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证明，治理腐败，靠圣训是无法持久的，个人再聪明，也比不上制度的力量大，想反腐，最终要靠制度；而制度的核心，就是法治与吏治；而吏治的核心，在于官员如何产生。
不解决制度问题，一切靠自己，犹如右手拿刀，不论怎样舞弄，也无法砍掉右手。以慈禧的“新政”为例，她想借此改变旧制度，结果却加速了清朝的灭亡，这就像本指望用吃药来治心脏病，却被药毒死了，这就是制度困境。
从严治吏出忠臣
大概是十年前，我到西北某县博物馆参观，亲眼看到明代“反腐”时，将贪官“剥皮揎草”的实物，还有用贪官头骨做成的碗。过去读史料，知道有这种事，可见到真东西，依然感到很震惊，可见古人对贪腐深恶痛绝，不惜使出“霹雳手段”。
通过总结历代教训，清代初期统治者厉行肃贪，顺治元年（1644）规定“凡官吏犯赃审实者，立行处斩”，顺治十二年（1655）下谕：“今后内外大小贪官，受赃至十两以上者，不分枉法不枉法，俱籍没家产入官，仍依律定罪。”康熙皇帝曾说：“治国莫要于惩贪。”
对贪腐行为，可谓严刑峻法，《大清律例》中规定：“大臣亲戚，非奉特旨，不许除授官职，违者罪亦如之。”此外，要求“凡内外武官，不得于私下或明白接受公侯伯所与金银、段疋、衣服、粮米、钱物，若受者，杖一百，罢职，发边远充军，再犯处死”。
再比如下级赞美上级“德政”，《大清律例》规定，有此行为“即是奸党，务要鞫问（审问）穷究来历明白，犯人处斩，妻子为奴，财产入官。若宰执知情，与同罪；不知者，不坐”。
在严刑峻法与正面引导下，清朝确实出现了一些忠心耿耿的臣子，比如末代陕甘总督多罗特・升允，辛亥革命时，他已被免官在家赋闲两年，却毅然带兵入京“勤王”，打到西安时，得知溥仪已逊位，只好面向北京三叩首，以后宁可当寓公，也不愿在民国任官。升允是比较廉洁的，慈禧太后七十寿诞时，庆亲王奕撩各省献金祝寿，他不仅自己不献金，还上疏要求停止献金。
但在清朝末期，升允这样的人不多。
清末皇族腐败到卖祖宗
清朝为什么会从吏治严苛走向贪腐遍地？
清朝当年能取得天下，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善于学习，了解不同文化，通过充分吸收双方优点，实现满汉合璧。特别是康熙时期，国际上有地位，充满自信，力主偃文息武。一方面，通过沿袭明代制度，约束马上英雄们的草根气；另一方面，用八旗的凝聚力与朴野精神，对抗传统官僚体制的贪腐与低效率。可随着时间推移，满汉合璧遭到侵蚀与破坏，而失去约束，则明代制度的弊端便渐渐显露了出来。
以捐官为例，初期只授虚职，花再多钱，也只能当个编制之外的“员外”；可到后来，开始授实权，这就让腐败走向合理化。
以珍妃为例，她通过光绪卖官敛财，甚至将四川盐道（四品）这样的要职私售给文盲玉铭，光绪年间，“光绪问以在哪衙门当差，对以在木厂；光绪骇然，命将履历写出，久久不成字”。
当然，这并不是她激怒慈禧的真正原因，真正原因是慈禧斥责她坏了祖宗家法时，她却反唇相讥说：“祖宗家法亦自有坏之在先者，妾何敢尔？此太后之教也。”这不仅直指慈禧垂帘听政，而且揭了慈禧的老底。因为慈禧私下也在卖官鬻爵，为掩人耳目，她入了龙门道教，将白云观变成秘密接头的场所。
最有权力的人带头搞权钱交易，这还怎么惩贪？所以清末官场各职位都有明码标价，半公开地进行。
清朝皇族后期腐败惊人，张作霖死在皇姑屯后，在东北办葬礼，用了许多亲王等级的翁仲，都是皇族偷着卖过去的。我在东北，曾见过不少高等级大牌坊，数吨重，用兵车运来，可见“卖完王府、家具，卖祖宗坟地”之说，并非捕风捉影。
腐败都到了卖祖宗的地步，这就无药可救了。
大火烧毁了溥仪的反腐梦
