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金山大地震、泰坦尼克号沉没、“一战”、“二战”、“911”……
所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为了应对潜在的、未知的危险，古人求助于巫师和占卜，现代人则发明了保险公司。众所周知，这种公司主要从事收取保费、赔付损失等业务。鲜为人知的是这种公司还有一个与钱没有直接关系的“附加业务”――记录历史。
因为保险公司与人类一道，行走于危险与平安之间，它们的历史，即是人类历史的一段。
比如有着126年历史的安联保险集团……
天灾不断
1906年旧金山大地震、1912年泰坦尼克号沉没
安联是一家来自德国的保险公司。
虽然在财富500强上的排名不过三十来位，但这家公司一向被认为是“深藏不露”的企业，言外之意是其经济实力不止于此，故而在一些财经杂志上，会直接称其为“全球最大保险和资产管理集团”，稍微严谨的则会加上一个“之一”。
然而，更加“深藏不露”的，是它的历史。
据说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就有了类似保险一类的东西，但绝无保险公司的存在。这方面的先行者是英国，因为其海权一度极盛，成千上万艘船舶航行于七大洲四大洋，相应的海难风险也是成千上万，保险公司随之而出乃是大势所趋。
反观德国，自中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以来，长期处于四分五裂状态，政治上的统一都尚未完成，何谈商业上的繁荣，更遑论发展保险业了。所以在英国保险市场风起云涌之时，德国的保险业则基本上是毫无动作的。
一个人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切。
俾斯麦。
这位“铁血宰相”不仅有一套纵横捭阖的外交本事，在列强环伺之下以不到十年时间统一德国，更在内政上有深远的目光。当统一之后的德国开始迅猛工业化时，他也看到了同样迅猛扩大的工人队伍，以及恶劣工作条件对他们形成的巨大危险，这种危险导致许多熟练工人移民去了美国，因为那里虽然没有保险，但工资更高。俾斯麦并不认为依靠发展英国那样的私人保险公司就能一举解决这个问题，他的方案是提高福利，并通过诸如《工伤事故保险法》一类的法案迅速建立起一个社会保障体系来。
但他并不反对私人保险公司的发展。
俾斯麦大费周章地从国家政策层面建立保障体系，这本身就说明保险之市场，蔚为可观。
何况德国原本就有广泛的民间互助传统，中世纪以来的大量组织长期扮演着“准保险公司”的角色，在对于保险的接受上，德国人并不存在太大的心理障碍。
于是私人保险公司如雨后春笋而起。
这其中以德国慕尼黑的保险业最为发达，在19世纪的最后十来年中，从这座德国南部最大城市、曾经的巴伐利亚公国王都走出了两家世界级保险巨头：一家名为慕尼黑再保险公司，另一家即是安联。
后者又源于前者，是慕尼黑再保险公司高管卡尔・冯・西门与他的银行家朋友威赫姆・冯・弗里克所创。此后百余年间，两家公司之间也是关系复杂、多有纠缠。
虽然来自慕尼黑，但安联的注册地是在柏林，因为那里是德国统一之后的首都，而巴伐利亚公国早已不存在了，注册的时间则是1890年2月5日，主卖海上保险。三年之后，安联的分公司就开到了保险之乡――英国伦敦。六年之后，安联的第二家分公司又开到了法国巴黎。这些分公司的经营者，皆有绝佳经营才华和深厚的背景，比如巴黎分公司经营者纳哈姆就是安联创始人卡尔・冯・西门的侄子，他只用了一年时间就让安联公司的年报中特意增添了法文版本，因为其拉来的法国客户实在是太多了。
