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谚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物理学告诉人们，宇宙中静止是相对的，运动 是绝对的。在社会进程中，冲突与合作就好像一枚硬币的两面，是不可分割的。但长期以来，在稳定压倒一切的维稳体制下，社会冲突被刻意回避和简单压制，结果往往事与愿违。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为人们正确认识和合理解决社会冲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长治久安指明了正确的方向。社会发展及其治理变化必然导致规划转变，那么，规划将如何应对来自社会和规戈J自身的冲突与挑战呢?近代城市规划的社会学渊源。
1.1城市规划早期的理论脉络
近代西方的城市规划主要源于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背景下，解决日益增多的社会与环境问题、缓和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之需要。因此，城市规划受社会学的影响很深，城市规划的理论与实践都有大量社会变革家的推动。首先是空想社会主义对理想社会和理想城市的追求，深刻影响了西方人本主义规划思想的几位重要先驱。比如，霍华德的代表作《明日的田园城市》，其初版的书名就叫《明日:一条通向真正改革的和平之路》，其初衷也在于倡导一种全面社会改革的思想，而不仅仅是对城市形态的优化，因此他本人其实更愿意用社会城市而不是田园城市来表达自己的思想。
从另一位近代城市规划奠基人盖迪斯的身上，人们更能看出城市规划的理论渊源。这位苏格兰生物学家、社会学家、教育学家和城市规划思想家，把多门学科融为一体，强调城市规划不仅要注意研究物质环境，更要重视研究城市社会学以及更为广义的城市学，并且认为城市改造者必须把城市看成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复杂统一体，其中的各种行动和思想都是有机联系的。
随着自然科学的突飞猛进，物理学、生物学的思想和法则开始更多地渗透到社会学乃至城市规划，功能主义、机械理性主义开始成为城市规划的主导思想。 现代城市规划巨匠柯布西耶就坚信艺术应有自己的法则，就好像物理学和生物学一样，未来世界基本应该是按照机械原则组织起来的机器的时代，人们完全可以利用设计来创造美好的社会。在柯布西耶的城市规划中，明确的功能分区、超级的立体交通体系、巨大的公共社区、一体化的关联系统等，都表明了他对规范、秩序和可控的社会秩序的向往。其亲手操刀的昌迪加尔规划，就以象征人体的生物形态构成城市总图的基本特征，将形式理性主义的规划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
沙里宁的有机疏散理论依然是从生物学中吸取灵感以解决社会问题。他认为，城市与自然界的所有生物一样，都是有机的集合体。沙里宁将交通要道视为动脉、静脉，将街区内道路视为毛细血管，将城市的不同功能区视为有机体的不同的器官;城市的内部秩序应该和生命有机体的内部秩序一致，不能任其自然地凝聚成一大块，而应该把城市的人口和工作岗位分散到可供合理发展的离开中心的地域上去。
系统论、信息论与控制论(即所谓老三论)的诞生与发展，将城市规划推进到系统分析的时代，并达到了功能理性主义的顶峰。许多人热衷于采用综合预测方法、建立数学模型，来模拟城市的变化规律，解决城市规划的科学量化问题。作为老三论基础的系统论，其创始人正是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他提出系统论的三个基本原则:一是系统原则，强调有机整体性;二是动态原则，强调自组织，认为生命是有组织的开放系统;三是组织等级原则，认为事物之间存在着不同的组织等级和层次，各自的组织能力不同。
1.2功能主义认识:城市是与生物有机体相似的社会系统
