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实践检视：家庭扩展教育投入“异化”倾向的表现
家庭教育投入是教育社会投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弥补公共财政不足、维护教育质量以及拓展融资渠道具有重要作用。一般而言，家庭教育投入可以划分为两部分：一为必需性投入，主要是指家长为子女接受教育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如基本学费、书本费、校服费、交通费等;二为扩展性投入，是指家长为子女接受选择性教育而额外支付的费用，如技能班、辅导班等。
家庭扩展教育投入原本希望给子女提供安心学习的条件、快乐成长的保障和幸福生活的支撑，但仔细审视，即可发现其中存在不少“异化”的倾向。
1.扩展投资本为子女幸福却令其压力颇大
家庭为子女教育投资，从父母最真切的初衷来讲是想让子女生活得幸福快乐。然而父母的美好初衷却转化为对子女成为“人上人”的热切期盼。父母觉得让子女成为“人上人”,孩子们就会过得幸福快乐。那么，如何才能让子女成为“人上人”呢?让子女有一技之长、过人之处;让子女全面发展，不落后于人。这是大多数父母的想法，在当前人才评价体系的指挥下，父母围绕让子女成为“人上人”而努力。父母对子女的这种期盼，体现在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入上，父母希望通过增加教育投入来体现对子女成才的支持。从这个角度出发去理解当前“影子教育”的热潮似乎更加富有人情。但是，孩子们在父母花巨资给他们打开的这条通往幸福的大路上，是否幸福呢?研究表明，义务教育阶段超过70%的城市学生和50%的农村学生在参加课外学习和辅导[2],经济发达地区的比例更高。孩子们平时白天在学校上课，晚上到辅导班辅导;节假日比平时还要忙，一人要上几个班。家长们付出额外的资本作为助力子女成为“人上人”的基本条件，然而孩子们也付出了宝贵的时间，变成了小忙人。这些课程从一定程度上讲，可能会为开发兴趣、提高素养提供帮助。但是，孩子们的付出也是巨大的，他们往往没有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甚至不能理解这些活动的意义所在，在父母的安排下奔波于各类辅导班之间。这种压力，扼杀了孩子的天性和学习乐趣。
2.扩展投资本为获取额外收益却导致教育成本上升
家庭投资教育，特别是扩展性教育投入，是父母期待子女获得额外收益的重要体现。扩展教育投资，从某种意义上讲具有排他性。父母希望通过这种具有排他性的教育投入，使得子女能够遥遥领先于别人取得差异化收益，而且这种收益聚集到一定程度还有扩展效应。父母看到了扩展投资的巨大收益，所以在实际支出时都不遗余力。诸多父母为子女能够获得额外的教育收益，不惜勒紧腰带过日子，再苦再难也不能让孩子输给别人。但是，也正是父母的这种心态，恰恰导致了家庭扩展教育投入走向了它的对立面，出现了“异化”的倾向。家庭看到了扩展投资的额外收益，于是举全家之力投资子女教育，当这种行为是一种个体行为时，初始投资的家庭会在扩展投资中收获领先于他人的额外收益;但是利益驱动下的个体有理性会导致集体行动的无理性，具体说来就是当所有的人都进行扩展投资，以期收获额外收益时，这种扩展投资已经变成了“不落后于人”的必要支出，这不仅没有导致额外收益的流入，反而刺激了大众教育成本的普遍上升。在日常生活中，这样的例子是普遍的。比如，班级中起初只有少数学生参与课外辅导，他们的成绩可能会因为课外辅导这种扩展投资的收益而显着领先于其原来同一水平的学生，但是当其他家长看到原本和自己孩子水平相当的学生因为参加课外辅导而远远超过自己孩子的时候，同样会为其进行扩展投资，于是当其后为子女进行扩展投资的收益显现之后，双方的投资收益已经不再具有比较优势。所以，当某项扩展投资成为集体行为时，必然导致普遍教育成本的上升。
3.投资教育本为社会公平却扩大了阶层差距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讲，发展教育是维护社会公平的重要方式，教育对于优化社会结构、促进社会资本的阶层流动、维护社会稳定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需要特别申明的是，只有公平、平等的教育才能够起到这种积极作用。
政府鼓励家庭积极投资教育，旨在为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动力支持。但是，当前政策规定义务教育阶段不允许学校收取费用，在较大程度上限制了普通家庭通过投资公立学校自愿为义务教育支出、提高教育水平的路径。
当然，父母们很清楚子女进入学校的层次直接影响着未来发展的水平，所以家庭投资的着力点转向“课外教育”.但是，“家庭教育投资背景下的教育，就像商品一样，人们有权利根据自己的所需和条件选择自己心仪的产品，满足个体需求。但是家庭之间较大的经济实力的差距，使得人们选择教育和获取教育机会时并不处在相同的起点上”.富人的经济实力充足，具有强大的购买力，因而他们对于子女家庭教育的额外投资会远远超过购买力不足的穷人，“他们努力地把经济实力、社会文化资本、社会关系等优势最大限度地转化为教育上的优势，以期将来获得更大的回报，延续并加强当下家庭的优越性”,形成了家庭教育投入上的“马太效应”.而其导致的后果是可以预见的，初始的人力资本差距在市场条件下会逐渐拉大收入差距，不同阶层的子女日后发展差距也因此越来越大。而这种差距对于促进社会公平、构建橄榄型社会结构却是现实阻力。研究也证明，世界主要国家的私人教育支出与社会公平是反方向变动关系，较低的私人教育支出和学费支出会带来更大的社会公平。
