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王阳明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教育家。在他的亲自主持和大力推动下，明朝的书院教育迎来了新生，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继南宋以来的第二个书院与学术一体发展的趋势。在书院讲学的过程中，王阳明突破“程朱”新儒学的“支离”，提出了“心即理”、“致良知”的学术主张，充分表现出王阳明追求学术自由、学术创新、重视成德教育的书院教育思想，特别是提出了“立志、勤学、改过和责善”的书院教条，凸显了王阳明书院教育的心学特质。尽管他的书院教学思想并不完善，但依然对现代大学坚持教育公平、学术自由、学术创新和重视人文精神的教育与践履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王阳明；“致良知”；书院教育思想；现代价值
中国古代书院是独具特色的文化教育机构，通常被称为古代的大学。书院制度萌芽于唐，完备于宋，废止于清，前后千余年。从书院的功能看，它是士大夫的栖身和栖心之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功不可没。从其职责来看，书院是集藏书、教学与研究于一体的高级别教育组织。从其运作机制看，最初的书院由富室、学者自行筹款，或置学田收租，以充经费；后由朝廷赐敕额、书籍，并委派教官、调拨田亩和经费等，逐渐发展为古代教育制度中有别于官学、又互补于官学的特色教育系统。书院的发展往往同儒学大师的推动密不可分。明朝中期书院的大发展就与王阳明息息相关，书院成了阳明学派传播良知、宣传自己学说的主阵地。
一、明代书院复兴的重臣――王阳明
明初百年间，书院基本处于沉寂而闲置的状况。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五朝68年中，修复、重建前代书院40所，新建书院37所，合计77所。而在元朝，仅至元年间就有书院一百余所[1]。明初不仅书院数量骤减，而且许多书院长期处于荒芜状态。直到王阳明与湛若水“定交讲学”之时始，书院才开始复兴。此后王阳明就把创办书院、讲学作为自己的头等大事，无论在戎马倥偬之际、还是政务繁忙之时都不曾耽误。
1. 不遗余力办书院，使明代书院教育获得新生
正德四年，王阳明来到了人生的第一个伤心地――龙场，切身体会到了边疆民族的风俗未开。但通过与他们的交往，王阳明认为（夷民）“虽粗砺顽梗”，却不可鄙视。他深感要改变这一切，唯有教化、别无他途。因此，他在龙场亲建“龙冈书院”，此为他首创书院。此后每到一地，他都会把书院的创建和修复当作头等大事。正德十三年，王阳明在南赣新建了义泉、正蒙、富安、镇宁、龙池五所书院，之后他又修复濂溪书院，专讲“存天理、去人欲”的克制自省的功夫。嘉靖六年，王阳明在平定了广西的少数民族民变后，又在南宁创办了敷文书院。敷文书院是王阳明把道德教化寓于书院教育以实现“诞敷文德”，防止人们“肆恶纵情”、“遂相侵暴”的重要举措。
诚然，要复兴明初以来颓废的书院，非王阳明个人能力所能够实现，需要其他社会名流齐心协力。因此，王阳明特别鼓励、支持修复和创建书院的善行。当绍兴的南大吉（郡守）扩建了位于卧龙山西冈的稽山书院后，他专门为之撰写《稽山书院尊经阁记》；当听闻山阴提学佥事万潮和监察御史潘仿在杭州拓新万松书院时，王阳明特撰写《万松书院记》以示鼓励；当门人邹守益在安徽广德修建复古书院，王阳明特地致信大加赞赏。王阳明逝世之后，他的弟子，如薛侃、邹守益、罗汝芳等继承先师未竟的事业，更把兴办书院推向一个新高潮。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明朝书院的发展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繁盛时期。
2. 亲力亲为讲学，使明代书院教育生机勃勃