但这种成功还有一个更加关键的背景――德国的崛起。
伦敦，一个国际局势舆论集散地，当时正在流行“德国威胁论”；巴黎，则是长期与德国对立的敌国之都，法国人曾发誓要报普法战争之仇。一家德国保险公司却能在这两地很快打开局面，没有强大的祖国做靠山，以当时欧美列强的野蛮作风，不难想象会有何等飞来横祸的出现。
一时间顺风顺水的安联，很快又进入了美国市场，这可是一片保险业的沃土。特别是在纳哈姆于1904年掌管安联之后，有成功海外工作经历的他，全力推动在美业务。
不料遇上了一场巨灾。
1906年4月18日，星期三，凌晨5点12分左右，一场震级超过里氏八级的超强地震袭击了美国旧金山，这座人口超过四十万的国际大都市立即陷入火海之中。之所以会形成火海，除了地震造成的天然气管道破裂外，还在于人为破坏，其中有为了阻止火势蔓延而主动烧毁一些房屋的应急之举，也有为了骗取保险的趁机纵火之徒。因为当时保险公司只为房屋投保火险，要想“发灾难财”，只有自己痛下狠手了。
于是接下来的赔付成了一道摆在保险公司面前的难题――区分到底哪些是毁于天灾？哪些是毁于人祸？
这其中自然也包括正在美国做得风生水起的安联。说来也是倒霉，安联公司直到1905年才开始卖火险，不料才过一年就遇上了“旧金山大火灾”。在按照当时币值也高达300余万美元的赔付总额面前，连许多美国本土保险公司都迟迟拿不出一个解决方案来，而当时伦敦金融杂志则以奇怪的口吻写到：“旧金山价值不菲的废墟让保险公司集体昏厥”。
安联却并未“昏厥”，在一些公司以提高保费，拖延赔付等手段来降低压力时，安联很快就完成了大约30万美元的赔付，展示了德国公司的力量与速度。
这种表现显然大大有助于接下来的业务扩展，在纳哈姆的雄心指引下，以及德国向海外输出资本的推动下，安联开始进入荷兰、意大利、北欧、东欧，乃至亚洲。
1910年，安联进入中国。 同时安联还开发了一系列新型险种，比如机器损坏险，这种明显是与德国工业化过程中机器设备剧增相关的保险，是安联独一无二的产品，一直卖到1924年，这一垄断地位才被打破。
不料又遇上一场巨灾。
“泰坦尼克”号之沉没。
因为那部电影的流行，让世人皆知曾有一艘大船沉没于冰海之中。但甚少有人知道，沉没之后保险公司赔了多少钱。当时主卖寿险的英国保诚保险为这次灾难中的三百余名死者，赔付了大约15000英镑（当时币值）。而还未开始卖寿险、主卖海上保险的安联，则要赔付多得多的金额，因为它所保的，是一艘排水量六万余吨、造价高达七千万英镑（当时币值）的当时最大的客运轮船。
具体赔付金额大约属于公司高度机密，至今不为人知，但根据公司当时都开始通过股东拿出私人资产搞“众筹”的方式，可以判断这笔金额的规模，一定巨大到了惊人的程度。
但安联竟然挺过去了，然后，又是春天。
到1914年，安联超过五分之一的收入，都来自于海外，对于当时而言，这是一种颇为可观的跨国经营规模。
在见证天灾的同时又经受着天灾的考验，安联茁壮成长，而新的危险也即将降临――战争。
人祸连连
“一战”急剧萎缩、“二战”卷入更大风波中
1914年6月28日，当安联保险在德国的八百余名雇员还在为公司剧增的海上保险业务加班加点时，突然传来一件国际上的大事件。
奥匈帝国皇储费迪南大公夫妇被一名塞尔维亚青年刺杀。
虽然此三人均未在安联有过什么投保业务，但所有安联员工都意识到，情况大大的不妙。
一个月后，奥匈帝国以此事为由头，对塞尔维亚宣战，随后德、英、法、俄诸国相继参战，一时间欧洲大片地区化为一个巨大的战场，厮杀纷起。
第一次世界大战来了。
除了军火商，大约其余的商人都不会欢迎战争，保险公司也是如此。面对在这个由人类一手制造出来，又准备毁灭一切的“游戏”，保险公司不仅不能去“保险”，还会自身难保。
