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冷战的影响 基金会的负责人动辄以“全人类”为坐标，如此强调思想沟通，兼容并包，在“冷战”时期意识形态尖锐对立的情况下他们是持何态度，怎样度过的呢？这有一个演变过程，有轨迹可循。
(2)关于“非美活动”的指控和审查事件从1951年下半年开始，美国国会根据某几个国会议员的提案，对几大基金会的“非美和颠覆性活动”进行审查，首当其冲的组织之一就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经过如下：〔34〕1951年8月，众议员科克斯（E.E.Cox）提出一项决议案：“成立专门委员会对某些教育与慈善基金会以及其他类似组织进行充分、全面的调查”，调查的主要内容是“非美和颠覆性活动，或违背美国利益与传统的目的”。
主要是针对那些“从事社会改革和国际关系”的组织。具体到洛氏基金会，科克斯罗列的罪名有关国内活动的大致是它过去资助过的知识分子中有人思想左倾、写过亵渎宗教，肯定马克思的文章，或本人有共产党嫌疑等等；关于国际工作，除资助翻译大量有关苏联的书籍资料被说成是为苏联张目外，重点就是它的在华工作，其说法颇为耸人听闻：该基金会32年来在中国花了几千万美元，绝大部分是资助了中国的高等教育，培养了大批人才，而革命一来，这些人纷纷倒向共产党，所以是洛氏基金会的钱培养了中国共产党的骨干力量。
依此推理上纲，说是当前在朝鲜战场上牺牲的美国青年部分应归罪于该基金会的所作所为鼓励了中国高等院校的知识分子倾向中共的潮流云云。1952年，美国众议院正式通过科克斯再次提出的决议案，成立了一个七人组成的“科克斯委员会”对基金会进行“全面彻底调查”。
这一轮调查的结论对基金会的工作基本肯定，只有一些“小的判断错误”。但是1953年共和党上台，同时共和党在众议院占多数，加以麦卡锡主义正当高潮，此议又起。
在众议员里斯（Carroll Reece）的推动下，再次通过决议成立调查委员会，称“里斯委员会”，并为此拨款5万美元。这回罪名进一步升级：指控基金会是一项旨在在美国推行社会主义的“恶毒阴谋”的一部分。
1954年底提出了调查报告，称“里斯—沃尔考特报告”。该报告也是重点攻击其社会科学方面的活动，指责其“明显地倾向于左派的政治观点”（据基金会方面的辩护词说，当时的美国人根本不理解社会科学的重要意义，还有人把它同“社会主义”混为一谈）。
“太平洋关系学会”当时正被认为是亲共的“颠覆性的组织”，基金会与它关系密切当然是一大罪状。连基金会资助过的美国社会科学理事会、教育理事会以及外交政策委员会都在攻击之列；甚至诸如两性关系的研究项目都说成是破坏美国的传统观念和原则，因而是“真正意义上的颠覆活动”。
由于这一报告立论过于极端，打击面过宽，且据说是调查手段违反了国会正当的程序，“里斯委员会”内部发生了分歧，有几名成员另外提出一份“少数派报告”，指责委员会的做法违犯了宪法所保护的个人自由权利，并坚决反对再继续此项调查。此案于1955年以指控不成立而结束。
这一事件是美国反共高潮中麦卡锡主义的产物，现在回头看是一场大闹剧，有点大水冲了龙王庙的味道。基金会的长达数百页打字纸的辩护书中说：当初基金会刚成立时一般人对它的主要担心是怕它成为财富、特权和反动势力的工具，而今反过来指责它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敌人，辩护书自认为二者都不是。
事实上洛克菲勒基金会决不是在美国无权无势，只能被动挨打，这是与麦卡锡主义横行时期美国的其他受害者大不相同的。此调查案一出，美国立即舆论大哗。
就在当时的气氛下，美国主要报刊如《纽约时报》等都站在基金会一边公开对这种做法进行抨击，各高等院校以及知识界人士纷纷写信或发表声明表示支援。所以尽管指控的调子很高，来势汹汹，其实未能对洛氏基金会有丝毫损害，反而为它赢得更多的同情和声誉。
基金会不靠国会拨款，也是反对它的政客们奈何它不得的原因之一。与此同时，它的辩护书中也小心翼翼，决不承认“对共产主义警惕不够”的指责，也就是说，基金会的领导是认同反共的价值标准的。
那么他们是如何把反共原则同他们一贯标榜的兼容并包、有教无类的原则协调起来的呢？其自圆其说的逻辑是：决定某人为资助对象的前提是肯定此人一定会“用健全的、学术性的和科学的手段，客观地解释他的研究成果……并能不加限制地与‘学术自由’的世界交流其成果”，而效忠于共产主义的学者和科学家“不能被信赖会满足这些基本要求”，因此，只要坚持这一标准，自然就把共产党人排除在外了。这倒不是新发明。
