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盛传数百年的王阳明于正德二年“寓居”岳麓书院“斤斤讲良知之学”的旧说，当正之为正德三年阳明先生病中游览岳麓书院。虽然阳明此行并未讲学，但有讲学之意，它实际开启了明代书院与学术再度一体辉煌的大门，预示着书院的王学时代即将来临。此后近百年，王门后学徐爱、季本、邹守益、罗洪先、王乔龄、罗汝芳、张元忭、邹元标等接连讲学岳麓，使其成为王学的重要讲坛。但宋元以来形成的朱张之学根深蒂固，影响深远，始终居于正统地位，王阳明及其后学皆表现出应有的尊重，故而岳麓在明代始终没有那种浮诞不逞、空谈良知之习，保留了重践履、务实学的传统。
[关键词] 王学；王阳明；王门后学；岳麓书院
Abstract：The story widely publicized for centuries that Wang Yangming once lived in Yuelu Academy and taught the Learning of Conscience（Liangzhi Zhi Xue） in the 2nd year in the reign of Zhengde， Ming Dynasty， should be corrected as follows：Wang Yangming ever visited the Academy during his illness in Zhengde's 3rd year. Though he did not deliver any lectures during this visit， he did intent to， which actually started the reciprocal reprosperity of academies and research in Ming Dynasty and promised the dawn of Wangism Age in academies. In the following century， Wang's disciples such as Xu Ai， Ji Ben， Zou Shouyi， Luo Hongxian， Wang Qiaoling，Luo Rufang， Zhang Yuanbian， Zou Yuanbiao and many other scholars conducted lectures successively in Yuelu Academy， which turned Yuelu Academy an important forum of Wangism. However， the influence of ZhuZhang tradition sinc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was so rooted that it has always occupied the major place. Wang himself and his disciples also showed great respect to it. Therefore， the Academy had kept the tradition which emphasized practice and sound scholarship instead of empty talk on conscience in Ming Dynasty.
Key words：Wang Learning；Wang Yangming；Wang's disciples；Yuelu Academy