以安联为例，其在英国、法国的分公司立马就决定关闭，否则资产很可能会被查封，因为德国正在与它们交战。再者，由于战争规模极大，到了要动员一切力量的程度，因此安联在德国本土的经营也势必很难开展。还不到一年时间，安联的保费收入就剧降20%，更有不少员工开始应征入伍，放下保单，拿上步枪钻进了战壕，他们之中上百人在沙场战死。
一战持续四年有余，待到1918年11月11日德国宣布投降时，安联已萎缩到即将破产的边缘。
危急关头纳哈姆却有回春之术，在战争即将结束时就开发出新型的汽车保险品种。在战争结束之后，又与慕尼黑再保险公司，以及德国汽车俱乐部合营。慕尼黑再保险公司早在1914年就已是全球最大再保险公司，经历四年战火，实力依然雄厚，与安联更是关系密切。至于德国汽车俱乐部，则是在德皇威廉二世关照下发展出来的德国权威汽车组织，即便在那位皇帝逃之夭夭之后，这个组织依然是影响力十足。
于是在战争结束后的几年中，安联依靠车险迅速反弹，很快成为德国最大车险公司。
更加值得一提的是，常年活动于海外的纳哈姆，有着不同于那些国内同行的消息渠道和风险预测能力，他早就料到大战不可避免，并为此专门存下了一笔外汇，用于在美国的金融投资。对于经历了战火的德国公司而言，外汇是最为急需的资源，因为德国马克已经随着德国的投降而大幅贬值。虽然纳哈姆在1921年就离世而去，但他的先见之明却为安联的壮大打下了坚实基础。
继任者也就有了更大的“野心”。
比如涉足寿险领域。
其实，早期的寿险是与黑奴贸易有关的一个险种，罪恶的贩奴者为了降低损失，会为需要运送到美洲的黑奴都“投保”。而寿险随后发展到与普通民众相关，则要感谢发现了哈雷彗星的那位天文学家――爱德华・哈雷，他所编制的人口死亡统计表让寿险有了盈利的可能。有意思的是，此人明明是英国人，选择的统计对象却是一个德国小镇，莫非他早有在德国卖寿险的意图？而早期寿险业务，与其他保险业务一样，最初都是英国公司一枝独秀，一直等到前文提及的俾斯麦实现德国统一之后局面才有所变化。
安联却与寿险长期保持距离。
纳哈姆的继任者库尔特・施密特是一位毕业于慕尼黑大学法学系的高材生，1911年进入安联，然后又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成为了名上尉军官。他在接位之后不久，便试图以手中的外汇来收购几家经营寿险的德国公司，以便迅速进入市场。在谈判很不顺利的情况下，库尔特・施密特索性成立了一个子公司，自行经营寿险业务，并以极其惊人的速度，在短短五年时间内成为欧洲最大寿险公司。
很显然施密特也是一个“狠角色”。
需知当时德国处于软弱无力的魏玛共和国时期，经济萧条、失业飙升、社会动荡，法国更以赔款支付不及时的理由一度出兵占领了鲁尔工业区。德国马克处于疯狂贬值之中，最高峰时期一美元可兑换4.2万亿马克。
所以安联的逆势生长，堪称奇迹。
奇迹的缔造者库尔特・施密特也并非孤军奋战，他有一个好帮手，名为汉斯・赫本。这是一位擅长管理学的专家，在1918年进入公司后，一直致力于降低成本，多余人员与业务统统砍掉，精明强干的核心队伍则以高薪留住。
当1929年来自美国金融市场的大萧条开始席卷全球时，安联并未受到多大影响。它还有实力站出来收购那些即将破产的德国保险公司，比如一度号称德国第二大的法兰克福保险公司。
然而不久，又有新的危险逼近。
