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不存在无价值和非道德的政治。自从政治现象产生以来，政治与道德便像连体婴儿一样，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政治中的道德准则、政治学中的伦理观念始终是政治研究的基本内容之一。[1]然而现代社会的政治这个词语对于中国人早在《尚书》：道洽政治，泽润生民 [2]来说还是有所不同解释的，如果中国始终抱着老祖宗的东西不加改进，就会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中国如何被迫开启屈辱的近现代史就是最好的例子，那么如何融入国际社会，中国如何在国际社会真正发挥大国的作用，必须还要在政治上多下功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研究政治就是研究政治道德。政治伦理学是一门以广义的政治道德为研究对象的伦理学学科。政治伦理文化是一种社会政治现象，反映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客观的政治历史、政治现实下的精神文化状态，它伴随着社会历史和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而演进，同时也影响制约着政治体系、政治关系和政治活动，在社会历史和人类政治文明的进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1]人们的精神文化根源于现实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考察分析中国的政治伦理文化形成基础，离不开滋养中国人民五千年文明的传统文化，从中发掘并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伦理文化对于推进我国民主政治建设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政治伦理文化
政治伦理文化是同政治文化和伦理文化共同衍生出来的一个全新的概念，迄今为止没有一种权威的定义 。徐黎明认为政治伦理文化又称政治道德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形成的一整套有关政治伦理道德的意识、观念、理想 、原则、心理、思想、精神、传统、习惯等规范的综合，是政治关系在伦理道德领域的投射形式。[1]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政治伦理文化
1.中国传统文化
一般的来说传统文化指的是，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保留在每一个民族中间具有稳定形态的文化。它是每一个民族的历史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展现，有着特定的内涵和占主导地位的基本精神。它负载一个民族的价值取向，影响着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聚拢着一个民族自我认同的凝聚力。
中国传统文化是在近代西方文化涌入中国之后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为与之有所区分而独立出的确切概念。中国传统文化和世界上其它文明一样，也受到地理环境、经济基础、宗法专制的社会组织结构等因素综合影响，同时它又反作用与中国古代社会，它不仅在观念的意识形态方面有着久远的影响，而且还深刻地影响着传统社会心理和人们的行为规范，如，孝亲敬祖、修己务实、不佞鬼神、乐天安命等等，这些长期形成的社会心理和观念形态，渗透到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4]因而中国哲学是伦理型的，伦理道德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斯宾格勒把道德灵魂当作中国文化的基本象征符号，黑格尔说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3]可以说这种族权与政权互为表里、宗族与国家一体同构的伦理道德文化是中国古人对社会生活秩序和个体生命秩序的大政治智慧设计，是形成中国两千年稳定的封建社会，并使其在历史中缓慢发展的重要原因，给中国以后的社会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
地理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它对文化的影响是又一极其重要的因素之一，尤其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人类社会初期，它的影响甚至是具有决定性的。中国传统文化植根在半封闭的大陆性的地理环境，由此影响而产生的以农业为主体的经济格局、农耕文明。
2.家国同构的伦理政治
早期儒学从先秦到西汉这段时期看，首先是孔子通过对于历史变迁的领悟，将伦理与政治创造性地结合起来，奠立了儒家的政治大思路。孔子明确提出以仁义道德治天下的思想，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后来孟子将政治伦理化、荀子将伦理政治化，分别推进了孔子思想的一个方面，他们把孔子的仁义学说进一步移植到施政上，把仁学政治化，提出仁政学说，认为统治者即掌权者要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之政，并进一步加以阐述，认为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而国定矣。后来者敏锐意识到统一意识形态需要的董仲舒，则成功地将伦理与政治糅合进现实政治之中，实现了儒家将伦理与政治有机地兼容的政治思想建构任务，董仲舒、朱熹等人则把这一互动过程实质化，真正把伦理政治规范化。家国同构，父为家君，君为国父，这些亲亲尊尊就是政治伦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伦理直接控制社会的直贯系统，消解罪愆的人生理想主义，道德、法律与政治是紧密纠缠的共生体，从未像西方社会那样在权利框架下充分剥离。通过对父子一君臣这一隐喻关系的不断自我确认，个体在家庭中的品行，变成了考察社会角色与政治素质的根本依据。