一 王阳明先生与岳麓书院
阳明先生王守仁谪为龙场驿丞，道经长沙，曾到岳麓书院。这段历史，清赵宁《新修岳麓书院志》作了如下记载：
正德间忤阉瑾，谪贵阳。道经长沙，泛湘沅，吊屈贾，寓岳麓，为朋徒斤斤讲良知之学。是时，朱张遗迹久湮，赖公过化，有志之士复多兴起焉。 康熙《岳麓志》卷三《迁谪三公传》，见湖湘文库本《岳麓书院志》第244页，岳麓书社，2012。
从这条材料来看，王守仁曾寓居岳麓书院讲良知之学，而且效果显著，既结束“遗迹久湮”的过去，又开启志士兴起的新局。今人皆依此叙事而展开讨论，我们二十余年前，撰写《岳麓书院史略》，虽有迟疑，但基本沿用其说。而查万历年间吴道行《重修岳麓书院图志》，除收录王守仁三首诗之外，在年表、沿革、先贤列传、圣学统宗等可能纪载之处，都找不到任何记录。万历年间，仍是王学盛期，若王守仁真在院中讲良知之学，对于岳麓来说，当属重大事件，盛事不纪，于理于情都不通，个中原委，似有必要予以澄清。
首先，王守仁到岳麓书院的时间，不是通常所说的正德二年（1507），而应该是正德三年春。正德二年，王守仁因忤刘瑾遭廷杖且谪为龙场驿丞，他是经历了海上挣扎、武夷警醒之后，才真正起程赴谪的。《年谱》记其赴谪始于正德二年十二月，由浙江出发，一路西进。而其《赴谪诗》中有《广信元夕蒋太守舟中夜话》一诗，则广信府往西的行程皆在正德三年就不言自明了，但以往对此并未及细察。至于断为春天，则据萍乡“雨后春泥没马蹄”、岳麓“春阳熙百物，欣然得予怀”等诗句而定。
第二，王守仁“寓岳麓，为朋徒斤斤讲良知之学”属于夸张之词，应予更正。知行合一、良知之学始成于龙场悟道之后，不可能预先讲于前往龙场的途中，此不辩而知其误，且他在长沙期间“病齿废谈诵”，根本就不可以去“斤斤”讲学。而所谓“寓岳麓”也要正之为“游岳麓”。
其实，赴谪路上的长沙之旅，王阳明自己有明确的记录。在给朋友湖广提学陈凤梧的信中，他说：
病齿兼虚下，留长沙八日。大风雨绝往来，间稍霁，则独与周生金者渡橘州，登岳麓。尝有三诗奉怀文鸣与成之、懋贞，录上请正。又有一长诗，稿留周生处，今已记忆不全，兼亦无益之谈，不足呈也。南去俦类益寡，丽泽之思，┤绲骷，便闲无吝教言。秋深得遂归图，岳麓、五峰之间，倘能一会甚善。公且豫存之意，果尔，当先时奉告也。 明王守仁《答文鸣提学》，载《新刊阳明先生文录续编》卷一，转引自日本永迩嗟亍渡虾Ｍ际楣莶亍葱驴阳明先生文录续编〉について》，见日本《|洋の思想と宗教》第23号，平成十八年（2006）。 由此可知，他因为生病在长沙停留了八天。虽有“俦类益寡”之虑，但预计谪期秋深即可结束，希望“遂归”之时能有岳麓、五峰之会，对前途较为乐观，未曾料想谪居龙场竟有两三年之久。此其一。其二，在长沙期间，大风雨绝往来，稍霁之时，独与长沙秀才周金渡湘江而作麓山之游。
查《王阳明全集》卷十九《赴谪诗》中收有《游岳麓书事》，洋洋五百余字，此即信中所谓存留周金手中的长诗，它是王守仁游览岳麓山的原始记录，兹全文引录如下：
考诗中所涉诸人，赵侯即长沙知府赵维藩，王君指王推官，吴君为毁寺扩院的参议吴世忠，故人陈、徐分指上引信中的陈文鸣（凤梧）、徐成之二人，周生则是长沙诸生周金。通读全诗，至少可以明确以下几点事实：
第一，王阳明岳麓之游，晨出暮归，一天时间，虽有沾醉之憩，但夜则酣卧仙宫寿星观，未曾寓居岳麓山，《岳麓志》所谓“寓岳麓”之说不能成立。
第二，王阳明游程可以分为前后两段。先是独与周金参观柳溪、梅堤、西屿、麓山寺、道乡台、赫曦台、岳麓书院诸名胜，有参拜朱张两夫子之举，对吴君、赵侯先后规划书院亦怀赞慕之情，但至和野人罗置蔬蕨、举杯饮酒之时，只字不及讲学之事。其后，赵太守、王推官二位地方官前来同游，虽然仪多，辞恳，礼遇有加，但黄堂之上，尽是肴馐层垒、乐阙觞周、丝竹繁音，晚筵而已，未曾讲学。因此，王阳明岳麓讲学之说亦不能成立。
