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张孝骞是我国现代一位杰出的医学教育家。他在民国湘雅时期的治校实践中，传承了湘雅培养精英人才为核心的教育教学传统，形成了开展国立运动和合作办学；注重大学文化建设，培育大学精神；注重学术研究，倡导大学学术化；注重师资队伍建设和办学支撑条件建设，着力提高教育质量的大学教育思想。张孝骞为促进我国大学教育事业尤其是湘雅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学习和探讨张孝骞的大学教育思想及其治校实践对于今天的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张孝骞；医学教育家；大学教育思想；治校实践；湘雅
张孝骞（1897―1987），号慎斋，湖南长沙人。1921毕业于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同时获美国康涅狄格州政府授予的医学博士学位。1937年“九一八”事变后，受命于危难之际，担任湘雅医学院教务长、院长兼内科教授达11年之久。张孝骞毕生致力于医学教育和医学临床事业，为促进医学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是我国现代最杰出的医学教育家与医学家之一。探究张孝骞的大学教育思想，尤其是总结他在民国时期主政湘雅治校实践中的成功经验，对于今天的医学高等教育和大学管理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传承湘雅教育教学传统，开展精英人才的培养
通常人们所说的教育教学传统概括起来就是为什么办教育？怎样办教育？为什么培养人？培养怎样的人？ 湘雅医学院自1914年由代表湖南省政府的育群学会和美国的雅礼会联合创办的“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办学肇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经历了起步、调整、西迁以及恢复四个时期[1]（P3）。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不同的时期展现出湘雅医学院不同的发展历程和办学特色。建校初期，首任校长颜福庆和来自雅礼会的胡美教务长有着共同的办学理念：“创办一所如欧美一流的医学院校，要求学制、教学计划、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教学设置都要达到美国一流水平”[1]（P4），这成为后继者秉持的办学主张。
著名教育家阿什比指出：“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大学的变革必须以固有的传统为基础”[2]。的确，作为湘雅的第三任校长，张孝骞在烽火连天的1937年回湘雅主政之初，就鲜明地提出“在战时以及将来复员后都办成国内最好的医学院之一”的办学目标[1]（P6）。在张孝骞看来，要培养精英人才，办学质量是根本，他继承和发展了颜福庆校长提出的“严肃、严格、严厉”的“三严”的精英人才培养模式。在教学管理上，实行严格的淘汰制。据湘雅20班学生游孟高回忆：“在张校长管理下，3门不及格就留级，4门不及格就走人。1939年我考入湘雅一年级有60人，由于考试不及格等至第二年只剩30余人。严格的淘汰制度，保证了学生的教学质量”[3]（P63）；在教学方法上，他注重“温故而知新”的教学方式：“张老师讲课精彩，引人入胜，一口流利的英语――上课前总是首先发给同学们一张小纸片进行5分钟1道题测试，答案不准超过6个字”[3]（P64）。在教学手段上，他强调以老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以培养学生的创造力，他的学生曹美鸿和虞佩兰夫妇谈起：“张院长在任院长期间，从不停止每周1-2次的查房制度，他查房的特点是紧密联系患者的病情，从诊断、鉴别诊断开始，一直问到病因、发病机制、病理、生化改变与治疗等。对答不出的、错答的一一进行批评与指教，其查房方式，使学生们代代相传与效仿，至今，已成了湘雅教学查房的独特形式”[3]（P64）。