3.以德治国的伦理政治
早在汉代开始，选拔与培养官员的重要途径就是举孝廉，即二十万户中每年推举一位公认为孝顺父母、行为廉正者由朝廷直接任命为官吏。这种以德取士、以德治国的系统，直到清代仍是吏治的重要方面。显然，作为家庭伦理规范的孝，已作为政治考核标准直接介入了社会生活，实际上是国家层面上忠的异质同构体。因而出现因父母去世，无论儿子在多么重要的职位，都要而且必须回乡守孝，称为丁忧，丁忧期间职位保留，照拿俸禄，有的丁忧长达三年之久，当年身居首辅高位的明朝张居正就是因为不想离职，母亲去世没有丁忧怕世人唾骂，还不得不请皇帝颁夺情令以堵天下呦呦众口，更不必说多少功臣名将失宠后，往往以不孝之名获罪杀身。相反自古忠孝不能两全的人被大力表彰，以此鼓励百姓报效朝廷，为君死命。
先秦时期，儒家主要是从道德伦理层面来认识廉的，认为廉是君子所具有的一种基本道德操守。汉代以后，随着儒家思想的制度化，廉更多地与政治行为联系在一起。汉代实行察举制度，出现了专门的举廉科，将廉作为官员选拔、任用的主要依据。《晋书阮种传》中说：夫廉耻之于政，犹树艺之有丰壤，良岁之有膏泽，其生物必油然茂矣。[5]廉洁对于为政的重要性，就像土壤和雨露于生物之必不可少，一旦失去，政权终会倾覆，为官者的廉洁是实现政权稳固持久的客观需要。
《大学》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强调上至天子、下到百姓，都要以修身为本。可以发现在儒家思想中，包含着这样的逻辑：要做一名好官，先要做一个好人。所以，传统文化中包青天这样的形象被传诵千年，为历代朝廷命官立为为民请命的楷模。为政者只有先修身以德，才能安人安百姓。当然，成为一个好人并不意味着就能当一个好官，从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还需把廉德运用到政治实践中。为政以德，既要有崇公抑私、立公去私的公心，又要有义利面前舍利取义的勇气；既需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地举贤任能，也需居之无倦，行之以忠地勤政守职；既有为政俭约、节用而爱人的品行，更需有涵养一腔浩然正气的节操。
4.止乎于礼的伦理政治
发乎情止乎礼，追求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此处的礼其实质是在于维护封建王朝统治秩序的礼。古代所谓礼，包括内在的礼义与外在礼仪，它的制订是为处理人与神、人与鬼、人与人的三大关系而制订出来的，它包括的范围非常广泛，诸如政治体制、朝廷法典、天地鬼神祭祀、水旱灾害祈禳、学校科举、军队征战、行政区域划分、房舍陵墓营造、乃至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言谈举止，无不与礼仪有关，几乎是一个囊括了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一切典章制度以及影响个人一生的伦理道德修养、行为准则规范。最近出土的海昏候墓葬就是这些礼制的最好佐证，也正好感谢有当时这样的礼制规定，使今天的我们得以一窥当年的社会风貌，为了解远去的岁月提供最真实的证据。
三、现代社会的政治伦理文化未来
儒家孝廉德思想形成于古代社会发展的过程之中，其天人合一的思想命题是儒家伦理政治致思的终极追问，而人性善恶是其德性凭借，内圣外王是其理想境界，德主刑辅是其治道安排。在封建王朝中，天下莫非王土、四海皆是王臣，以孝治天下、以廉为政很大程度上巩固了统治阶级的政权，它对中国历史上风清气正社会局面的出现起到过积极作用。然而现代社会的个体高度独立，包括从家族和家庭依赖关系中的解放，这使代际成员的长期共处失去强制性；而公共教育、全日工作和社会化福利体系，最终切断了原有的反哺链条， 出现越来越多失去回报的空巢老人；时间上的快节奏和空间上的流动性，年轻人的自我认同更多来自社会角色尤其是职业角色，家庭日益远离作为国家缩影和权力纽带的含义。这使孝廉德作为一种崇高的政治伦理话语迅速崩溃，还原为日常生活中没有约束力的利益话语和情感话语，于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事实也一再地刺痛着人们的心，而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如今暴恐事件的频发更加剧了人们对人类未来的担忧。
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物质高度丰富的今天，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政治伦理文化还有未来吗？用汤因比和池田大作在《展望二十一世纪》中的话：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式的中华民族。和为贵思想不仅仅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一个构成部分，它应该是全世界人民求大同存小异的普遍思维原则，唯其如此，人类才不会在相互残杀和自杀中毁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