讲学运动是明朝当时社会经济发展及文化普及的反映，也是阳明学派建构的必然要求。明朝中后期，书院讲学遍布大江南北，尤以南方南直隶、江西、浙江为最。其中，最为著名的当然非王阳明莫属。他讲学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听众之多、无与伦比；且王阳明讲学不分时间、地点，江浙大地处处留下了他讲学的足迹。王阳明的讲学，对当时的人们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
王阳明讲学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其弟子钱德洪如此评述，“平生冒天下之非诋推陷，万死一生，遑遑然不忘讲学，惟恐吾人不闻斯道，流于功利机智，以日堕于夷狄禽兽而不觉；其一体同物之心，DD终身，至于毙而后已”[2]（p40）。为了挽救当时日益沦为“夷狄禽兽”的人心，王阳明以救天下人心为己任，冒着生命之危险宣传良知学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王阳明讲学深入浅出，也深得听众青睐。据记载，他讲学时，四方来学者“环先生而居者比屋……常合食者数十人。夜无卧处，更相就序，歌声彻昏旦。南镇、禹穴、阳明洞诸山远近寺刹，徙足所到，无非同志游寓所在”[2]（p1576）。足见他书院讲学的影响之大、受众之广和认可度之高。王阳明门徒遍天下，弟子们为承续阳明学术，也纷纷讲学。黄宗羲说：“阳明殁，诸弟子纷纷互讲良知学。其最盛者，山阴王汝中，泰州王汝止，安福刘君亮，永丰聂文蔚……于是海内议者群起”[3]。王阳明及其弟子的讲学在明朝中后期掀起了一股“王旋风”。
3. 建章立制管书院，使明代书院教育可持续发展
如何使书院讲学能够经常性、制度化地延续下去，王阳明也颇费了一番心思。虽然从南宋中期开始，书院讲会制度就已出现，但到明初仍然影响甚微。直到王阳明创立了中天阁讲会，才形成固定化的书院讲学模式，原因在于他不但固定了讲会的时间和地点，而且明确了书院的讲会规则。据《年谱》载：“先生归，定会于龙泉寺之中天阁，每月以朔望初八廿三为期”，有相对固定的时间安排。王阳明还明确了讲会的规则：“v学之日，诸生聚会，讨论学术，切磋学问，讨论时，不分年龄长幼和学问高低，均可各抒己见，取长补短”[4]。强调学员之间的相互交流、且坚持学术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在他的倡导下，大部分书院都“联讲会，相望于远近”。讲学实现互联互通，逐渐打破了单个书院的限制。
王阳明之所以要制定讲会的规则，因为他深知书院教育的勃兴，没有规则的引导将难以为继。他在《书中天阁勉诸生》中阐述了讲会制度化的必要性。他首先从物之生长规律立论，指出天下万物的生长需要阳光雨露的长期滋养，如果一曝十寒，则没有物种可以长成。同样，书院教育的盛衰也是如此，讲学必须坚持才能长盛不衰。其次，他劝导门人讲学不能因为他的缺席而荒芜。他因为公务繁忙，每次都不能有旬日之留，匆匆离别之后，又动辄多年难见。他深情地告诫道，“诸君勿以予之去留为聚散，或五六日、八九日，虽有俗事相妨，亦须破冗一会于此，务在诱掖奖劝，砥砺切磋，使道德仁义之习，日亲日近，则势利纷华之染亦日远日疏”[2]（p1294）。 贵州的龙冈书院、江西的濂溪书院和浙江的稽山书院构成了阳明学传播的主要线路图。由于他办书院、讲学活动的范围之广、影响之大，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反响。相关统计显示，在明代各行省中，江西的书院最多，其新建书屋“有年代可考者，弘治帝以前共58所，而正德、嘉靖以后迅速发展到206所”[5]。王阳明在正德、嘉靖年间的书院讲学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继南宋以来的第二个书院与学术互为表里、一体发展的趋势：新的理论在书院中崛起，新崛起的理论又推动书院勃兴。
二、“致良知”――王阳明书院教育思想的核心
明朝以来官学机构只能传播程朱理学，私学也以四书五经为教学内容。因此，心学在当时登不了大雅之堂；只有书院亦官亦民的性质，可为心学的传播大开方便之门，王阳明自然不会错失良机。在书院讲学中，程朱新儒学通过重新阐释儒家经典，打破汉唐经师对儒家经典解释的垄断地位；在明代中期，“王湛”新儒学则是试图突破程朱新儒学的“支离”，提出了“心即理”、“致良知”的学术主张[6]（p4）。因此，王阳明以书院为依托，通过讲学全面阐释了“致良知”的学说。
