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传统意义上中原人们一直以来称草原边缘地带的游牧民族为“野蛮的、无文化的、无组织的”人群。巴菲尔德想要做的是要将传统汉文文献中“他者化”的以野蛮、不开化形象出现的游牧人群，放到历史主体的地位上来解读他们。
关键词：游牧帝国；边疆；他者
在历史上，中国一般都会直接将一些紧邻的外族吸收到其文化的统治之下，但位于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拒斥中原文化与意识形态。巴菲尔德运用人类学的视角来考察游牧民族帝国与中国政权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一个解释包括蒙古帝国在内的游牧大帝国兴盛和衰亡的政治和经济组织分析模式，对中原政权与这些帝国的关系作了贯通性的研究。
有人认为游牧国家的创设是内部发展的结果；还有人说在游牧社会中，等级政治组织只有在国家社会的内部关联中才能产生。由此可以看出游牧民族并未“借用”即已存在的国家躯壳，而是被迫发展出自身的国家组织特性以有效应付他们的邻居。
内陆亚洲和中原地区的文化特征和生态环境大不相同，地理分布上存在明显的差异。它们以“帝国联盟”方式组织起来，它们对外事务上是像国家那样独裁，但内部组织则是协商与联盟化的。
匈奴人在草原上建立了匈奴帝国，不仅地域广阔而且所建立的匈奴国家在结构与稳定性上都相当的牢固，其根源可以通过匈奴国家的特性及其与中原所确立的关系中看出，它是一种“帝国联盟”的结构，巴菲尔德从内外两方面来进行分析。匈奴利用掠夺战略对汉朝造成威胁，迫使汉朝为匈奴提供所需资源。在整个西汉时期，汉人对匈奴的摧毁并未有所成效，汉朝从一开始的和亲政策到汉武帝的主战政策都未能完全消除匈奴的骚扰，而且还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在这之后产生的朝贡政策也只是和亲协定的补充，它给边疆带来了60年的和平。这种和平之所以实现是因为匈奴得到了大量的馈礼资助。但这种和平在王莽时期遭到破坏并发动战争。王莽死后，中原陷入一片混乱，而此时匈奴却保持中立态度，并没有对中原采取行动趁机称霸中原。巴菲尔德认为，这是因为匈奴国家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获取中原的资源而生存的，他们就需要中原有一个稳定的政府可以敲诈，他们乐于看到中原重新统一。
匈奴溃败之后鲜卑控制着北部草原比起匈奴，鲜卑帝国发展在各方面都要差一大截。鲜卑是一个跨部落统治下的松散联盟，在政治结构中权力被授予众多小头领，只是偶尔在一位具有神性魅力的领袖统领下才能联合起来。对于鲜卑来说他们更愿意依赖于劫掠所得的利益而不是与中原签订和平条约，他们与中原的战争时间常多于和平时间。巴菲尔德认为原因在于鲜卑内部缺乏强有力的中央统治，其政治结构是一盘散沙，而且鲜卑的首领们只有依赖战争才能维持自身权利。
到了十六国时期，这时是中原与北邻关系的转折期，在这一时期外族王朝首次在华北建立国家政权。刘渊是匈奴汉国的第一代皇帝，他开始采用中原的行政制度来统治这个新王朝。他采取一种二元化组织的方式，他们通过分割统治机构，在军事上重用部落首领，在农业地区使用汉人官僚，并加以分割管理，随着部落军事力量征服汉人领地，对这些地区不再像战利品那样加以瓜分，而是由汉式官僚机构加以管理。正是在这个十六国及南北朝时期首次实现了在其他王朝崩溃之时出现了一种为后世所沿用的结构模式。
