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明的匿名信
中宣部原部长陆定一夫人严慰冰写信羞辱林彪夫人叶群的故事，各种文献与读物中多有介绍。（详见叶永烈 《“基督山”一案新探》，《同舟共进》2014年第3期）其实，不仅林副主席夫人，就是毛主席的夫人江青，也收到过攻击性的匿名信。现有的公开出版物中，浙江省公安厅原厅长王芳的回忆录介绍得较为具体。
对江青来说，扬帆当然可疑。扬帆原名殷杨，1930年代在上海“左联”从事左翼文化运动，对江青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一事及其在生活上的一些传闻比较了解。扬帆后在新四军工作，当时的新四军政委项英在得知毛泽东要与江青结婚的消息后，出于对党和革命事业负责，要扬帆整理一份有关江青在上海那段历史问题的材料，以项英的名义，用密电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报告的最后直言不讳地写道：“此人不宜与主席结婚。”报告按照行文常规，注明材料来源――由曾经在上海搞过文化救亡运动、现任军部秘书扬帆同志提供。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收到报告后交给了也在社会部工作的江青，毛江结婚没有因此受到妨碍。1949年，江青在苏联疗养时偶遇扬帆，知道他就是过去认识的殷杨，此时在上海公安局工作。
1934年春，我在上海经我原来的丈夫高原（夏纬） 的介绍认识了李鹤 （作者注――江青当时的又一化名）。当时我和李鹤都是上海“无名剧社”的成员。我叫她阿姐，她叫我小净。这年秋后的一天，高原匆匆跑回家来对我说：“李鹤被捕了。”我们随即搬了家。
1934年冬，我和高原在福履里路住所被捕，约两星期后，由法巡捕房“引渡”到伪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特务不断提我上楼去审讯。这时，我心里很悲伤，整天哭哭啼啼。有一天，一个叫“黑大个”的特务问我：“你伤什么心？你不叫小净吗？有人惦念你呢，你阿姐是李鹤吧，她和我们谈起你。”还说：“你看有的人有什么好结果，坐了老虎凳，还是搞到龙华监狱里去了，李鹤就不像他们。她在这里住了几天，就恢复自由了。她很乐观、很活泼，京剧唱得怪好听，还给我们唱过几段，临走还给我们一张剧照。”说完，这个特务给我看了一张二三寸的照片，照片是戏装打扮的李鹤，好像是扮《打渔杀家》的萧桂英。
1935年春，我出狱以前，向特务供认了我认识的“无名剧社”的一些人，其中包括李鹤。（《王芳回忆录》）
王芳与扬帆同在华东从事公安工作，与覃晓晴又同在浙江工作，所以王芳告诉江青，他熟悉扬帆和覃晓晴。江青听后神态很不自然，她怀疑王芳也了解她过去那段历史 （据王芳说，这一点导致他于1968年被捕）。回京后，江青将匿名信一事报告毛泽东，在毛的支持下，这一匿名信案 （被列为“18号案”）的侦查工作也就升级了。
由于匿名信信封上印有“华东文委”字样，江青要公安部门将侦查的重点放在上海的党政部门与文艺界。不久，华东局在上海召开会议，第三书记谭震林同志主持，第二书记陈毅同志出席，王芳和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参加，会议决定把这封匿名信事件作为一个特大案件来侦查，由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负总责，上海方面由黄赤波负责，浙江方面由王芳负责。侦破工作在非常秘密的情况下进行。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亲自抓案件的侦破工作，每隔几天就要听取一次汇报。
专案组先后收集了800多人的笔迹，进行了笔迹鉴定。他们将那些与匿名信笔迹相似而又对江青不满的人都列为侦查对象，进行重点侦查。仅案件的卷宗就有五六包之多。这些侦查对象，包括江青过去房东家的女佣人秦桂贞，她了解江青20世纪30年代的历史;东海舰队司令陶勇的夫人朱岚，她曾说过对江青不满的话，也被列为怀疑作案对象。受侦查时间最长、怀疑最多的是上海市文化局原局长赖少其的妻子曾菲。（《王芳回忆录》） 为一封匿名信而如此兴师动众，也只有江青有此能力。但毛泽东亲自关注的“18号案”，当时却没有侦破，可见写信者的身份特殊而隐秘。直到1961年，因一件偶然的小事，才查明了给江青写匿名信的人，原来是老革命家、领袖级人物林伯渠的夫人朱明。
朱明（1917―1961）原名王钧璧，1930年代在上海光华大学读书，1937年赴延安，1939年加入共产党。整风期间，朱明的反省材料 《从原来的阶级中解放出来》，以其对自我的严厉鞭笞以及“做无产阶级的牛”的坚定决心而成为当时同类材料的代表作，朱明本身也被认为是被改造好的正面典型。（朱明 《从原来的阶级中解放出来》，载《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 第1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年版）
