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 文】
20世纪末至今，中国依然存在直接以西方音乐为样板进行创作和教育，以及西方音乐在社会音乐生活或音乐文化市场中占绝对大的比例的现象，而这种现象就是后殖民现象。这是从20世纪初就开始，而现在自觉或不自觉就这么做的。也就是说，西方音乐文化的中心地位依旧存在。即：专业创作以西方现代技法为核心；音乐教育以西方传统音乐为核心；社会音乐生活以西方式流行音乐为核心。尽管三者各有不同，在以西方话语为中心这一点上却是相同的。问题不在于是否使用了西方的音乐语言，而在于把西方音乐放置在什么位置上，以及本土音乐和世界上其他地区的音乐是否因此受到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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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音乐听觉被西方音乐所塑造而又无意识，尤其是年轻一代。这将导致中国音乐将来进一步西方化。
专业音乐创作的“新潮”、“后新潮”的冲击以及流行音乐在文化工业中的兴起，又一次引起了学术界的讨论和争论，音乐的“中西关系”、“雅俗关系”、“新旧关系”再度成为热门话题。这场讨论还涉及对世纪上半叶的“新音乐”和将近一个世纪以来的新音乐教育的反思。就“中西关系”的讨论而言，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种意见。
（3）调和主义，或改良主义，强调中西音乐文化的结合。这种观点沿袭了世纪初“五·四”运动的精神和毛泽东“洋为中用”的主张。持这一观点的人最多。官方文化或主流文化的主体基本上都持这种观点。在他们看来，只要采取改良主义的方法——西方音乐中国化，或中国音乐西方化——就能实现繁荣音乐文化的目的。但是这种观点在实践领域基本上还是以西方范式为样板（参见本文上面的讨论）。
直至现在，在如何看待西方音乐文化与本土传统音乐文化的关系问题上，中国大陆音乐界依然很少有人直接应用后殖民批判的武器。但不是完全没有人涉及后殖民批判领域。例如中国音乐研究所的韩钟恩（注：请参阅《中国音乐年鉴·92’》韩钟恩文。）、管建华（注：管建华：“新音乐文化发展历史的文化美学评估”。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 等。在本文作者看来，获得一种超越性立场是进行有效的后殖民批判的前提，也是解开“中西关系”这个历史死结的出发点。纠缠于“中西关系”、在没有消解“中心主义”思维定势的情况下谈论“民族性”、在没有确定自己的文化身份的情况下选择音乐发展道路，这样做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而且会陷在后殖民主义的泥坑里不能自拔（注：宋瑾：“世纪末反思——关于音乐的民族性”。载广西艺术研究所《民族艺术》1998年第1期，南宁。）。当然，在中国现在的状况下解决后殖民问题有许多困难。用疑问方式表示这些困难就是：经济迈向世界一体化，文化艺术能重归民族个性吗？西方化的历史惯性能消除吗？追求音乐的民族个性，能同时避免东方主义或民族主义吗？看来，只有上文所说的“世界主义”或“超越派”才有可能解决这些问题，找到走出困境的文化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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