二、理论思考：“异化”倾向的原因分析
以上种种现状表明，家庭教育投入的实践功效已经倾向于走向违背初衷的异端，与本体力量的抗衡及其带来的威胁说明家庭教育投入在充足教育资源、满足子女个体教育需求差异的同时需要理智分析、科学对待，否则就会在实际操作中举步维艰，甚至成为社会矛盾爆发的诱因。明确家庭扩展教育投入异化倾向的原因，有利于采取有针对性的解决措施。
1.个体行为动机效用最大化与利他主义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个人所受教育水平越高，人力资本存量就越大，在劳动力市场上所获得的收益也就越高。成本---收益理论则直接用大量的测算揭示，一个人的收入与他所受的教育程度直接相关，个人收入与所受教育水平的关系成为家庭投资教育的根本动力。家长们认为，要让子女过得幸福快乐，就必须在未来社会中有竞争力，提高受教育水平则是增加个人收入、增强社会竞争力的主要方法。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人类行为动机是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一个人，无论他的社会地位与角色差异，都被认为是在他所依存的制度所允许的界限内进行自己的选择，追求自己的目标。
家庭教育投入是当前家长利用现行体制追求子女幸福人生的重要方略，而中国社会传统文化心理又助长了家庭教育决策行为中的“利他主义”,父母为了子女能成为“人上人”,而甘愿减少自己的常规消费。这种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行为动机与家长们“利他主义”的结合，使得家庭扩展教育投入走向登峰造极的程度，于是出现了子女“课上忙完课下忙，平时忙完假期忙”的火热景象。此外，家长在目标与行为转化时的不对等及当前人才选拔制度的缺陷，是造成原本为子女幸福而投资却让子女活在沉重的学业负担下的现实原因。
2.个体理性与有限理性以及集体无理性
家庭教育投入从个体利益最大化出发，遵循制度约束，通过提供扩展投入来获取额外收益是个体理性的结果。但是人的个体理性是有限的：一方面，人们的个体选择面临的是一个复杂且不确定的对象，存在着信息不对称、不完整等诸多弊端;另一方面，人的决策能力、认识能力也是有限的，个体不可能做到无所不知。就家庭教育投入而言，个体家庭在做出投资决策时并不能准确判断其他家庭对子女教育投资的基本情况，如投资金额、学习时间、学习频率、学习内容等。所以，家庭个体往往选择能使个体尽可能获得更大收益的决策，而在淘汰性选拔机制中要想脱颖而出必须使个体享有的资源和收益具有排他性，所以最终个体选择的结果是竭尽所能增加扩展教育投入，寻求优质教育资源。扩展性投入过度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全体教育成本的上升和个体家庭教育负担率增加，这也正是集体无理性表现出的消极影响。
3.公共选择下的财政政策缺陷
公共问题与公共管理解决的问题之间具有不对称关系，即公共管理面临的待解问题是多样的，其解决的问题却具有选择性。鼓励家庭积极进行教育投入，针对的公共问题是国家教育财政支持不足，需要民间资本注入以满足教育发展的需求。但是公共选择下的财政政策，始终面临着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偏好现实问题，即个人对公共产品的评价，如何通过有效的机制将其真实地表达出来;二是偏好的加总问题，即当个人对公共产品给予不同评价并显示出其不同偏好时，如何将这些观点集中起来进行权衡，以形成最终的决定并最大限度反映选民的意愿。
当前的教育财政政策免除了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这是公共偏好揭示主流问题的政策选择，大部分民众希望接受免费的教育，但是也有不少群体希望支付更多的成本，享受更高质量的教育。于是，在公共政策外部转化为市场调节，市场调节的结果就是购买力强的人获得更多优质资源，反映在实践结果中是阶层之间更大的差距。但是反思发展教育的初衷，公共选择的缺陷导致教育发展的结果与维护社会公平的本意渐行渐远。
三、现实反思：“异化”回归正能量的路径规划
义务教育家庭投入异化倾向的出现既是公共选择的结果也是政府职责缺位的体现。由异化回归正能量，需要多方努力、统筹协作，不仅要从物质保障、制度建设等器物层面予以调整，还要从家长心态、社会文化心理等精神层面加以努力。异化倾向产生的背后，更有诸多问题值得深刻反思。
1.明确政府责任，保障基本公平