1. 书院教育的理念――“人性之善，天下无不可化之人”
“性善论”本是古代儒家的基本理论。孟子曰：“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告子上》）。无疑，王阳明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他说：“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自己良知原与圣人一般，若体认得自己良知明白，即圣人气象不在圣人而在我矣”[2]（p59）。不过，王阳明用“良知”代替“性善”一词。良知学说是王阳明整个哲学的基础，是王阳明为学活动的基本理念。他认为当时是“理学不明、人心陷溺”导致了社会风气的败坏，并非时人缺少良知。如果能够延师兴教，帮助人们找回被蒙蔽的良知，则人皆可以为圣。王阳明以“性善论”为依据，声明“人性之善，天下无不可化之人”[2]（p894）。
人之本心即是良知，且良知人人皆有，故圣贤与凡夫之间无不可逾越的鸿沟。但是，现实中却有圣贤、愚夫和不肖之人的差别，王阳明认为其主要原因在于修炼功夫的欠缺和本心复明程度的不同；只要每个人肯在心上用功，必然能够复其本性、成为圣人。他在《何陋轩记》批驳了“居夷鄙陋”和“蛮夷不可化”的谬论，主张对苗、彝少数民族进行“教化”，引导他们回归心之本体――良知。王阳明说：（夷民）“方若未琢之璞，未绳之木，虽粗砺顽梗，而椎斧尚有施也，安可陋之”[2]（p890）？如果对他们施以教化之手段，则“其化之也盖易”。
2. 书院教育的主旨――宣扬“良知之学于天下”
恢复和创办书院从客观来看，是明朝办学形式多元化的内在需求；从主观来说，是王阳明宣扬自己学说、扩大学术影响的不二选择。王阳明书院讲学的主旨在于阐扬“良知之学于天下”，以恢复和持守“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之形上理念。他说：“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M”；“良知是造化的精灵，人若复得他完完全全，无少亏欠，自不觉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间更有何乐可代”，“良知”乃“吾圣门正法眼藏”。他还坚信“良知”才是挽救世道人心的唯一良方。因此，他视“致良知”为自己毕生的心血和学问的全部，他说：“吾平生所学，只是致良知三字”、“致良知是学问之大头脑，是圣人教人第一要义”[2]（p188）。在稽山和敷文两书院讲学时，他都把自己的思想概括为“致良知”。
“致良知”与王阳明哲学的形上理念“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既为王阳明的“致良知”教育提供了哲理依据，同时也构成了其社会教化的使命：一方面，这一形上理念始终贯穿于王阳明的讲学和社会教化之中，儒家理念世界因之获得了切入现实生活的重要形式；另一方面，王阳明的讲学和教化活动也是对形上理念的持续性追求和守护，通过讲学和教化，神圣的理念世界和世俗的现实世界由良知得以联结和沟通。由此可见，王阳明书院讲学是以良知本体为基础，以教化为手段，以致良知为目的，以达至“万物一体之仁”为境界。
3. 书院教育的职能――“匡翼夫学校之不逮”
书院作为古代高等教育机构是顺应当时社会教育民生需求而生的产物。一方面它须艰难地坚守民间有识之士的教育理想，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对接封建国家的教育政策，主动或被动地服务社会上各类人才需求。从书院的总体职能来看有三种：一是挂钩国家制度，输送科举人才；二是着眼文化传扬，培养学术专家；三是担承天下大任，塑造仁人志士[7]。王阳明对书院功能的定位，大致与上述相同；但是，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中，王阳明更多的是希望以书院教育来弥补当时官学存在的不足，通过书院讲学来推动“致良知”思想深入人心。