1943年，已经脱胎换骨的朱明与年长自己33岁的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结婚，成为延安的高干夫人之一。1949年后，林伯渠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第二届副委员长，朱明就职于中央组织部，后调到中央纺织工业部监察室。1954年3月，在中央组织部工作的朱明，以向江青投递匿名信的方式，指控她在上海的政治问题、作风问题。
林伯渠位高望重，是党内“五老”之一，没有人会想到他的夫人是匿名信的作者。1960年林伯渠去世，次年，朱明给中央写信反映林伯渠死后的遗留问题。经有关部门查对笔迹，确认匿名信为朱明所写。朱明承认后即自杀。1967年，朱明被中央文革小组打成“反革命分子”，粉碎“四人帮”后平反。
江青曾是上海滩的明星，其私生活可能比较自由甚至随意。因此在毛泽东准备与江青结婚时，党内不少干部有不同看法。项英、扬帆之外，比较著名的还有在北方局做秘密工作的王世英等人，曾联名上书反对。中央几位领导同志也不赞成毛泽东娶江青。所有这些，当然都是爱护党和毛泽东的形象，但毛泽东不高兴了。毛、江结婚后，反对毛江结婚的种种议论，自然也不复存在。谁再议江青的生活作风，那就是政治问题。
朱明与江青差不多同时在上海，可能对江青的公私生活有所耳闻。从朱明整风期间的反省文章来看，很可能是有人帮助润饰的“样板文”，说明朱明是被当作某种“苗子”刻意培养的。从朱明后来嫁给林伯渠看，她也有不满足于当一个普通革命者的抱负。延安时期，来自大后方的女青年嫁给高干的有不少，她们中的一些人后来也成为重要干部，但她们在思想感情上还不能说都达到了理想的革命者的境界。
在刘庄还碰到一桩怪事。江青接到一封匿名信，她也给我看了。信的内容对江极尽辱骂之能事，却没有讲任何具体的事实。江青为此和主席通过多次电话，和我也谈过不止一次。据她分析，此信可能是上海的贺子珍所写，但也没有根据。信的笔迹异常拙劣，看来是故意造假，当时没有查出其来历。（林利 《往事琐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林利在写回忆录时，当然知道“18号案件”已破，写信者即其继母朱明。但她没有说明这一点，而且对这封信的内容与字迹都十分鄙视，说明她对朱明没有好感。林利在回忆录中，一次也没有提到朱明。至于林利说朱明的信没有任何具体事实，可能就是情绪之言了，因为老公安王芳说这封信“内容非常具体”，我们似乎更应当相信王芳。至于这封信的真相如何，只有留待档案公开。
陈昌浩的诬告信
陈昌浩文采风流。在川陕根据地，他领导了与杨虎城的秘密谈判，建立了汉中、南郑地区的地下交通线。作家袁静据此写了小说 《红色交通线》。在长征途中，陈主持制定了正确的民族政策。在延安，他编写了《近代世界革命史》 一书，发表了战时财经问题的文章。在苏联，他翻译了《列宁文选》 （第2集）、《论共产主义教育》 《旅顺口》等政治书籍和文学作品，还编辑了大部头的 《俄华辞典》。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陈颇有古名将之风。
陈昌浩不但是红四方面军的最高领导之一，而且在迎接中央红军和红二方面军、保证长征胜利方面也有功劳。他亲自布置四方面军“在迎接中央红军的必经大道上，建立了大粮站。在渺茫无垠的高原上，在人烟稀疏的少数民族地区，在短短的20天左右，竟筹集了200万斤粮食、两万斤盐巴;还有牛、羊、骡马、蔬菜;还有专门慰劳一方面军的特殊的见面礼――一袋袋来自江油中坝的大米，一包包来自南部盐井的白盐，一壶壶来自资阳、郫县的豆瓣酱……”
徐向前元帅对陈的整体评价是：“昌浩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积极奋斗的一生，对党和人民作出了许多有益的贡献。他对敌斗争勇敢，才思敏捷，雷厉风行，俄文翻译水平相当高。他是六届四中全会和王明一伙一块上台的，贯彻过教条主义的东西，并一度支持过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但那时年轻幼稚，属于好人犯错误。”
1935年10月以后，陈已开始摆脱张国焘。张国焘在卓木碉成立“临时中央”时，陈没有表示支持。1936年10月，在岷州召开的西北局会议上，陈公开反对张国焘的西进计划，力促会议通过北上会合的决定;西路军时期甚至不顾具体情况、一丝不苟地执行中央的指令。回到延安后，陈也积极配合了对张国焘的批判。