王阳明之所以不能寓居岳麓讲学，原因既有病齿畏风湿而致废谈诵的生理因素，也有风雨破栋、堂舍残敝的现实困难，更有病夫沾醉的临时状况等等。凡此种种，导致讲学未曾发生。但考王阳明在长诗文，我们又不得不说他实在有讲学岳麓之意。如《长沙答周生》称：“岳麓何森森，遗址自南宋。江山足游息，贤迹尚堪踵。” 《王阳明全集》第688页。《涉湘于迈》有：“昔贤此藏修，我来实仰止”，“缅思两夫子，此地得徘徊”，“何当来此聚，道义日相求”。 《王阳明全集》第689页。《次韵答赵太守王推官》更称：“皇皇弦诵区，斯文昔炳郁。兴废尚屯疑，使我怀悱懊。近闻牧守贤，经营亟乘屋。方舟为予来，飞盖遥肃肃。花絮媚筵，韶景正柔淑。浴沂谅同情，及兹授春服。令德倡高词，混珠愧鱼目。努力崇修名，迂疏自岩谷。” 《王阳明全集》第691页。字里行间，又无一不透显对朱张讲学之崇敬，对地方牧守修复书院的赞赏，对聚而相求道义的向往，这些和《游岳麓书事》中所表露的对吴世忠规划遭忌的叹息，对佛道寺观遍寰宇的羞愧，对赵维藩遣人补残敝的欣慰，尤其是对赵太守“隐忍调停旋修举”颇具深意的肯定，等等，皆是岳麓书院这一天下讲学名区对王阳明巨大的吸引力的具体反映。虽良知之学未成，但其讲学之心已萌。
需要指出的是，王守仁游岳麓之后所作奉怀陈文鸣等友人的三首诗作，后世多有错乱，实有订正之必要。一是《王阳明全集》、《王文成公全书》等，皆题作《涉湘于迈，岳麓是尊，仰止先哲，因怀友生，丽泽兴感，伐木寄言二首》，题目对了，但二首当为三首。问题在第二首，当分为两首，从“好风亦时来”，到“勿愧点与回”为一首，自“陟冈采松柏，将以遗所思”，到“此外吾何知”为另一首。两首诗各自为韵，不知何以相混而不察。查万历《岳麓志》卷九载王守仁三诗，并有陈凤梧、李永敷二人和诗，皆作三首，故《全集》、《全书》皆得改正为三首。二是万历《岳麓志》所载三诗失题，应据《全书》等补正诗题。三是康熙《岳麓志》卷五将《全书》第二首诗正确地分成两首，但改题为《朱张祠书怀示同游》，则又添了新错。后世地方志多沿此错，且有移置衡山南岳二贤祠者。到道光年间，欧阳厚均山长的《岳麓诗钞》卷八，将《全书》第一首改题为《登岳麓》，余则题作《朱张祠书怀示同游二首》。而到光绪年间李扬华的《国朝石鼓志》，又将《登岳麓》改题为《忆朱张两夫子》。凡此种种，皆失原意，有混耳目，应予厘正。二 阳明后学讲学岳麓
怀贤积心素，趋谒讵馀沐。朔风来荡云，敝裘喜冬燠。飞o动湘流，孤鸿渐于陆。山城拱苍柏，生气尚林麓。何当春风来，桃李看馥郁。同心不同赏，空令感生懊。胡不脱尘缨？商声歌m屋。朱张昔贤人，金兰久弥肃。栖游每同胜，吾侪孰私淑？霜露易沾衣，晨宜返初服。幽事难可期，登高聊纵目。白鹤鸣道林，赫曦下云谷。
从“怀贤积心素”、“吾侪私淑”、“趋谒”朱张、春风桃李等诗句中，我们可以感知处在成长期中的阳明心学对朱张理学重镇的岳麓书院，仍怀敬意。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数天之后他在武陵德山与同门友人高谈“良知良能”，倡言“此心即理，可信不可疑；近名即伪，可恶不可好”。 明徐爱《同游德山诗序》，见钱明《徐爱钱德洪董芳》第66页。因此，徐爱的岳麓书院之行仍然只能视作王学进驻岳麓的先声。
嘉靖十七年（1538）秋，浙中王门季本任长沙知府。季本字明德，号彭山，会稽人，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少师王文辕，其后师王阳明。季本讲学岳麓的记载，见万历《岳麓志》卷二《书院兴废年表》：知府会稽季本嘉靖十七年秋之任，“率师生进谒孔子庙及朱张祠，因见破坏倾圮，叹曰：书院如此，何厉风教？”十八年，“出五十馀金，委义民杨秉贤、徐廷玉等二十余人分任其事，而修葺之。自大成殿下，至号舍游憩之所，焕然一新……朔望进诸生于明伦堂，讲明经义，至已乃罢，士习用变。”十九年，院中“中乡试士者十人”。可见讲学效果甚佳。