张孝骞除对学生进行严格的学业要求外，还注重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在1942年他亲自制定的《国立湘雅医学院学生须知》中，他向学生提出优良的操行要具备以下项：（一）崇公德；（二）敬师长；（三）尚社交；（四）处事方略；（五）诚实；（六）谦和；（七）守秩序；（八）重师德；（九）牺牲精神[4]P11。张孝骞提出上述标准，没有半点空洞之言，但要落到实处，就必须下一番苦功夫。作为一种教育理念，它向青年学子宣示了人格修养应该达到的境界，有利于形成一种昂扬向上的优良校风。这些优良的操行标准在今天仍然具有极大的启示作用。
二、开展立运动和合作办学
1. 申办国立湘雅医学院
私立湘雅医学院成立时其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为“教授高等学术，培养专门人才”[5]（P4），经过抗战西迁洗礼之后，张孝骞重新将其定位为“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宏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5]（P5）。另外，湘雅西迁之前的经费来源有湖南省政府的资助、湘雅医院收入的支援以及雅礼协会的部分援助等三个途径。战争环境下，湖南省政府的资助一减再减，迁至贵阳之后，省政府的资助已无法送达使用，抗战时期的湘雅医院已无暇顾及湘雅医学院所需费用，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宣布参战，雅礼协会对学院的资助被迫中断，如何能筹集经费成了继续办学的问题[6] 。
鉴于以上背景，张孝骞在征求多方意见的基础上起草了改国立湘雅医学院的申请书和改革方案，果断地联合董事会进行“国立运动”，经过艰难的谈判与周旋，1940年6月11日国民政府行政院第469次会议，通过了湘雅医学院国立案，同年8月1日，湘雅医学院正式改为国立湘雅医学院。改为国立后，人才培养目标新的定位以及经费的缓解使湘雅如虎添翼，短时期内跻身于民国时期中国高等教育的第一方阵。
2. 持续开展合作办学，服务地方
如前所述，湘雅医学院的前身是雅礼会与由代表湖南省政府的育群学会合作，在长沙创办的一所西式医科大学，它的创立开创了拓宽办学经费来源、科学设置课程、吸引国外优质教育资源注入、提高教育质量的近现代中外合作办学的先河。
张孝骞继承和发扬了这种办学模式，在1941年的国立湘雅成立大会上他就掷地有声宣称：“虽然办学体制发生了变化，但办学理念、办学方针和历史传统不变，而且还要继续维持并扩大同国内外的联系”[4]（P12）。同时，雅礼也没有违背办学初衷，国立后，雅礼会在1941年派来美籍教师裴文坦到贵阳帮助湘雅开展外科教学；同年10月，又派执行干事施明德来贵阳考察湘雅的医学教育与慈善事业，提出并帮助改进。
张孝骞在领导湘雅期间，不但注重与国外的合作办学，还注重与地方的合作行医和办学。学校西迁贵阳前，考虑战时的湖南需要医学救护人才，他将五、六年级医学生留在长沙服务直到长沙毁于大火才来贵阳。到达贵阳后，他积极与贵阳各医事机关商定合作办法，安排学生到贵阳卫生署卫生事物所和贵阳定番、清镇两卫生院实习城市及乡村公共卫生，安排后期学生到中央医院实习临床诊断；安排各临症教员到中央医院、贵阳省立医院免费分任诊务，为贵阳人民服务；他还组织开展与贵阳医学院教育合作互补，联合招生、教授交换上课、图书仪器设备统筹供应。
正是通过他领导的多类型的合作办学，湘雅在抗战时期弦歌不绝，仅仅在贵阳短短的几年，就培养了200多名优秀的医学专门人才，为提高当地民众的医学文化素质和健康水平，支持抗战起到了很大作用。
三、注重大学文化建设，培育大学精神
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组织文化的建构和发展是领导工作的重要方面。在领导因素中，文化因素比技术的、人事的和经验的因素更为重要。正如瑟几奥瓦尼所说：“领导的文化力量的总效力就是要使学生、教师以及其他员工都成为学校工作的信仰者……当人们成为凝聚力很强的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时，他们就会有机会享受个人在其中的重要价值和成员感”[7]。张孝骞领导湘雅的时代，正是民族危机空前深重的时期，在他看来，对于一个深陷外敌入侵的民族，如何复兴民族，文化的力量比物质要大过许多。他认为办学理念固然是大学文化的根基，但是环境恶劣时期创造的精神环境和文化氛围更能激发人们奋发向上，更能内化为师生员工的共同价值观，同时也更能对社会发挥辐射与引领作用。在他的领导下，湘雅形成了独具特质的大学文化与精神。
1. 修订湘雅医学院章程