自从有了苏联以来，美国的自由主义历来分两派，一派姑称之为“彻底的自由主义者”，就是认为思想信仰自由应该包括信仰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的自由，“我坚决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是我誓死保卫你发表意见的自由”的信条理应对谁都同样适用。另一派则认为共产主义（在这里往往等同于斯大林主义）排斥和压制一切其他学说，从而构成对思想自由的威胁，因此，要维护思想自由的原则就得剥夺它的自由。
美国的主流社会显然是后一种类似二律背反的逻辑占上风。基金会及其领导人无论如何是属于美国的主流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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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几点思考近半个世纪中，洛氏基金会的确对中国注入了巨大的财力、人力和心血。在实践中对中国的现代化的进程效果如何，应作一客观分析：
（2）洛氏基金会在华创业的动力是那个历史时期在美国精英阶层占主导地位的理想主义加西方中心论。寻根溯源，这种理想主义来自两个传统，一是加尔文教，一是17世纪的启蒙运动，二者都来自欧洲，而在美国生根、发展，具有了美国特色。
如美国著名宗教史学家马蒂（Martin E.Marti）所概括的，前者造成美国人的特质是相信改造地理环境的力量和与上帝的契约观念，也就是作为尘世的子民，有义务辛勤劳动以配得上上帝的选拔（美国人都是以上帝的选民自居的），由此产生的民族特性更明显地具有捐赠观念——“它应该从事发明创造，不断地收获、节约和捐赠，表现出一种获得上帝认可的意义与价值模式”〔36〕。启蒙运动对美国开国的思想家们影响更为明显。
其核心是以科学和理性取代宗教信条，但是又不反宗教，而是强调所有有思想的人都可领会神的意志。这两种传统又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强调人类的同一性。
在形形色色关于人类发展的理论中，粗浅地可分作两大派：一派强调同一性，认为各民族发展有普遍的规律，只有发展阶段不同，发展的方式也可能各有特色，但最终必然殊途同归，基本价值观念也应该是一致的；另一派强调不同民族或国家的不同特点，不同的要求，不能强求一致。基金会的主导思想显然属于前者，也可称作“普遍主义（universalism）”。
在他们那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的核心就是科学和理性，这是一种世界观，是对待宇宙万物的态度，在方法论上是归纳法，这些都来源于西方。在他们看来，与此相对的东方思想是神秘主义，不求甚解，依靠经验和传统，在方法论上主要是演绎法。
简单化地说，应该以前者改造后者，中国才能获得新生。他们不但是西方中心，而且是美国中心论。
20世纪初期的美国正处于上升时期，朝气蓬勃，物质上迅速富裕起来，精神上充满自信。那时盛行一种浪漫主义的说法，即人类文明始于东方，主要是中国和印度，一路西行由欧入美，现在顺理成章该由美国再传到它的发源地来完成这个圆圈。
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背靠着大西洋彼岸信心动摇、自叹没落的欧洲旧大陆，隔太平洋遥望贫穷落后而又充满新生希望的古老而辽阔的中国，“上帝的选民”的历史使命感就油然而生，真诚地相信自己是新的文明的代表。是“西方文明的刀刃”，以化天下为己任，理应所向披靡。
〔37〕对他们说来，基督教精神是一种道德力量，而理性与科学则是社会变革的原动力，二者结合起来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客观地、历史地看，在那个时候，科学和理性也正符合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追求。
在中国所发生的不仅是政治变革或革命，同时也是深刻的思想革命和社会革命。基金会在中国所扶植的事业，所倡导的精神，基本上顺应了当时中国进步的潮流。
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成为超级大国的美国相比，那时的精英离启蒙思想的传统更近一些，较少受各种霸权政治的、庸俗实用主义的以及意识形态偏见的腐蚀，因此可以说，那时传到中国的西方影响比之后来，精华对糟粕的比例更大一些。共2页: 1 [2] 下一页 论文出处(作者):
洛克菲勒基金会与中国（上）
世界银行评述东亚未来发展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