他在《万松书院记》中称：“惟我皇明……其于学校之制，可谓详且备矣。而名区胜地，往往复有书院之设，何哉？所以匡翼夫学校之不逮也”。很明显，他认为“详且备”的“庙学”既不能满足当时民众的学术需要，也不能保证各种学术思想的正常交流。因为“自科举之业盛，士皆驰骛于记诵辞章，而功利得丧，分惑其心，于是师之所教，弟子之所学者，遂不复知有明伦之意矣”[2]（p253）。科举制度的指挥棒使得世人的功利之心太盛，而官学为迎合科举也只重视辞章诵读、推行八股教育，对社会造成的流毒颇深，致使“明人伦”这种办学的本意不能得到贯彻，因此需要用书院来替代官学，突出“明人伦”之学。故阳明的书院讲学有所倚重，专门教人如何“致良知”。
4. “知行合一”的书院教条――立志、勤学、改过、责善
书院教学目的的达成，必然离不开对教学内容和要求的具体规定。朱熹当年在白鹿洞书院讲学时，就确定了父子、君臣等关系的五教之目，“学、问、思、辨、行”的为学之序，“言忠信，行笃敬”的修身之要，“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处事之要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接物之要。朱熹的书院教育思想可谓“完且备”矣。相比之下，王阳明的书院教条不如朱子全面，但是其心学特质尤为明显――强调“明伦成圣”的教育目的与“成德”的密切关联，而“成德”即是“致良知”。“致良知”有四要：
立志。首先，王阳明认为立志是“成事之本”。在《教条示龙场诸生》中写道：“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故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2]（p974）。这里所言的“志”，就是指正确的理想和坚定的意志。其次，他认为立志要“专”。“专”就是指不能三心二意，“志”太多不便于集中精力，往往难以成功。他说：“时时刻刻须是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拳血，方能听吾说话，句句得力”[2]（p23）。最后，王阳明强调，“持志”要真切。个体的志向一旦确立下来，就要排除一切干扰、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他说：“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岂有工夫说闲话、管闲事”。需要强调的是，王阳明坚持人不仅要立志，更要立志于“为善”。
勤学。王阳明说，已经立志做君子的人，就要勤于学习。“凡学之不勤，必其志之尚未笃也。从吾游者，不以聪慧警捷为高，而以勤确谦抑为上”。是理解他的勤学含义的突破口。王阳明生平最瞧不起本身空虚却装模作样，夸夸其谈、骗人骗己的人；而他最欣赏则是谦虚低调，目标笃定，勤学好问，善于自检，忠诚守信乐观豁达、表里一致的人。这里要注意，他的“勤学”教条，并非朱熹所言的多读经典，而是要多向德高望重者学习做人的道理。因为王阳明的圣人标准颇具自己的特色――重德性、轻才智。他说：“后世不知作圣之本是纯乎天理，却专去知识才能上求圣人，以为圣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知识愈广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2]（p28）。据此，我们也不难理解他反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读书明理理论的原因了。
改过。王阳明说：“夫过者，自大贤所不免，然不害其卒为大贤者，为其能改也。故不贵于无过，而贵于能改过”[2]（p975）。的确，只要是人都会犯错误、有过失。圣人比较常人，其优势不在圣人没有缺点，而在于知错就改。所以孔子说：“过而不改，是为过矣”[8]。能否有过就改，是君子与小人的根本区别。“本心之明，皎如白日，无有有过而不自知者，但患不能改耳。一念改过，当时即得本心。人孰无过？改之为贵”[2]（p127）。良知是明澈的、知善知恶的，所以自身是否有过每个人应该都很清楚，只是小人不愿意改正而已；相反，具有大智大勇的圣贤能做到有错就改，因此也能够回归本心、寻回良知。王阳明以能否改过来区分君子与小人，赞誉君子有过即改、虚怀若谷，诟病小人文过饰非，对于教人修身养性是大有裨益的。他说，“虽昔为盗寇，今日不害为君子矣”[2]（p975），足见改过之重要。