由此不难发现，城市规划受社会学的影响很深，而社会学又受生物学的强烈影响(图1)。这主要源于长期居社会学主流的功能主义，其基本原则正是从生物学占据统治地位的19世纪发展起来的。达尔文进化论的成功使生物学获得了空前的声望，被这种进步所激发的早期社会思想家自然地将生物学的一些概念运用到了社会学中。
社会学的奠基人孔德和斯宾塞提出了功能主义的最基本原则:社会与生物有机体在许多方面是相似的。这一观念中包含了三个要点:①社会与生物有机体一样都具有结构;②与生物有机体一样，一个社会要想得以延续就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需要;③与构成生物有机体的各个部分相似，社会系统中的各个部分也需要协调地发挥作用以维持社会的良性运行。作为当代功能主义的奠基人，涂尔干进一步把社会看作是一个由道德价值观上的共识来规范的一种特殊的有机体。1940年代中期以后，沿着孔德、斯宾塞、涂尔干的道路，以帕森斯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成为西方社会学的主流，强调社会成员共同持有的价值取向对于维系社会整合、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将冲突视作健康社会的病态，只有分裂、腐蚀和破坏的作用，努力寻求消除冲突的机制，追求秩序、稳定、共识、协调、均衡、一致，强调合作、维护与调适。
毫无疑问，在当时的城市规划学者看来，城市也是一种与生物有机体相似的社会系统，城市结构与社会结构之间存在显而易见的类比和相通之处，城市规划的主要作用，就在于维系这个系统的稳定、协调和均衡。城市规划的早期探索，包括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柯布西耶的当代城市、赖特的广亩城市，都带有宏大叙事般的结构功能主义色彩，而1933年的《雅典宪章》，在物质空间决定论的基础上，强调功能分区及其之间的机械联系和平衡，无疑是这一思潮的集中体现。尽管不能说城市规划直接受结构功能主义的影响，但它们的理论渊源无疑是一致的，都是当时主流思想的映射体现。
2社会冲突理论及其启示2.1社会冲突理论概要
自1960年代以来，随着二战后短暂稳定的消退和冲突现象的普遍增长，西方国家进人全球性的大动荡时期，国际运动风起云涌，国内矛盾日益加剧。一向强调稳定与整合的结构功能主义已无法解释社会现实，以科塞、柯林斯、达伦多夫为代表的一些社会学家开始反思结构功能主义，他们从马克思、韦伯、齐美尔等古典社会学家那里吸取有关冲突的思想，批评和修正结构功能主义的片面性，社会冲突理论应运而生，并逐渐成为西方主要的社会思潮或理论流派。社会冲突理论认为，与生物体不同，社会的各个部分并不总是为了整体利益而通力合作的;社会中的某些组成部分处于冲突之中，某些部分的获利则是以其他部分的利益受损为代价的。因此，冲突被视为常态，不仅具有破坏性还具有积极性，不再简单回避而是重在解决冲突，承认对立、失调、失衡、破坏、分裂、差异，强调变迁和改革。
在冲突理论看来.社会冲突具有多方面的正功能:①整合功能，冲突有利于群体聚合，有助于建立和维持社会或群体身份和边界线;②稳定功能，冲突可能有助于消除某种关系中的分裂因素并重建统一;③促进形成新群体的功能，冲突可能导致先前毫无联系的双方之间的联合和联盟的产生，所谓不打不成交，④激发建立新规范和制度的功能，冲突可能导致法律的修改和新条款的制定，和参与者对规范和规则的自觉意识(张卫，2007)。总而言之，冲突是一个社会中重要的平衡机制。一方面可以起到减压、报警、整合与创新的作用，相当于社会安全阀，另一方面多元社会的交叉冲突，还能够起到阻止社会沿着单一轴线分裂的作用，相当于社会粘合剂①。2.2对转型期社会冲突的再认识2003年以来姚体报道的征地冲突案祥年份分布按冲突起因划分的群体性书件分布