突厥这一最有名的游牧部落在6世纪中期时进入汉文历史文献中，与匈奴相比突厥更容易陷入内战，这是因为有大批潜在的继承人，而他们除了动用武力，否则无法消除旁系的继承要求。一旦陷入内战，战败的一方可采取与中原结盟的方法获得力量，他们会向中原称臣以获得军事力量来打垮与其对抗的部落，相应的如果草原的力量扩大中原也会动用武力来消灭他们。
当唐朝建立起来的时候，大量的草原习惯已经融入了北方的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在朝廷中的汉人贵族那里。政治与军事事务也受到了草原的影响而有所改变，在草原政治中，尤其是暴力的使用在唐朝初年鲜明地体现出来如李世民弑父。而在与突厥的战斗中，他的战术是迫使突厥撤退，并且认为只要在充足的时间，突厥就会由于其内部争端而土崩瓦解而这一预测后来应验了。
随着唐朝的灭亡，边疆及中原内部的政治形势与汉朝之后外族王朝的更迭在结构上非常相似。契丹人建立的辽朝是东北征服者的一个主要例子。女真人打败了契丹人成为了华北的征服者，他们是典型的征服者，部落首领最初是寻求支持以进行更大战斗的联盟的组建者，并且取代了一个不得人心的、防御性的辽朝朝廷，他们的金朝被认为是高度汉化的远甚于契丹，这是因为汉人影响力的增强也与女真的政治发展紧密相连，另一个因素是女真人在征服华北时文化发展的水平状态。
成吉思汗创建的蒙古帝国凭借的是个人追随者建功立业而非依靠部落的忠心其最高级的职位并没有分给他的家庭成员或传统上的部落首领，而是给了最忠诚的将领，这种统治方式使蒙古军队较之草原上曾经出现的力量要稳固得多。蒙古人所建立的元朝统治垮台之后，明朝建立起来，明朝很大部分的结构都是来自于东北和蒙古模式。明朝对待北部草原的战略政策主要是防御，至永乐帝才开始向边疆进行远征活动，而西蒙古人因未能与中原建立利益关系而逐渐灭亡。它的灭亡使东蒙古人崛起，并与明朝建立起朝贡关系，使中原与游牧力量之间的冲突大为减弱。
之后，在众多边疆冲突中，满洲人崛起了努尔哈赤是满洲国家的创建者，满洲人对中国的政府代表了一种敲诈的战略，他们依靠的不是军事力量而是组织结构。满洲人在对边疆问题很有一套，他们通过让游牧力量处于分裂状态而且还使他们置于中原直接统治之下的方式。清朝在对蒙古人的政策中是通过提供与明朝相同的奉供以及购买蒙古马匹的方式使部落贵族脱离明朝，满洲人还通过联姻维系了蒙古与满洲贵族之间的关系。最后，蒙古黄金家族成员通过与满洲人结盟而保持了他们的地位，并且阻止了沿着中原边界形成一个统一游牧国家。
准噶尔是最后的草原帝国，他们是重新建立起来的西蒙过国家，占据着内陆亚洲地区。清朝对准噶尔的态度则是将它们歼灭了，这是由于准噶尔有力量并且也正打算合并北蒙古建立一个新的草原帝国，这将会威胁到清朝对边疆的控制，使其处于危险的境地。清朝对准噶尔的征服，宣告持续2000年之久的中原与游牧帝国争斗的终结，可以看出这些游牧民族国家必须具有帝国联盟的结构，以及严密的权力继承机制，才可以使其国家稳定。
在传统意义上中原人们一直以来称草原边缘地带的游牧民族为“野蛮的、无文化的、无组织的”人群。巴菲尔德想要做的是要将传统汉文文献中“他者化”的以野蛮、不开化形象出现的游牧人群，放到历史主体的地位上来解读他们。证明他们并非是野蛮的、未开化的，恰恰相反这些草原部落正是由于他们内部的组织结构才能够骚扰中原地区2000多年而最终入主中原。游牧民族虽然没有基本的农业生产基础但这并不代表他们没有组织、没有文明，只不过他们的组织、文明与中原的不同。在学术上像巴菲尔德这样研究“他者文化”的学者并不只有他一人，在他之前的马歇尔・萨林斯的《“土著”如何思考》其中就试图还原土著人的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