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一位华裔剧作家、小说家，高行健的创作取得了巨大成就，并为此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殊荣。但由于他身份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不少人认为他不能代表中国文学的最高成就;但也有人从流亡文学的角度看待高行健的作品，认为高行健的“流亡”是一种有目的的“流亡“，并且认为正是高行健的流亡，增加了他的国际文化资本，“中国性”是高行健获诺奖的重要因素。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高行健虽然反对为国家或人民代言，并认为写作是纯粹个人的活动，但他的获奖恰恰证明了诺贝尔委员会，这个代表主流价值观的权威机构，对高行健的肯定，对他那个流散群体的肯定。
关键词：高行健;诺贝尔文学奖;流亡;中国性;超越;普世性
高行健（1940年1月4日―），华裔法国剧作家、小说家、画家、导演，1980年代末前往欧洲，现为法国公民。代表作有小说《灵山》、《一个人的圣经》，戏剧《绝对信号》、《彼岸》、《野人》，文艺论文集《没有主义》等。
虽然高行健说“一个作家既不代表一个国家的文化，也不代表一个国家的人民”②，“文学也只能是个人的声音，而且，从来如此。”但他又说“文学并不旨在颠覆，而贵在发现和揭示鲜为人知或知之不多，或以为知道而其实不甚了了的这人世的真相。真实恐怕是文学颠扑不破的最基本的品格。”“文学摆脱掉这样或那样的主义的束缚之后，还得回到人的生存困境上来，而人类生存的这基本困境并没有多大改变，也依然是文学永恒的主题。”③
“流浪小说有两种：有目标或目的是流浪，无目的曰漂泊”⑥。1983年高行健因为一场反“精神污染”的运动而逃往中国的西南，历时五个月。这可谓是他的第一次“逃亡”，是被迫的也是一次自我的逃亡。1987年高行健去德国从事绘画创作，1988年定居法国，从此再没有回过中国。如果说第一次的“逃亡”是被迫且无奈的选择，那么第二次的“逃亡”则完全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流亡”。由此可见，“当思想上无法获得自由而又不想保持沉默的时候，高行健只得选择走上流亡之路。这是他迫但又必然要走的一条路。高行健的流亡，是对自由的追求，其精神意义大于地理意义”⑦。对于他来说，“流亡”其实已成为一种象征，象征一种对主流社会的拒绝，象征对权力结构控制的逃离，对心中向往的那份自由的追求。高行健自己也说：“作家倘若要赢得思想的自由，除了沉默便是逃亡。”⑧沉默等同写作生命的结束，这是与身为作家背道而驰的，于是剩下只有逃亡。由此可见，高行健追求的自由是与逃亡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高行健的创作主要集中于80年代，如他主要的戏剧《绝对信号》、《车站》、《彼岸》、《野人》;小说《灵山》等都是在80年代完成的（《一个人的圣经》完成于1999年）。因此，他的创作必然中国传统文化的因子。刘再复认为高行健“扎根中国文化，对中国文化作出卓越贡献”⑨“高行健首先是一位用汉语写作的中国作家。他的血缘是中国的，最初的文化积累也来自中国。”⑩事实上，高行健自己承认民间文化和边缘文化对他创作的影响。罗多弼认为可以把《灵山》作为有中国特色的世界文学来看待。“高行健创作的意义就在于呈现了中华文化传统的广博多元。”与其说他发明不如说是再创造或更新了传统的中国主题、主旨、神话诸如此类的东西。“我在《灵山》中所追求的是另一种中国文化，另一种小说的概念和形式，也是另一种现代中文的表达。”瑞典文学院对高行健获奖的理由是“其作品的普遍价值，刻骨铭心的洞察力和语言的丰富机智，为中文小说和艺术戏剧开辟了新的道路”。《灵山》是根据作者在中国南方和西南部偏远地区漫游留下的印象，它揭示了中国文化鲜为人知的另一面，即他所定义的中国长江文化或南方文化，换句话说，也就是被历代政权提倡的中原正统教化所压抑的文人的隐逸精神和民间文化以及汉、苗、彝、羌等少数民族现今民间的文化遗存。《山海经传》展示了中国远古神话系统的精彩风貌，复活了几乎被遗忘的中国原始文化体系。