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推进，中国的社会转型过程已经进人冲突高发的深水区。正如亨廷顿所说:传统社会和现代性社会实际上都是相对稳定型的社会，而在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现代化却滋生着动乱。仅仅在中国的城市，由于市场经济改革和单位制的逐步消解，个人开始在市场中成为独立的社会人，社会身份和利益主体趋于多元化;住房制度等改革使得人们的物权意识得以苏醒和成长，而城市增长机器的普遍化，又使得地方性官商联盟与普通市民间的矛盾日益突显，部分个体和群体的相对剥夺感日益强化，社会不满在集聚、社会冲突在加剧。不难发现，征地引发的社会冲突近年来日益频繁，已经成为当前社会矛盾的一大焦点但换个角度看，冲突在某种意义上又是社会的生命之所在。没有冲突，就不会产生自我意识;没有冲突，也没有社会组织的必要。尤其在转型时期，社会冲突更是常态，往往成为社会变迁乃至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因为，冲突有助于原子化的个人实现社会化，对建立公民社会具有积极作用，连续、可控的冲突，是培养公民意识、形成公民社会的必要条件。同时，只有正视冲突并建立解决冲突的制度性安排(包括相关的组织、机制、文化氛围等)，才能逐步释放社会中的紧张状态，防止被堵塞的敌意倾向积累，从而将冲突的负面效应降至最低，防止社会结构的僵化和毁灭性的崩解。市比拟为一个人，那也只是一个静态的人，仅仅能够满足一个人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人的器官组合和组织联系，却无法适应一个人的成长与发展。而城市的发展既有一定的确定性，也充满着随机性和偶然性。尤其是正在经历快速变化的城市，其发展路径并不都是必然的和有规律可循的。
正如有的学者(仇保兴，2009)所论证的:连续性、确定性、可分性和可预见性等等主宰传统城市规划学的概念，只有在城市发展处于平衡态(城市化前期或后城市化阶段)才是绝对正确的。除此之外，在城市化高速期，或信息化、全球化、民主化、市场化等深刻影响人类社会进程的转型期，城市系统远离平衡态，非连续性、不确定性、不可分性和不可预见性将起主导的作用。这也是传统规划在发展比较稳定的地区还能派上用场，在发展变化剧烈的地区，则常常不堪重任的根源所在。
在规划史上，其实并不总是回避冲突，尤其是人文情怀浓厚的学者甚至能理解冲突的正面价值。比如:芝加哥学派对城市规划的真正贡献并不在于那几个经典的城市空间结构，而是他们基于问题导向的实证研究，不管是同心圆还是扇形、多核心，都体现了在人的需求及其活动影响下，城市各个结构组成部分相互之间的功能分化与联系。雅各布斯(2005)对传统城市规划的批判，也同样立基于此。在她看来，模式化的理想城市空间结构、严格功能分区的土地利用等等，都是违背人性需求的，并不能带来美好的城市生活，反而会对城市造成割裂和建设性破坏。城市是复杂多样并具有历史延续性的，需要一种互相交错、紧密关联的土地利用，只有土地的混合使用才会全天候创造丰富的城市活动，增加区域的多样性与活力。新城市主义强调紧凑、适宜步行、功能复合、可支付性以及珍视环境等规划设计特点，也是希望把多样性、社区感、俭朴性和人性尺度等传统价值标准与当今的现实生活环境有机地结合起来。
1.2.3社会冲突理论对规划的启示
在社会冲突理论看来，将社会或者城市比拟为生物有机体，无疑有过于简单化之嫌，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及其冲突的必然性，使得人类社会的复杂性远远高于一般的群居性动物社会，结构功能主义所设想的清晰结构只可能出现在蜂巢和蚁穴这样的低等动物居所，但这样的结构往往是看似完美实则脆弱(完全依赖于蜂后和蚁后的存在)。即使将城系，强调城市的连续性和内在关联性，强调城市规划的过程性、动态性以及公众参与的价值。其相对于《雅典宪章》最核心的提高改进之处，就在于从极度的理性崇拜中，适当回归尊重自然、尊重传统、尊重人的复杂现实(陈占祥，1979)，这与社会冲突理论对于结构功能主义的反思是异曲同工的。