责善。责善，就是指出他人的不足以促使其为善，所谓“劝人向善”。王阳明告诫说，责善“须忠告而善道之，致其婉曲，闻之而可从，绎之而可改，有所感而无所怒”。这同我们平常说的晓之以情、动之以礼有异曲同工之妙。朋友之间互相监督、提醒，使对方品格臻于至善，是朋友之间的责任。责善需要态度真诚、言语平和、推心置腹，尽心体现你对他的关心爱护，使他有感触而不发怒，主动改正缺点以臻于完美。反之，如果直言朋友缺点，痛骂他的过错，让他无地自容，他将羞愧难当并产生逆反；此时即使他因形菟迫而表面服从，保不准会刺激其更加行恶。所以王阳明强调：“故凡讦人之短，攻发人之阴私以沽直者，皆不可以言责善”[2]（p976）。然而作为心学大师，王阳明则不怕别人提意见、批评他，他说，“凡攻我之失者，皆我师也”。王阳明的谦虚精神和勇于改过的宽广胸怀跃然纸上。
三、王阳明“致良知”书院教育思想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启示
1. 坚持“天下无不可化之人”为念，践行教育公平
王阳明的书院教育，能够坚持对每个学员一视同仁，不歧视、不忽略任何学员。他的“人性之善，天下无不可化之人”充分表明了这一观点。在这点上，甚至连孔子也不及他，王阳明能够做到这点实属不易。因此，现代教育要重视每个学生的受教育的主体地位，要充分保证其受教育的权利；而且，每个学生都是特殊的个体，其智力、道德认知和行为能力并不完全相同，教育者需要采取因材施教、坚持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原则，有针对性地施以教育；决不能人为给学生贴标签、戴着有色眼镜审视学生，这样只会损伤部分学生学习、创造的兴趣与动力，人为造成学生的两极分化。长此下去，就会造成教育的不公平，有悖于公平教育的初衷，也是高等教育的失职。
2. 坚持以“良知”精神为本，践行学术自由
王阳明与湛若水定交并相约讲学，推动了明朝书院教育的勃兴。其根本原因在于，王阳明倡导书院教育的学术自由之风。当今社会，高等教育已经飞速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学术环境日臻完善。然而现实中影响学术自由的因素依然存在，需要从体制机制上消除妨碍学术自由的藩篱。一方面，减少外部因素对大学教师学术自由的限制，即消除政府、社会、大学学术组织等外界对教师学术活动的不正当限制、干扰、强制等；另一方面，真正落实教师的学术自由权，即让教师选择学术活动时能够出于个人的自由自愿，让教师的学术方向真正体现自身的兴趣与爱好、自身理性认识水平以及教师的学术理想，充分发挥教师的自主性或主体性。因为“学术自由其实保护的是，那些在现代世界中定义和制造专业知识的学术实践活动”[9]。唯有如此，大学才能真正成为社会文明的引领者，大学才是社会财富的发源地。大学职能的发挥，必定离不开大学的主体――大学师生学术创造的主体性和积极性的充分发挥，离不开学术自由。
3. 坚持以“致良知”为体，倡导学术创新
古代书院从一开始起，就被赋予了学术创新的职能。古人坐而论道，书院是最合适不过的地方；当年朱熹和陆九渊在鹅湖进行自由辩论，碰撞出了不少思想的火花。如果书院中不能产生新的思想，实则无存在之必要。可见，书院的生命力源自于它不断适应社会政治、经济的新趋势，产生出经世致用的新学说。当今高校是各种人才的聚集地、是社会文明的风向标，也是社会生产力的火车头，走以学术立校、创新强校的路子是大势所趋。马克思认为，对一个时代来说，“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10]。爱因斯坦也指出：“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11]。所以，大学学术创新不仅取决于是否具有问题意识，更取决于从何处发现问题、如何找准问题和怎样应答问题；高校应根据自身学科专业的特点，勇于思考新问题、直面新问题、解决新问题，推动社会不断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