一战之后德国存在着浓重的民族主义情绪，大萧条的到来让其变得更加浓烈，军方和财阀更是有意在培植这种情绪，希特勒最初就是在德国军方授意下进入一个“德国工人党”的探子，并在不久之后将其改造成了纳粹党。财大气粗的安联是否属于这些幕后操纵者中的一员，不得而知，但可以知道的是库尔特・施密特从一开始就有明显的亲纳粹倾向。早在1930年10月，他就与纳粹党的重要头目戈林搭上了钩。 戈林原本是一位生活富足的官宦子弟，却一直对战争莫名狂热，在一战中成为了王牌飞行员，战后又加入纳粹党，虽然他对经济一窍不通，却一直力争让自己成为纳粹党的经济领导。库尔特・施密特用大量的私人经济援助与戈林拉上了关系，并在纳粹夺权之后，为自己谋得了一个经济部长的职务。
老板如此，可以想象安联公司之变化。
自由选举的工会自然就不可能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狂热的纳粹分子，然后就是在雇员中大力灌输纳粹思想，公司内部实行军事化点名，播放希特勒的演讲，佩戴纳粹徽章，甚至解雇犹太籍雇员。
更有许多纳粹党内的流氓，假借政治名义，试图进入安联的管理层乃至董事会中，以捞取好处。
此时的安联，处于危险中，竟然不以为险。
风云诡谲
频临覆灭，战后重生
虽然长期为包括戈林在内的众多纳粹党头目提供无偿经济援助，但库尔特・施密特并未能在经济部长这个位置上站稳脚跟，匆匆一年，便因为心脏病发作而不得不离职休假，归来之后发现位置早被他人所夺。
政治上的失落并未让施密特对纳粹党失望，而安联此时的负责人汉斯・赫本，则保持着清醒得多的头脑，对于纳粹，他始终保留有相当的距离。在从事这件风险颇大的事情时，他也有好帮手：安联董事爱德华・哈伦格，同时也是德国保险协会负责人。在纳粹妄图将一切公司，包括保险公司，都纳入战争轨道时，两人小心翼翼地进行周旋，比如爱德华・哈伦格就不得不出任纳粹所成立的帝国保险公司主管一职。
当时几乎所有的德国公司都不得不“主动”购买纳粹党发行的国家债券，安联自然是大头，除去库尔特・施密特每年从公司户头上拿给戈林等人的那笔钱外，还得拿出多得多的钱来投入纳粹党控制的国家经济中，最高峰时期这种投入竟然占到了公司流动资金的三分之二。
除了这方面的压迫之外，纳粹党还强行干预公司业务，其中之典型，则是1938年11月的“水晶之夜”事件。
之所以名为“水晶之夜”，乃是当年11月的一个晚上，纳粹暴徒袭击了许多犹太人的商店与住宅，并把街道搞得一片狼藉。事情的发生让国际舆论对德国一片哗然，德国驻美大使就警告称：“现在连在美国的德裔移民都充满了愤怒！”为了“善后”，希特勒急忙授意戈林出面，召集各方人士进行商讨，其中一大主题，就是如何进行保险赔付。
于是安联就被卷入这一事件中。
按照纳粹党的思路，不仅不能对受损失的犹太人进行保险赔付，还要他们倒过来进行赔付，至于价码，则是十亿马克的天价。
面对这种荒唐至极的想法和要求，作为包括安联在内众多保险公司的代表爱德华・哈伦格，与纳粹党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谈判，从1938年11月一直谈到1939年8月，最终达成保险公司一次性支付130万马克，用以赔偿犹太人投保者在“水晶之夜”的损失。
此后，随着纳粹的覆灭，安联也在走向覆灭，公司资产大多毁于战火，或者化为了废纸一般的纳粹债券，总部大楼被炸为废墟，所有的海外分公司都不复存在。到1945年5月8日德国投降时，安联公司的实体其实已经不存在了。
但人还在。
承担“重生”任务的主要人物，就是那位在“一战”后协助库尔特・施密特的管理学专家汉斯・赫本。资历与能力都十分出众的他，面临着的是比一战结束时严峻得多的局面，能够保住公司就是万幸了。
当务之急则是“搬家”。
战后，苏联与英美法分别据有东德、西德，安联的总部，不可能继续开在柏林，那里因为两大阵营的日趋敌对使得柏林的不稳定因素太多，所以汉斯・赫本准备将安联的总部迁回发祥地慕尼黑。