对于腐败，溥仪也曾想加以治理，便先拿太监开刀。
在逊清小朝廷中，溥仪发现有太监偷东西，几个躺柜不翼而飞，决定彻底清查。太监们吓坏了，扬言要杀溥仪，搞得他极为紧张，他知道太监们暗中互通，不可信任，便让婉容持棍睡在外屋，以保护自己。还让婉容的弟弟郭布罗润麒陪自己睡觉，因他当时年龄小，比较警醒，稍有声响，便能醒来。
溥仪刚刚掀起反腐风暴，却招来了一场建福宫大火，消防队赶到时，门卫却以“清室向例未奉谕旨，外人不许入神武门一步”为由，不肯开门。消防员只能在宫门外等溥仪下谕，直等了一个多小时。大火烧毁房屋三四百间，其中古物与相关证据皆化为灰烬，追究大火原因，内务府却说是溥仪用他三舅从国外带来的放映机看电影，引发电线跑火，这显然是个借口。
建福宫大火是一个标志性事件，说明溥仪连身边的太监都已管不住，何谈治理皇族中的腐败？
溥仪一怒之下，将大部分太监轰走，但盗窃行为并未因此结束，溥仪离开故宫后，在天津英租界内居住，随身携带多箱文物，李玉琴曾亲自核过，可没过多久，内部已皆被掏空，箱子前锁仍完好，但后隔板均已活动，偷窃者将看不上的少数瓷器扔到了垃圾堆中，捡回来，竟然是乾隆时期的官窑。
溥仪自己也被腐败关在笼子中
为什么溥仪管不住太监？因为他自己也参与了贪腐。 他把宫中的名画交给溥杰，让其夹带出去私卖，为自己换私房钱。第一次时，溥杰不知道大门口有民国军人把守，军人不管你是谁，都要搜身，结果没能成功。两人一商量，后来改成皇上赐给溥杰，名正言顺，卫士亦无可奈何。用这种方式，溥杰从宫中盗走大量国宝，仅书画就至少1200件，都是极品，包括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等，后追回的只有三分之一。
在《我的前半生》中，溥仪承认“至于我和溥杰采用的一赏一受，则是最高级的方式。当然，那时我绝不会有这样的想法，我想的只是，别人都在偷盗我的财物。”所以太监们说：盗亦有道，你能偷大的，为什么我们不能偷小的？
溥仪监守自盗，是想为出国留学积攒经费。在洋教师庄士敦的帮助下，荷兰公使欧登科已安排好所有细节，可在双方约定好的时间，溥仪却未能赶到。
原来，载沣（溥仪的父亲，曾任末代摄政王）听到了消息，立刻赶到紫禁城，他这人平时糊涂，此时却反应极快，立刻关了神武门，这下溥仪想走也走不了了。
原来，消息是婉容透露给她继母的，继母立刻通知了载沣，溥仪的屋里就有电话，非常方便。溥仪计划先出国，以后回来接婉容，但婉容知道，溥仪不过是借口留学，实际上想一走了之。按《清室优待条件》，民国政府每年需支给皇室400万两白银，如溥仪走了，这笔钱自然也就没了，按郭布罗润麒的说法，即“被端了鸟食罐”，大家怎能不着急？
其实，《清室优待条件》就是一个权钱交易的协定，皇族们为了维护自己利益，不惜将溥仪变成囚犯。
孙耀庭悟出的治国之道
晚清贪腐自上而下，病入膏肓，不是靠某个人就能改变的。特别是皇帝、皇族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后，他们对国家命运已丧失信心，加上北洋政府换汤不换药，10多年换了七位总统，贿选、腐败等丑闻不断，依然是“窃钩者贼，窃国者侯”那套旧逻辑，大家都只想着偷，那就彻底乱了……
1990年，有位领导派人来问末代太监孙耀庭，你经历过清朝灭亡，有什么治国之道。孙耀庭当时在广化寺，感到很犹豫，说自己只是跟班的，哪懂什么治国之道啊，他想了很久，最终决定什么也不说，而是写了一副对联，即：
国正天心顺
官清民自安
他用后半生的时间悟出来，国家也好，官员也好，都应走正道，只有顺应世界潮流、严防腐败，方能天下太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