然而这些都没有改变陈昌浩的政治命运。当四方面军的将领纷纷走上前线、为国立功时，这位叱咤风云、驰骋沙场的年轻统帅却黯然失色;当1949年后他的部下纷纷走上党、政、军重要岗位时，这位当年气宇轩昂的伟丈夫不再享有任何荣誉。
陈昌浩的一生，可谓迅速崛起，迅速暗淡。他的悲剧性命运当然令人唏嘘，而他后期的一封告状信，却又表明他在心理上还有某种不健康的东西。
陈昌浩根据什么说李立三夫妇“里通外国”呢？1960年代初，北京崇文门附近有一家个体编制户加工的毛衣很出名，一些驻华领事馆官员夫人也常常来加工毛衣。李莎与葛拉妮娅有一次去时，看到了苏联大使夫人也在那里。虽然她们与大使夫人既没有打照面，也没有说话，但是：
有口无心的葛拉妮娅回到家中把我们在崇文门毛衣店的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丈夫。令人万万想不到的是，C君却在暗地用这件事来罗织我和葛拉妮娅的一大罪状。葛拉妮娅说话向来口无遮拦，总是津津乐道地把我俩交往的事向C君陈述。真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她丈夫居然能借助自己丰富的想像力，把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编造成有声有色的“间谍活动”，把我们那次在毛衣加工店意外碰到大使夫人干脆说成是“秘密接头”。C君这些耸人听闻的诬告材料，如不是葛拉妮娅在他的书桌抽屉里亲眼所见，我怎么也不相信如此卑鄙伎俩会出自C君之手。（李莎 《我的中国缘分――李立三夫人李莎回忆》）
中央接到陈的诬告信后，对李莎进行了内部审查，结论是查无实据。但在中苏关系不断恶化的情况下，一些老同志建议李立三与李莎离婚。李坦然表示：“在苏联最困难的时候，李莎都没有抛弃我，还给了我以极大的支持。我不能恩将仇报，无缘无故地把人休了。”最后，经有关部门批准，李莎放弃了苏联国籍，加入中国籍。
据说，陈昌浩写作此信的动机有二。其一，为了报复李立三。1959年起，陈昌浩明确提出离婚，而妻子不肯离，闹得满城风雨。李立三与陈昌浩夫妇是多年知交，1960年春写信给陈昌浩，提出批评和规劝，陈听不进去，还迁怒于李立三。其二，为了与葛拉妮娅离婚。李莎介绍：“……在C君看来，再也没有比借着政治气候来摆脱葛拉妮娅更为合适的了。政治嫌疑就是最好的理由，既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达到自己的目的，还可以借此标榜一番自己坚定的党性立场，抹掉自己的一些‘尾巴’。C君没有与葛拉妮娅进行协商和谈判，便单方面诉诸法庭。”陈昌浩提出离婚的理由是葛拉妮娅“政治思想不好”，是“修正主义分子”，“与苏修站在一个立场上”，“竭力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搞特殊化”等。事情终于闹到法庭。在李立三的支持和帮助下，葛拉妮娅在法庭上有力地为自己辩护，儿子也坚定地站在母亲一边。最后法庭还是判决离婚，但没有采纳陈的政治理由，而是“夫妻感情不和”，原有财产两人均分，儿子由葛拉妮娅抚养。
李立三与陈昌浩都曾在共产国际下属的“外国工人出版社”工作过。据李莎说，陈昌浩与李立三合译过苏联长篇小说 《旅顺口》，陈领取稿费后一声不响地一人独占了，半个戈比都没有分给李立三。由于两人的妻子都是苏联人，两个家庭有过长期亲密的交往。更重要的是，李、陈都是党内斗争的失败者，两人的日子都不太好过，本应夫妇相互支撑、朋友相互扶持，但陈昌浩为了与妻子离婚，不惜迎合“反修”的意识形态，诬告多年的老友。这不能不令人感慨万千：曾统帅数万将士、叱咤风云的“陈总政委”，要离婚就离婚，为什么要借政治运动诬陷妻子，也诬陷曾一同经历过苦难与屈辱的李立三一家呢？
1966年底，彭德怀被从成都押回北京批斗、关禁闭。陈知道后对儿子说：“彭德怀都被抓回来批斗，我们是免不了了！”1967年武汉“七二”事件后。他和徐向前被诬为“陈再道的黑后台”，受到秘密指使的红卫兵对陈进行了残酷的“批判斗争”和毒打，加上陈风闻李立三“自杀”以及妻子被捕的消息，情知自己厄运难逃。30日晚，绝望之极的陈昌浩在寓所“红霞公寓”里吞服大量的安眠药，离开了令他感到痛苦和不解的世界。
李立三、陈昌浩自杀后，他们的妻子都被捕入狱。两位妻子都有不错的结局。1975年，系狱8年的葛拉妮娅被释放，得到儿媳的精心照料。1980年代初她想带着儿媳回苏联定居未成，举家重回中国，数年后又随儿媳远去澳大利亚安度晚年。李莎1975年出狱，1979年正式平反，任教于北京外国语学院，因其教学成就而赢得普遍尊敬，晚境甚为风光。陈昌浩呢？以徐向前的《历史的回顾》为代表，陈昌浩在四方面军的功绩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但是，他的告状信一事，却总是令人不忍提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