反观我国的城市规划，对社会冲突的关注就明显缺失，这固然是延续以前的社会背景和政策要求，但却与当前乃至今后的社会形势与需求极不相符。仅从城市社会学的国内外教材篇章内容比较来看，国内教材往往把关注点放在城市社会整体，更加注重体系的完整性，涉及城市经济、政治、文化、科技、人口等诸多方面;而国外学者显然更具有问题意识，他们所关心的城市分化、分层、隔离问题，城市种族、移民和边缘社会问题，城市整合与冲突问题以及社会参与等问题，国内则很少甚至几乎无人将其作为独立篇章加以关注(蔡禾，2011)。
在城市规划中，城市资源的稀缺性及不平等分配导致的冲突不可避免。如果在增量扩张时期，相关的社会冲突主要体现为征地拆迁，而在存量规划时期，相关的社会冲突将更加多样化和复杂化。用福利经济学的术语解释，这意味着在存量规划时期，人们已经很难做到不伤害其他任何人而使某些人带来好处的帕累托改进，而只可能做到使受益者所得在补偿受损者所失之后尚有剩余的卡尔多改进。
3对当前我国城市规划的变革建议
3.1规划目标:从清晰唯一到方向明确
结构功能主义将社会整体视为一个生命有机体，强调维护社会结构的统一性和稳定性，以及结构对个人的约束性，而完全忽视了个人对社会的作用与价值。与此相应，传统的城市规划将城市本身看作是一个有机整体，并且是有着自我价值和需求的实体，生活在城市中的个人则被看作包含和依附于城市结构之中，是城市这个大实体中可以任意更换的小零件，甚至仅仅是一个抽象的存在。
当规划的对象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城市，规划师追求的必然是宏观意义上清晰完整的结构和确定完美的秩序(无论是功能还是空间)，极力消除冲突的影响甚至无视冲突的存在;但当规划直接面对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人与人之间有合作也会有冲突。这一方面意味着结构和秩序已经不再是规划所必须追求的目标，而更多是城市中的人为了更好生活所自发形成和演变的，只是一种手段和过程，不是目的也没有结果;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冲突不仅不能被忽略，还是形成与修正秩序的重要力量。
而在技术层面，规划师的工作可能将主要对城市的弹性框架进行定期的评估、校核与修正，以引导城市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以最典型的城市总体规划为例，今后的改进方向可能是由过去不定期、非常态的修编一审批，转为定期、适时的评估一修改，建立编制一实施一评估一修改一实施一评估-修改...的常态化工作机制。通过定期评估、适时修改，才能真正提高规划的权威性、科学性和稳定性，也是应对发展不确定性和冲突常态化、破解刚性固化难题的制度化解决方案。
4结语
我国当前所面临的社会，是一个复杂、多样和充满不确定性的社会，也是一个冲突日益频繁和常态化的转型社会。在社会冲突理论看来(科塞，1989)，强调冲突的价值，并非是为社会问题提供正当性，而是要理性地正视问题、科学地解决问题，社会正是在不断形成问题和化解问题的过程中完善和前进。不同的社会，对待冲突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一个僵化的社会制度，不允许冲突发生，它会极力阻止必要的调整，而把灾难性崩溃的危险增大到极限。一个灵活的社会却能通过冲突行为而受益，因为这种冲突行为通过规范的改进和创造，保证了它们在变化了的条件下延续下去。由此可见，能否正视、包容和妥善应对冲突，正是一个社会是否开放、自信和走向进步的重要标志。
城市正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城市规划也将面临日益增多和尖锐的社会冲突，因循守旧或者修修补补恐将难以应付。社会学一直是城市规划重要的理论源泉，以结构功能主义为导向的我国传统城市规划，不妨借鉴社会冲突理论，从规划的目标、内容、态度和方法等各个层面进行根本性的变革。这要求人们以个人而非社会整体作为规划研究和服务的对象，并且是实在的、有差异的个人，而非抽象的、无差异的个人。这是社会冲突理论与结构功能主义的核心差异，也是新旧城市规划的本质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