。道光整治官场将“节俭祛奢”列为一条，却没有常规性的行政束约，整饬官风也就无纪可律，失之于空泛。整治风一过，依旧犬马声色，奢靡享受。曾为元朝策划“立国规模”的宋儒学者许衡说得很到位，“纪纲不得布，而法度不得立”“虽欲黾勉，而竟无所持循，徒汩没于琐碎之中，卒于无补。”没有“制欲”举措，倡俭祛奢终归于类似打补丁、免冰糖肘子、“四菜一汤”的琐碎细事，无补于改观腐化风气，结果依然是奢靡纵欲、道德沉沦，“欲心炽则不畏天矣”。奢侈、颓废、享乐，一旦成为约定俗成的生活方式，支配人们生活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规则，以耻为辱的道德颠覆将引发社会危机，这并非危言耸听。
倡俭祛奢蔚然成风，是社会和谐，道德清明的标志。白居易在诠释黄老学的精义时，总结了四条：“我无为而人自化，我好静而人自在，我无事而人自富，我无欲而人自朴”，说的就是欲节俭朴，才能“时俗清和”的道理。然而，持之以恒，才能蔚然成风。起之“严”，卒于“弛”，此一时，彼一时，搞运动式的倡俭，必然会陷入“始乎奇，常卒于怠”的困境。倡俭祛奢流于表面文章，只能是作政治秀而已。司马光在论及历代帝王制欲克己的德政时，就指出：“皇之始欲为治，能自刻厉节俭如此，晚节犹以奢败。”这也是满足于作秀的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