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多元主体，有关党政部门、人大及人大代表、大众传媒和公众，不同层面和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官员问责。具体而言，有关党政部门是官员问责的主导和决策者，人大及人大代表基本处于边缘境地，大众传媒选择性地报道有关事件并引导舆论，公众基于个人观感形成群体性意见。
【关键词】党政部门；大众传媒；公众；官员问责
自2003年“非典”事件始，我国官员问责已历十年。十年间，因各种缘由，一大批问题官员以各种形式被问责。安全事故负有责任，生活作风存在问题，群众路线落实不力等等，均可能导致官员被问责。警告、停职或免职等等，皆可以成为其问责形式。毫无疑问，官员自身是问责对象，而有关党政部门、人大及人大代表、大众传媒和公众是其中重要的参与者。
考察有关党政部门、人大及人大代表、大众传媒和公众在官员问责中的角色与功能，对于理解和改进官员问责具有现实意义。
一、有关党政部门：官员问责的主导者和决策者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过程中居于核心地位，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这是不容置疑和改变的。作为党和国家干部管理制度的根本原则，党管干部根深蒂固、意义重大。备受关注和解读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完善和落实领导干部问责制，完善从严管理干部队伍制度体系。这是当前我国官员问责的纲领性表述，表达了党中央整顿吏治的坚定决心。
早有统计显示，有关党政部门在各级各类官员问责中扮演核心角色，发挥着决定性作用。2003年至2006年四年间，在《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报道的73起官员问责事件中，81%的发起者和99%的启动者均是上级党政部门。近几年网络问责极为显眼，但仍受制于以党政部门为主体的传统问责体制。有研究指出，网络问责与公众问责等问责类型一样，在问责发起能否转变为问责成立环节面临着党政部门的“倾向性影响”。换言之，官员是否问责、如何问责，很大程度上是有关党政部门依据形势判断和现实需要而进行的人事安排。
2013年8月，知名主持人孟非几天内连发数条微博，建议取消对民航局局长的飞行保障，直言“您该引咎辞职了”，数万名饱受航班延误之苦的网友亦纷纷发言力挺。对此，民航局方面几乎没有任何回应。10月，央视《焦点访谈》以“证难办脸难看”为题，曝光了河北衡水武邑县及江苏徐州丰县政府工作人员，对群众办理普通证件百般为难，互相推诿，“拿着一点权力，就是随便愚弄或者是玩弄这些老百姓”。事发当晚，两地党政领导迅速行动，连夜办公，仅次日就对有关责任人作出处理决定。
二、人大及人大代表：边缘角色，问责乏力
三、大众传媒：问责的选择性报道
被誉为西方的“第四权力”，大众传媒在报道评论官员问责方面扮演特殊角色，它们发挥“放大镜”与“显微镜”的功能，使各级各类官员问责现象被广泛关注。本文依据不同标准简单地将大众传媒分为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当地媒体和外地媒体。
基于不同背景，当地（传统）媒体与外地（网络）媒体在官员问责过程中可能有截然不同的表现。传统媒体正为某位官员大唱赞歌，网络媒体可能继续保持着冷静和客观；地方媒体对某位官员问责只有寥寥数语的通稿，外地媒体可能已给出铺天盖地的“起底”报道。部分媒体错误地理解党管媒体原则，忘记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以致沦为“家奴”为个人背书。
四、公众：官员问责的意见群体
民众认可和支持是政府合法性的根本来源。公众密切地注视着官员们的一举一动，对其问责尤为关注和敏感。近几年，网络技术突飞猛进使公民对官员问责有了更便利的参与平台和表达渠道，他们的表现极为抢眼。“硬磕”民航局长的孟非在微博上一呼百应，数以万计网民自发加入“声讨”民航的队伍；“证难办脸难看”节目播出后，民众纷纷晒出自己遭遇的类似经历。
但是，公众问责明显地追随意见领袖或重大舆情，有着较强的盲从性和投机性。公民个人似乎总期待有人振臂一呼，替大家把权利争取了，而自己只需随声附和几句。民航延误之苦，窗口官僚主义作风，由来已久非一日之寒，多少人经年累月地逆来顺受委曲求全，甚至想着法子钻空子，以图一己之私。有人就调侃“办证难”当事人不识时务，没有送红包却想顺利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