季本讲学力守王阳明正宗观念，也从主体精神的“心之感应”来谈物，他说：“心未感时，物皆以往；一有感焉，物在我矣。”《明儒学案》卷十三。中华书局点校本。宣扬王阳明“心之感应谓之物”的主张。在知行观上，也恪守老师“知行合一”之说，并把良知良能和“知行合一”统一起来。他提出“良知良能本一体也，先师曰，知良能是良知，能良知是良能。此知行合一之本旨也。”因而认为“虽若以知行分先后，而知为行始，行为知终。则所知者即是行，所行者即是知也”。季本对那种“学而以自然为宗”的龙溪之学深为不满，而提出“贵主宰而恶自然”的学术宗旨，他所贵的“主宰”，也即是封建道德的“理”，他担心“入自然，则易流于欲耳”，所以他说：“自然者，流行之势也。流行之势，属于气者也。势以渐而重，重则不可反矣。惟理可以反之，故语自然者，必以理为主宰。”《明儒学案》卷十三。他从维护封建礼法的要求出发提出“以理为主宰”。
嘉靖年间，继季本之后讲学岳麓书院的还有江右王门邹守益、罗洪先、浙中王门王乔龄等人。
邹守益讲学岳麓见于其自作诗文及年谱，而诸本《岳麓志》皆失载。其《怀玉书院志序》称：
予谒书院多矣，白鹿幽而境未爽，石鼓奇而基未弘，岳麓壮而局未端，兼之者其怀玉乎！ 董平编校《邹守益集》卷四，第202页，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
《复古堂记》中也说：
东廓子出游衡山，穷石鼓、岳麓之胜，取道攸邑，历漕湖，以宿乌兜。 董平编校《邹守益集》卷七，第414页。
《简聪弟道契》则称：
受益先师罔极之恩，得以不汩流俗，力追千古，虽升沉毁誉，殊形异状，而吾昭明真纯，有以自定。年来卜行窝于石屋之胜，春暖秋晴，升祝融，历石鼓、岳麓，徘徊武功，聚华盖，入梅陂，良朋四集，天机相触，无往非学，无往非乐，皆先师陶冶力也。 董平编校《邹守益集》卷十一，第575页。
《题善士册》所纪游程更为具体，其称：
杨生克复侍游祝融，历方广，至于岳麓，凡二十有八日而别。 董平编校《邹守益集》卷十七，第797页。
由此可知，邹守益曾到岳麓书院。至于其莅院时间，宋仪望所作行状记作嘉靖二十二年（1543）春，其称：“癸卯春，游衡岳，登岳麓诸峰，谒诸先正祠，有《南岳风咏稿》。归，历攸邑，聚讲金仙洞”。 明宋仪望《明故中顺大夫南京国子监祭酒前太常少卿兼翰林侍读学士追赠礼部侍郎谥文庄邹东廓先生行状》，见董平编校《邹守益集》卷二十七，第1370页。而东廓先生在《待廓堂记》中则有嘉靖二十一年秋之说，其称：“壬寅之秋，东廓子与念庵子（罗洪先）、荆川子（唐顺之）期游于衡山”。按：嘉靖二十一年秋或许只是“期游”，并未真正成行。查《邹守益集》，未见《南岳风咏稿》，故其讲学岳麓情形只能留待日后补叙。惟查万历《重修石鼓书院志・述教志》，载有《邹东廓先生语石鼓诸生》二十五篇，其中有两篇涉及岳麓，兹移录如下：
东廓子语同游诸生曰：吾之兹游也，其有悟焉。悟载（藉）[籍]之不尽焉，悟意见之不周焉。南岳之图，祝融直岳庙之上，而石鼓、岳麓俨然东西对峙也。及升南台，历湘南，跻上封，以登峰石。凡几曲折，竟弗睹岳庙，而岳庙亦弗睹祝融也。沂流而上，百伍拾里至石鼓，沿流而下，二百三十五里至岳麓，其远迩悬矣。然画者虽有巧思，亦未能尽也。故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自南台升者则称南台，自方广升者则称方广。各以其意见互相低昂，非所见不真也，其见不周也。故曰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