蓝诗玲就认为，只要国家仍然是全球事务中的行为主体，那么民族身份和文学的联系就会保持对全球意识的有力控制。这说明中国身份是高行健获奖的重要因素。高行健在中国大陆的不幸遭遇，增加了他的国际文化资本，并且加强了他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这从高行健获诺贝尔文学奖后在台湾和香港地区兴起的“高行健热”就可以看出来。 “文学也许有其他使命，但是，伟大的文学的根本使命却是展开生命个体的灵魂冲突。”“中国古代文化缺乏灵魂叩问的资源。”“和拥有宗教背景的西方文学（特别是俄罗斯文学）相比，中国数千年的文学便显示出一个根本的空缺：缺少灵魂论辩的维度。”高行健虽然承认民间文化和边缘文化对他作品的影响，但他追求一种“超然”和“中立”的立场，认为没有必要为了书的销量而特意表现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元素，主张摆脱了政治和商业的操纵，非功利写作的“冷的文学”。“对一个作家来说重要的是超脱，重新创造，而不是以卖祖先留下的遗产为生。”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中国文化缺乏灵魂叩问的资源，缺少表现人类灵魂精神的突围。高行健坚持贯彻创新是超越民族文化的证明的理念，从而创造了具有人类普遍价值的文化成果，使得他的作品具有了“普遍性”，而这也是得到诺贝尔委员会肯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刘再复认为，高行健虽然扎根于中国文化，取材于创新中国文化，但他并不强调中国性，更不强调民族主义，相反，他扎根中国文化又超越中国文化，追寻的是人类普世价值。他在《灵山》、《山海经传》、《八月雪》 中探讨的是人类如何在自己的心灵中找到太阳、找到灵山、找到光明之源的共同问题，在《一个人的圣经》中呈现的则是东西两方都遇到的生存困境、人性困境。
鉴于高行健身份的不稳定性，史书美从“华语语系文学”和“流亡文学”的角度论述了高行健进入世界文学的角度和具体形态，认为越是富有民族性的东西越是富有生机的，还认为诺贝尔文学院对高行健的肯定应该是对华语语系的肯定，而不是对中国文学的肯定。从流散文学的角度看，高行健的流亡是对主流价值观的拒绝，对官方权力机构的逃离，对心中自由的向往和追求。反过来说，相对于主流社会而言，他又是一个被边缘化的人，一个身份尴尬的人，但讽刺的是高行健的获奖恰恰证明了“是主流社会价值观对他们的肯定，
对这个独特群体的肯定”。（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
注解
①高行健：《文学的理由》
②高行健：《没有主义》，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第15页。
③高行健：《没有主义》，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第15页。
⑤黄焰结：《权力开路 翻译为媒-个案研究高行健的诺贝尔文学奖》，《山东外语教学》，2011年第1期（总第140期）
⑥赵毅衡：《无根有梦：海外华人小说中的漂泊主题》，《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5期，《文学研究》
⑦董岳州《 流亡与边缘-高行健与奈保尔比较》，《衡阳师范学院学报》，第34卷第2期，2013年4月
⑧高行健：《文学的理由》
⑨刘再复：《当代世界精神中价值创造中的天才异象》
⑩刘再复：《当代世界精神中价值创造中的天才异象》
黄一，黄万华：《欧洲华文文学：远行而回归中的文化中和》
高行健：《没有主义》，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第114页
刘再复：《中国文学的根本性缺陷与文学的灵魂维度》
高行健：《没有主义》，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第15页
董岳州：《流亡与边缘―高行健与奈保尔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