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的时候经常听评书，工作之后，没有多少时间听了。袁阔成先生的评书，我听得特别特别多，其中的故事我也比较熟悉，那时，还是抱着“匣子”――我们不叫它收音机――有固定的频道，定时播出，比如会播出《三国演义》《烈火金刚》。
一般来说，评书有“四大家”的说法，指的是单田芳、袁阔成、田连元、刘兰芳这四人。每个人都不一样，给我的感觉，单田芳的“哑嗓”有自己的特点，刘兰芳则是女声特点，田连元的声音介于单田芳和袁阔成两位之间。真正字正腔圆，且说得有“京味儿”，还就得数袁阔成先生。他的音色、音调，我觉得是能够被广大的听众所欣赏、喜欢的。
对于“古书”、“新书”，袁先生都讲得非常精彩，有些是现代人写的古代的事儿，比如他讲的《李自成》，其中好多桥段，比如“义送摇旗”，这里面感情的运用真是好！在说书的时候，袁先生不是在背词，而是把自己浓浓的感情融入进来，容易让人记住。
为历史普及做出了贡献
评书和历史的联系，这一点，太重要了。从现代的角度来说，在古代教育不普及的时候，有多少人是从学堂里了解历史？考试考“四书五经”吗？尤其是明清时期，不会有老师说：“今儿个给大家讲讲汉唐历史。”真正的历史在学堂里是学不到的，历史的传播途径恰恰不是课堂，更多的是通过评书。尽管评书说的历史，是加工的，不完全是历史，跟历史有很大区别，但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那点历史知识，在那些时代基本上是通过评书实现的。相声、戏曲也有作用，但它们传达的只是一小段。
所以，从这一点来看，袁阔成先生他们这一代人，在历史的普及层面，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北京评书失去了一个分类
口述 | 连丽如（评书表演艺术家）
袁阔成先生是我本门的师叔，跟我父亲（连阔如）是本门师兄弟，跟我先生家的交情也很深。
评书的门派分得很严格，北京是评书的发源地，袁先生的二大爷袁杰英是威震北京的说“短打书”最好的大艺术家。袁先生走的最大遗憾，是北京评书失去了一个门类。他家是说“短打书”的，评书的“袍袋书”和“短打书”是最主要的两大门类。他一走，一个行当、一个门类没有了，从此没有人说北京评书的“短打书”了，我心里特别伤感。学艺术最好是身临其境，以后要想再跟他学也只能从音像制品学了。
袁先生一走带走一个门类，是我们评书界的巨大损失。袁先生的“短打书”的特点是基本功特别扎实，语言精炼，动作干净利落脆，在台上表演动作也非常漂亮。他说的《水泊梁山》那叫一个精神，谁能比得了呢，可惜没有人传承下来。
录制《三国演义》，稿费没多少
袁先生是个大家，但他这个人非常朴实、谦虚，完全没有架子。1981年到1983年，他花了三年时间录《三国演义》，就在礼士路广电总局招待所的一间五平米的“小黑屋”里写。他一点也不讲条件，觉得这地方挺好挺安静，没什么人。其实最后稿费也没多少，这三年工夫要是去演出，他能挣很多钱，但是他为了弘扬评书艺术任劳任怨。袁先生为人随和，跟编辑的合作也特别好，编辑打断他，他也没有任何厌烦，就说“提醒得好！马上就改”。
袁先生的可贵之处在于对时代特色的敏锐把握，以及注重深入和体验生活。为了说好《红岩》，他深入大山，去体验抬“滑竿”的生活。他利用评书这种传统的曲艺形式来编演现代生活，非常接地气，而不是闭门造车，这点很值得肯定。
他编演的《三国演义》很受欢迎，他采用的是“古事新说”，所以有人说他是艺术家兼文史老师。这部书里面有一段是曹操赏识关羽，给他送去美女和黄金，但关羽不领情，曹操最后还喊了一句“向关云长学习”。他把当代的流行语汇也往里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