又曰：邹道乡之直谅以谪也，长沙守臣逐之，而岳麓山僧列炬冒风雨迎渡焉。有壅无壅之别，一D可悟矣。台筑于南轩，名于晦翁，匪直为道乡，将以表忠节、树风化也。台废久矣，谁续二公之绩者？ 明李安仁、王大韶《重修石鼓书院志》卷上，见湖湘文库本《石鼓书院志》第43页，岳麓书社，2009年版。 其讲学仁智互见，表忠节、树风化，教诸生续朱张二公之绩，所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在没有找到确凿材料之前，也就只能如此存于仿佛之间了。
王乔龄讲学岳麓的记载，见康熙《岳麓志》卷三《先儒列传》，其称：
王公乔龄，明馀姚人。王阳明先生高弟。嘉靖中，任长沙兵宪，以理学抒经济，临政持大体，敦尚风节，率三庠士讲道岳麓，良知心诀多所发明，称理学名臣。 湖湘文库本《岳麓书院志》第241页。
按：王乔龄字维岳，嘉靖十四年（1535）进士，官至江西左参政。嘉靖间，分巡下湖南道，驻守长沙府。作为阳明先生家乡后学，他“敦尚风节，时率士子讲道岳麓书院，理学赖以发明”。 光绪《湖南通志》卷九十九。
隆庆五年（1571），王门泰州学派的代表人物罗汝芳到岳麓书院讲学。罗汝芳，字惟德，号近溪，人称明德夫子，江西南城人。嘉靖三十二年（1553）进士，官至云南左参政。其讲学岳麓的记录，见于杨起元《明云南布政司左参政明德夫子罗近溪先生墓志铭》，其称：
辛未，厝宁安人毕，乃周流天下，遍访同志，大会南丰，大会广昌，大会韶州，由郴、桂下衡阳，大会刘仁山书舍。是行也，游濂溪、月岩，谒永州舜陵，纵观九嶷，深入蛮洞。陟日观于上封，读禹碑于岳麓，酌贾谊井泉，挹汨罗庙貌，而衡湘幽胜，殆尽其概矣。 方祖猷、梁一群、李庆龙编校《罗汝芳集》第922页，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
在岳麓书院的讲学内容被记录下来，由门人曾凤仪以《岳麓书院会语》之名刊印于世，惜乎今已散佚，仅存目于《罗明德公书目》之中。 方祖猷、梁一群、李庆龙编校《罗汝芳集》第8页。所幸有《栽缆词樵褐钌四条》传世，谨移录如下：
人生贵立志，勿务近与细。谛观古圣贤，功名几千岁。
人生贵好学，先学孝与弟。久之通神明，前光后且启。
人生贵师友，孔曾无私授。传也能习否，省身日当守。
人生贵读书，读书期实用。身心与家国，担荷万钧重。 方祖猷、梁一群、李庆龙编校《罗汝芳集》第714-715页。
从立圣贤千岁功名之志，好孝弟而通神明之学，到师友传习，日省吾身，将担荷身心与家国之万钧作为读书而期“实用”的目标，凡此种种，皆能体现泰州学派日常伦常之学的特性。
平时所孜孜者，惟以讲学为急务。学宗文成，而每病世之学文成者，多事口耳，特以力行矫之。尝曰：“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此致良知宗旨也。”又言：“朱陆之学，本同一源，后人妄以意见，分门户，滋生异议。”乃取朱子诗文，摘其与文成合者汇成一书，曰《朱子摘编》。书出，而纷纷异同之说涣然矣。壬午，皇嗣生赍，书告楚中六王，因上匡庐，浮沅湘，入武彝，然山水间。所至辄偕同志集聚讲学，远近喁喁向风。万历间，兵宪李公天植敦迎主讲岳麓，士习翕然丕变，湖南正学，绝而复续云。 湖湘文库本《岳麓书院志》第241页。
由此可知，张元忭讲学岳麓实乃其所至聚讲的常态，至于其来岳麓，则是因为“皇嗣生赍，书告楚中六王”，以使臣身份而来。状元理学名家讲学于万历禁毁天下书院之后，且以朱陆同源之态，尊重朱张传统，故而有“湖南正学，绝而复续”之称。