大学章程如同大学的“宪法”，是大学制定内部管理制度及规范性文件的依据，也是大学利益相关者参与大学治理的依据。湘雅在1920年就制订了第一部《私立湘雅医学院章程》，明确学院可以自己聘请教师、开设课程、制定学术标准等等[8]。随着办学环境的变化，至国立前湘雅章程共进行了12次修订，但基本内容均为对湘雅教学、临床如何进行管理内容的增减[8]（P1）。
湘雅改为国立后，为规范湘雅医学院的各项工作，特别是处理好国立后专门成立的“湘雅医事中心”董事会（该中心主要处理仍然私立的湘雅护校、湘雅医院的事务以及与雅礼协会的联系，同时负责湘雅的国际学术交流）、美国雅礼协会以及湘雅医学院三个单位之间的工作关系。在原有《私立湘雅医学院章程》的基础上，张孝骞于1941年、1943年两次组织相关人员对《湘雅医学院章程》进行了修订，最终形成了《国立湘雅医学院章程》[9]（P17）。与先前的章程相比，除仍然有如何对教学、临床进行管理的内容以外，首次明确了国立后湘雅举办者的权力和义务；增加了校训、校歌、沿革、组织大纲以及学则等内容；首次阐明了湘雅行政管理组织机构与工作运转模式，以及适应国立而新成立的各委员会如教务、总务、贷金委员会、研究委员会的议事规则。通过《章程》修订，使得行政分工明确，层层把关，保障了学校正常教学工作的高效有序。在今天看来，这个章程仍然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也正是依据这个章程各项事业的落实，湘雅与雅礼协会血脉相连，至今还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2. 制定校训、校歌
我国近现代著名大学的校训、校歌，其名称虽源于西方，但内容和形式并不拘泥于西方大学，是每所大学文化特质和核心精神的体现。张孝骞主持制订的湘雅校训和校歌就是一个明证。张孝骞认为校训“应该是湘雅医学院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必须由师生员工共同创造，也必须由师生员工发自内心的信奉和遵守”[9]（P2）。张孝骞在全院师生中发起了征集校训的活动，1940年，他在众多选稿中择定了“公勇勤慎，诚爱谦廉”作为湘雅的校训，后来与龙伯坚创作的院歌中：“求真求确，必邃必专”融为一体，成为了湘雅医学院的校训。“公勇勤慎，诚爱谦廉”教导着湘雅人行医的准则：公正勇敢，勤学审慎；至诚爱人，谦廉自律；“求真求确，必邃必专”教导湘雅人求知必须秉持实事求是，邃示其深，专示其窄的刻苦钻研精神。张孝骞择定的校训得到湘雅师生的认同，从理念上成为一种文化形态，对湘雅的文化影响深远。
校歌与校训相得益彰，是承载大学精神与文化、催人奋进的大学表象文化，是大学文化建设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传唱校歌可以进一步增强师生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同时向社会公众充分展示师生的精神风貌。1942年，张孝骞督责才华横溢的师兄龙伯坚制定了《湘雅t学院院歌》。这首校歌肃雍宏伟，意象深远，是历史和文化积淀而形成的湘雅形象的结晶，被一代又一代的湘雅人吟唱，唱响五湖四海，传遍大江南北，至今还激荡在湘雅的上空。
四、注重学术研究，倡导大学学术化
1. 以身示研，开展学术研究
医学是一门相当复杂的科学，正如唐代医家孙思邈所说：“今病有内同而外异，亦有内异而外同……今以至精至微之事，求之于至粗至浅之思，其不殆哉！……”[10]，西方医学有“即便同一种疾病，发生在不同地方、不同季节、不同人身上，治法可以不同”的说法[11]。因此，张孝骞早年在临床之余，常常结合每一个病例开展不同的学术研究，1923年，他在《中国博学会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英文学术论文，其后的1924～1933年又有23篇中英文论文见刊[12]（P335）。
在湘雅担任院长时，他在繁重的管理工作与社会事务之余，除担任内科学、生物化学、儿科学和英语等课程教学以及查房工作之外，还亲自开展学术研究，发表了将近10篇学术论文，研究方向从一般内科延伸到代谢病、血液病和血容量、消化系统研究以及医学教育研究等方面[12]（P337）。他亲力亲为开展学术研究影响了湘雅的一代人，在他的倡导下，湘雅的学术研究蔚然成风，教师在教学、临床之余，积极开展学术研究。
2. 创办国立湘雅医学院院刊