在战争结束后大约两周，安联便从占领当局手中获得了临时授权经营许可，可事实上并无生意可做，因为挣扎于废墟中的难民既没有兴趣也没有金钱来购买保险。待到数年之后，东德、西德政府成立，安联方才有了些生机。特别是美国实施的“马歇尔计划”，为西德经济复苏提供了强大支持，连带着安联也活了过来。
在汉斯・赫本于1948年离职后，继任者汉斯・高特弗伦所考虑的已不是生存问题，而是发展问题了。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安联不仅成为了西德最大保险公司，还再度向海外布局。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布局的重点，首先就在于要花钱回购曾经在海外子公司的股份，如在意大利和奥地利的公司，因为此时它们都已经并入其他公司麾下了。
1959年，安联再度于巴黎开设分公司，此时敌意的目光已经大大减少，西德与法国都是北约成员，同时两国领导人戴高乐和阿登纳又在积极推进和解，未来的欧盟已在孕育之中。1962年，安联公司营业额超过十亿马克（当年币值），其中依然以车险为主。此后伴随西方经济战后复苏的“黄金年代”，以及汽车的普及，安联以全球车险业领导者的身份，在1973年跻身全球十大保险公司之列，当年保费收入中有近4000万美元来自海外市场，再度成为一个大型跨国公司。
1973年12月的石油危机让建立在廉价石油基础上的西方经济从“黄金年代”步入“滞涨阶段”，安联也随之受到影响。但太平多年，未有如旧金山大地震、泰坦尼克号一类大型灾祸的赔付情况出现，安联已经积累起了巨量资金，公司领导人沃尔夫・冈希伦提出在未来搞保险和搞银行就是一回事，故而在油价暴涨、车险市场低迷之际，安联进入了银行业。
除了入股一些实力雄厚的德国银行外，安联还通过有选择地收购一些海外保险公司来进入当地的银行业，原因是这些保险公司都持有一些大银行的若干股份，如此操作可谓一种高明的“迂回战略”。这些被收购的保险公司中不乏重量级的角色，如1991年收购的美国消防员基金保险公司，就让安联在美国保险市场的份额扩大了四倍，同时使安联成为了一些有关联的美国银行股东。1997年，安联斥资250亿美元收购法国AGF保险公司更是震惊世人，而AGF公司也持有大量德国德累斯顿银行股份。
1991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东西德统一。在这个历史的又一重大节点，安联没有丝毫犹豫，在东西德统一后不久便接管了东德国营保险公司的业务，而这家公司的前身之一便是当年安联留在东德的“分身”。随后安联大举进军东欧国家，分公司一直开到了俄罗斯，迄今已超过25家。
风平浪静后危险终将再次降临，这一次，是“911”。
发生在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事件，造成了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相关的保险公司自然也是受损不小，首当其冲的正是安联。按照最保守的估计，此次事件的保险赔付也在百亿美元左右，而安联最终赔付额接近15亿美元，是赔付额最大的保险公司。更为严重的损失来自于“911”对全球金融市场的打击，毁于袭击中的世贸大楼本就是全美乃至全球的金融中心，恐慌的股民疯狂抛售股票，一周之内美股缩水超过万亿美元，安联的股价更是一度狂跌到了“911”事件前的一半左右。
匪夷所思的是，如此困难的情况下，当年的安联还是实现了盈利，盈利额与在“911”中的赔付额大体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