张元忭是浙中王畿的弟子，《明儒学案》卷十五指出：“先生（指张元忭）之学从龙溪得其绪论。”但他并不宗守王畿之学，相反，他从学王畿，也只是如他本人所说“吾以不可学龙溪之可。”因而，他对王畿的一些观点、思想表示怀疑和批评。为了矫正龙溪之偏，他在《致罗近溪》一文中提出，“近世学者窥见影响，辄自以为大彻大悟，而肆然不复修持，决藩篱而荡名检，其弊有不可胜言者。某窃有忧之，故每劝学者，必以悟修并进，知礼兼持。” 张元忭在学术上“以万物一体为宗，而以明明德于天下为愿”，其立足则是“万事万物皆起于心”的心为本体的思想。他在论“万物一体”时说：“仁者识其体，是故视我犹人，视人犹我。视我与天地万物，如腹心手足之本为一体，痒疴疾痛无不相关，触之即觉，感之即应。” 《张阳和集》卷一《答田文学》。他是以“仁，人心也”的主观精神来论证“万物一体”。他到岳麓书院讲学，看到为崇奉朱熹、张蚨建的“朱张祠”时，曾写下“太极先天自古今，两贤从此共推寻。须知至宝人人具，万象由来总在心。” 载康熙《岳麓志》卷五，见湖湘文库本《岳麓书院志》第305页。他把朱张探讨的“太极之旨”归结为心，可见他是用“心即理”的思想传授岳麓门生。
万历天启之际，江右王门的后期领袖邹元标撰记、讲学，影响岳麓。邹元标，字尔瞻，别号南皋，江西吉水人。万历五年（1577）进士，官至刑部侍郎、左都御史，以忠直名天下。先是，万历三十九年，长沙府推官陈大绣捐俸助善化县知县唐源重修岳麓书院，“庙堂斋舍焕然一新”，因请邹元标作记。内有“予归田且廿馀年，常思率二三子，徘徊兹地，寻朱张二先生遗迹于往训，略一振起焉，而又以世多畏途，无由亲睹其盛为歉，而不知其倾颓若是。倘非陈君有千古之志，即明诏许复，竟与昔时境象何殊焉？君父子兄弟世以正学为箕裘，其所佩服诸儒者，深且笃矣。宜是典之重光也，可为吾道庆矣……元某虽老，于兹地犹若梦寐见之，冀与诸君子一下上其间，振二先生之泽于无涯也。” 明邹元标《愿学集》卷五上，《重新岳麓书院》，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由常思、徘徊、若梦寐见等字里行间，可知岳麓书院对书院情有独钟的邹元标来说，意义非凡。而所谓寻朱张二先生遗迹，与诸君子振起二先生之泽于无涯，皆显示其对朱张之学的敬重和向往。
天启年间，邹元标终于讲学岳麓书院，其事见康熙《岳麓志》卷三所载邹元标传，其称：
熹宗登极，由少宰晋总宪，世方p望柄用，忤权，逐公去国。过长沙，寓岳麓讲学，诸名士从之游。崇祯朝录惨祸诸贤论恤，首被先生，谥忠介。 湖湘文库本《岳麓书院志》第245页。
邹元标“师欧阳德、罗洪先，得王守仁之传”， 《明史》卷一百三十一本传。学术受到江右王门学派的影响，但又有不同于罗洪先等人的地方。据黄宗羲《明儒学案》说：“先生（指邹元标）之学，以识心体为入手，以行恕于人伦事物之间与愚夫愚妇同体为工夫，以不起意空空为极致，离达道无所谓大本，离和无所谓中。”从他反对“离已发求末发”，主张“下学便是上达”等方面，可以看到他守江右王门正宗的一面。但他的“识心体”、“天地万物皆生于无而归于无”等语，又显然受佛学影响。因此，黄宗羲认为他“求见本体，即是佛氏之本来面目也；其所谓恕，亦非孔门之恕，乃佛氏之事事无碍也。” 《明儒学案》卷二十三。 三 王学传播和岳麓学风
阳明学派的讲学，虽在岳麓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良知之学一度成为岳麓自由讲学的中心课题，但朱张理学传统仍受到尊重，保持一定影响。在王阳明游览岳麓后不久，学道陈凤梧召集郡邑优等生肄业岳麓，向他们传授“湖南道学渊源”。他还著有《湖南道学渊源录》，对湖湘学者大加褒扬。
山长陈论更作《圣学统宗》以倡朱张之学，其称：