为了向全社会普及医学科学知识，落实湘雅秉承的“为人群服务”的行医理念，同时为全院师生提供展示学术研究成果的平台，张孝骞于1941年创办了国立湘雅医学院院刊。在发刊号上，他对办刊的目的和意义进行了深刻的阐述，“……本学院对于民族保健，实责无旁贷。过去服务社会，虽已稍尽职能，惟如何使科学医普及一般民众，故本刊发行即以此为首要目的。其次则以科学日新月异，医学尤进展神速，决不容墨守成规，故研究学术、交换心得，与乎介绍医学界最新学说与发明，胥为本院全体师生之职责”[13]。正是基于这样的办刊理念，创刊号上就发表了《几种传染病之预防及其效能》的科普性文章和《中国大蒜之杀菌力实验》等学术性论文。
3. 支持组织并亲自参加求真读书会
为砥砺学术，增进学识，提高师生的研究兴趣，1943年3月，张孝骞支持学生发起的读书会，该读书会以院歌歌词“求真求确”之意起名为“求真读书会”。每周六晚上开会，要求人人都参加，院长和教授也不例外，张孝骞本人也亲自参加。每次读书会有4～6人交流心得，宣读与讨论各10分钟，每次读书会大约2小时。据不完全统计，仅第一年的学术报告就有200余篇，极大地开阔了师生的学术视野。随着读书会规模的扩大，又分别设立了内科住院医师和外科医师读书会。另外，张孝骞还利用其个人影响广邀国内外各界名人到学校发表演说、讲学论道，丰富校园的学术生活。
五、注重师资队伍建设和办学支撑条件建设，着力提高教育质量
张孝骞十分注重提高教育质量，在他看来，没有优秀的师资队伍和较好的办学条件，湘雅的办学就是一句空谈。为此，他一直注重师资队伍建设和办学支撑条件建设。当时的湘雅，在师资上，汇集了王肇勋、凌敏猷、吴执中，袁道、谢祚永、张德威、朱鹤年、徐应棠、张俊杰等教授和主治医师，他们都是优良的好老师，并均能用英语流利地讲课与答疑。为缓解师资缺乏的局面，他选留了部分湘雅优秀毕业生作为学院的老师和医生，在《致本院留院毕业同学书》中，他对留院学生的为人处事和工作态度进行了明确要求，“留院学生应克矢忠贞；……应不计权力，不辞劳苦；……到公之按时临诊应缜慎，教学生之应不倦训导之周详”[4]（P18）。他还指出：“留院学生不能以特殊阶级自居，语言和行动盛气凌人”[4]（P21）。在他的引导下，留院的学生后来绝大多数都成为我国医疗卫生战线的专家和骨干。
抗战时期，湘雅医学院与贵阳中央医院、贵阳省立医院和贵阳医学院紧密合作，聘请教授和临床医师来湘雅上课。如，贵阳中央医院的刘秉阳教授担任湘雅的细菌学教授，中央医院的沈克非院长兼任外科学教授，贵阳卫生署卫生人员训练所姚克方所长兼授寄生虫学，贵阳医学院的王季午教授兼教热带病学，缓解了战时湘雅师资的紧张。1946年他到美国访问时，在了解国际上最新的医学进展外，还四处打听并登门拜访名师名医，并聘请了华盛顿乔治亚大学的库珀教授来湘雅任教。
张孝骞认为：“大学教育，非仅受益于教本已也。鉴于医科特色，必有完善之图书馆与更充分完善设备之研究室、临床医院和图书馆。”[9]（P16）在湘雅西迁贵阳时，他制订了“家里的财务可以割舍，但教学器材、病理切片以及供解剖用的尸体一样都不能丢弃”[14]的搬迁方针，使湘雅的40吨物资设备全部安全到达，1945年再迁重庆时，他亲自押送最后一批器材物质抵达重庆。到达两地后派人到驻地的各医事机构挑选、刊印湘雅没有的医学刊物；到美国访问时，他收集了学院在战时所失缺的医学刊物。经过他和大家的共同努力，据1948年的《国立湘雅医学院院庆特刊》记载，当时的湘雅图书馆已拥有中文医学期刊95种，1294册，其他中文期刊116种，1996册；外文医学期刊236种，14169册，其他外文期刊66种，15254册；中外文图书1946年为3436本，1948年达到6284本[15]。这就为广大师生开展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也使湘雅很快成为东南地区医学研究重镇。
张孝骞作为中国现代著名的教育家，为现代湖南乃至现代中国的高等医学教育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教育家风范是后代大学管理者学习的楷模，他丰富的治校实践所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教育思想为我国当前高等学校的“双一流”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和发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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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张孝骞.复员之后之湘雅[Z].国立湘雅医学院院庆特刊，19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