社会公平是教育公平的前提，社会公平被破坏意味着社会资源、社会财富在社会成员间分配不公[10],其结果必然是更大的教育不公平。政府在义务教育发展中承担着维护基本公平的职责，所谓基本公平就是首先要保证教育条件公平和起点公平。但是，当前教育财政体制下，义务教育阶段的经费统筹层面低，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大，因此不同地区的教育条件不公是显而易见的。即便是同一地区内部，由于历史上长期“厚此薄彼”的资源分配，不同学校之间的差异也很大，这种明显的比较差异是导致家庭扩展教育投入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聚焦区域内不同学校之间的差距，可以更加明晰政府责任的缺失。虽然认同差距存在，有差距不等于不公平，但是我们拒绝最低水平与平均水平之间绝对值的悬殊。政府的基本职责在于均衡与公平，不在于推优。优质资源可以更强力地吸引民间资本，但是困难群众的利益必须得到政府的保障。义务教育家庭投入的“异化”倾向产生及危害更需要政府从维护基本公平的角度加以疏导。否则，富人的子女享用优质教育资源，且不断将扩展教育投入的效用发挥到极致，而穷人的子女处在劣质学校中，且没有能力与富人的扩展投入相提并论，那么教育将不再是维护社会公平的工具，反而成为社会阶层的分流器、筛选机。
2.促进制度创新，优化选拔机制
家庭教育扩展投入是家庭利用制度约束获取额外收益的合理方式。当前人才选拔方式以知识考查为主要内容，以考试作为主要形式，指挥着父母围绕应试知识而用力。因此，应进一步促进制度创新、疏通人才晋升的渠道、优化选拔机制，更好地引导家庭教育投资的流向。
抑制教育自身的异化是促进制度创新的着眼点。“教育异化所导致的直接后果是人的发展的异化，它导致人的全面性、丰富性的丧失而仅仅片面发展了人的经济性、政治性等某一方面的才能。教育异化的本质特征是对教育培养完整、和谐发展的人的教育本质的偏离和背弃。”
家庭教育投入的异化倾向与教育自身的异化存在必然联系，教育异化的结果导致家庭教育投入异化倾向的产生，家庭教育投入又助推教育异化。因此，抑制或破除影响教育异化的制度因素，促进制度创新和完善是必要且迫切的。
改革教育质量评价制度是优化选拔机制的必由之路。以“人的全面发展”来确定教育质量基本标准，有利于扭转片面追求升学率现象，有利于减轻学生学习负担，这不仅对于教育结果具有导向作用，对于教育过程也有指引作用，使教师不再仅仅为考而教、学生不再仅仅为考而学[12],而且家长不再为分而投。家庭教育投入，特别是扩展投入也会被引导到促进子女的全面发展的路子上来，把孩子从书海、题库中拯救出来，真正为子女生活幸福而投资。然而，制度创新是制度参与者的利益博弈过程，期间各方利益相关者的互动直接影响着制度改进的过程和效果。促进制度创新，不仅要有改革的勇气，还应该能够承担改革的成本，确保社会稳定。
3.调整父母心态，减少功利主义
家庭教育投入的决策者是父母，其基本心态与价值倾向决定了家庭教育投资的流向与功效。当前，义务教育阶段家庭教育投资的异化倾向与父母的功利主义心态不无关系。首先，功利主义导致目标与行为转化的不对等。家长希望子女生活幸福是真切初衷，但是父母将让子女生活幸福的初衷转化为取得高收入进而奔波于各个辅导班之间则是功利主义的驱动。其逻辑关系在于生活幸福需要物质享受，物质享受需要高额收入，进入高学历好学校，进而需要具有排他性优势。其次，父母通过增加知识学习为主的扩展教育投资也是急功近利的表现。教育投资要坚持教育性为第一原则，在对子女教育投资的取舍上以及对子女投资总量和结构的决策上，家长首先需要考虑是否有利于子女的健康成长。
显然，以增加知识储备为主要目的的家庭教育投入不仅让子女疲于应付，甚至打击了他们的学习兴趣，牺牲了童年幸福和认知的乐趣，但是这样却可以快速提升子女学习成绩，让其从选拔中脱颖而出。因此，不少父母明知孩子苦，却仍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的原因就在于其功利主义倾向。减少急功近利，树立正确的教育目标能够让异化了的家庭教育投入释放正能量。把幸福作为教育对人终极关怀的着眼点，符合人的本性、教育目的、社会使命和教育的超越性。
以促进子女身心健康发展、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为教育目标是让子女幸福生活的根本保证，家庭教育投入的正确价值归属应该是子女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继而达到幸福生活的终极目标。
投资教育为子女幸福，这是父母心愿的表达，也是教育本身对人的终极关怀。但是实现幸福的路径需要全盘规划、理智分析，且不可目光短浅、急功近利，使得美好愿望变成噩梦开端，良苦用心适得其反。
家庭、社会与政府的通力合作和密切沟通能够保证家庭教育投入正确的价值取向和资金使用效率，其合作机制的建立是三方努力的方向。
[参 考 文 献]
[1]魏新，邱黎强。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收入及教育支出负担率研究[J].教育与经济，1998(4)：1-10.
[2]杨天平，周兰芳。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课外培训消费研究[J].教育与经济，2011(2)：37-42.
[3]闵维方。探索教育变革：经济学和管理政策的视角[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92.
[4]叶忠。家庭教育投入：教育改革与发展重要支持性因素[J].南京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18-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