岳麓之兴本于朱张，朱张之学本乎道也。首之以圣学统宗，所以原其相传之有自，又以望后来者于无穷也。嗟夫，斯地昔称小邹鲁矣！当其盛时，产于斯者营道舂陵之间有濂溪周子，黄州程乡有明道、伊川二程子；宦游于斯者，浏阳有龟山杨子，应山有上蔡谢子，衡岳湘潭有武陵胡氏父子，潭州有晦庵朱子、南轩张子，继晦庵来守者又有真西山焉，识者号曰湖南一派，不诬也。慨自朱张没，而孔孟正学之传绝焉。然果终绝乎哉？《剥》上九曰：硕果不食。剥尽于上，则复生于下，阳德未尝一日绝也。今去濂溪五百有馀岁矣，湖湘其硕果之象，气数之贞乎！贞下起元，以其时则可矣。 万历《岳麓志》卷一，见湖湘文库本《岳麓书院志》第16页。
由此可知，岳麓的兴复实际上承载了要让湖湘朱张之学相望于后来而无穷的重要使命。
王学兴盛的嘉靖年间，徐p悬“正脉”额于朱张祠前，标榜朱张之学为岳麓的正宗。万历年间，湘阴县丞俞尧中又鼎新朱张祠，太守吴道行建坊曰“继往开来”，易“正脉”额为“斯文正脉”。巡按湖广监察御史甘仕价亲往岳麓主祭朱张，在其《告朱张二先生文》中，称岳麓“为宋儒晦庵朱先生、南轩张先生过化胜地，栖迟咏歌之迹，至今宛然。”
由于岳麓的朱张传统根深蒂固，王阳明及其弟子在此讲学时，也不能不受此传统的制约，有的人甚至是兼收朱学。标榜要翻历史上“是朱非陆”旧案的王阳明，在参观岳麓时，对朱张是十分尊重的，他的诗作表达了这种心情：
缅怀两夫子，此地相徘徊。
当年靡童冠，旷代登祟阶。
高情讵今昔，物色遗吾侪。 《王阳明全集》第689页。……
在岳麓讲学而名燥一时的张元忭之《寄冯纬川》一文亦说：“宋儒分析诚多支离，然当时讲论皆尚名检，故一时人物卓然可称。”当时贬朱褒陆成为王门弟子时尚，但张元忭《答田文学》一文却说象山之学，“岂偏于高明者哉？”而晦翁之学，“含有体用无间之者，则岂泥于事物者哉？”因而张元忭提出的“悟修并进”、“知礼兼持”，就兼收了朱学。黄宗羲《明儒学案》说张元忭“谈文成（王阳明）之学，而究竟不出于朱子”，是有一定道理的。而季本所谓“以理为主宰”的学术宗旨，也可以从其主“理”中看出对宋儒的兼收。
另外，在岳麓讲学的王门弟子中，大多是束身礼法、躬行践履、循规蹈矩的学者，并对王畿一派一味高谈自悟本体、放荡不羁和“务于空言而忽躬行之实”提出了严厉批评。邹元标虽受佛老影响，但他“融严毅方正之气而与世推移，其一规一矩，必合当然之天则。”被赞为是“儒家本色”。嘉靖时讲学岳麓的阳明高足王乔龄，《岳麓志》称他“以理学抒经济，临政持大体，敦尚风节”，把阳明学说和经世结合起来。王门中好空言者不少，但来岳麓讲学的弟子如此强调躬行封建礼法，亦与岳麓的传统学术有一定的关系。
阳明学派提倡直悟本体，发展到后来，一些人弃经不读，学术日益空疏。季本、罗洪先等人对此十分不满。季本就很注重研究有用实学，留下著作一百二十卷，有《易学四同》、《诗说解颐》、《春秋私考》、《四书诗存》、《读礼疑图》、《孔孟图谱》、《庙制考义》、《乐律纂要》等。不仅如此，季本还注意“为致君有用之学”，曾“考黄河故道，索海运之旧迹，别三代春秋列国之疆土川源，涉淮泗，历齐鲁，登泰山。” 《明儒学案》卷十三。罗洪先对于天文、地志、礼乐、典章、河渠、边塞、战阵攻守、阴阳、算数等无不精究，对人才、吏事、国计、民情等，也十分关心。
由此可见，岳麓的学术传统对阳明学派的传播有一定的制约性。这种制约性有其保守的一面，它限制了学术思想的发展和更新，岳麓书院在明代没有像宋代那样成为全国有名的学术基地，与此是有一定关系的。但这里又有其积极的一面，岳麓在明代始终没有那种浮诞不逞、空谈良知之习，而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重践履、务实学的传统，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