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的相信，有些事物除非让我拍摄下来了，否则没有人可以看见它们。”这是黛安・阿布斯最常被引用的一句话。它一再地出现在每本关于她的摄影集、传记里，也屡次被严峻的黑体字写在一整片的白墙上，伴随着她周游过世界的一幅幅黑白影像，一张张人们带着好奇、厌恶与怜悯看过的脸孔。
黛安・阿布斯也许是历史上第一位被攻击为不道德的摄影家。1965年，阿布斯的照片第一次在纽约现代美术馆的联展中展出时，摄影部门的管理员必须每天大清早去擦掉人们吐在上面的口水。当时几乎所有的观众都无法接受这样的表现―认为她的作品是肮脏、龌龊和极不道德的。苏珊・桑塔在《论摄影》里也如此形容阿布斯的作品：“展示了一些可怜、令人难过又令人厌恶的人，但没有激起任何同情的感情……暗示了一种既扭扭捏捏又阴险的天真，因为它建立在一种距离感和一种特权感之上……”她批评阿布斯对“与情感与伦理有牵连的公众恐惧事物和残疾人”毫无兴趣，刻意挑选那些丑怪的摄影对象，只为了满足摄影者猎奇式的变态好奇心。
在阿布斯看来，她摄影作品中的怪胎并不需要我们的同情，也不需要我们为之喝彩，他们远比我们来得高尚。她所拍摄的这些人物，也许每个人都曾在日常生活中遇到过，却是大家都不愿意多看一眼的。然而她却将他们的面部表情、心理状况给凝固下来，好像等着与你打照面，讨论那些命运所造成的悲剧。
18岁那年，阿布斯就结婚了，丈夫亚伦・阿布斯是个服装摄影师，他们夫妻二人同在时装杂志《BAZAAR》工作。35岁时，阿布斯决定不再从事时装摄影，她在艺术学校选修了女摄影前辈莉塞特・莫德尔的课程。莫德尔一直在拍摄非常态的人物―极胖与极瘦的人、极富有与极穷苦的人。莫德尔鼓励阿布斯去拍吸引她但被认为是极邪恶和带威胁性的东西。“不管是否邪恶，”莫德尔告诉阿布斯，“如果你不去拍那些你不得不拍的东西，你就永远不会拍照。”
阿布斯开始在纽约42街和百老汇街之间的畸形人博物馆里住下来。她在半夜里追寻巨人和侏儒，出没于下流社会，进出摇摇欲坠的小屋、妓院、变性人旅馆、奴役屋。她的摄影技巧极为简单，一直用6×6的正方形构图，人物多半是采取正面的头像特写，所有被拍的人都是摆好姿势准备上照。
阿布斯和她的拍摄对象有着非比寻常的关系。她几乎是在羡慕与嫉妒的情形下和畸形人交流的，因此照片的人物都带有英雄主义的阐释。为了拍一位犹太巨人，她曾前后跟踪他达10年之久;她也参加变性人的舞会，和他（她）们约会进餐;为了拍天体营，她自己也裸着身子。她觉得自己在这个特殊圈子里看到了更高的道德规范。她对已熟悉的事不感兴趣，对从未见过、不可思议的事却情有独钟。
“对我而言，照片的主题永远要比照片本身来得重要，而且复杂。我对照片是有感觉的，可是我并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了不得。我在乎的是这张照片是关于什么的。”阿布斯说。她的摄影几乎是一种哲学性的思考，而非视觉表达。她透过镜头表现人类心灵最脆弱的部位，无声地揭露了另一个世界，让世人明白这些人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样不堪，他们早已活出生命的精彩。更重要的，她让人透过她所拍摄的对象去思考命运与悲剧、思考自己与别人、思考正常与不正常的界限。
不幸的是，阿布斯晚年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又受到肝炎的长期折磨，最终以自杀来寻求解脱。她的死亡和她的摄影一样，令人惊骇。她是躺在澡盆里，以刀片割腕，让血染红了整盆水，也染红了自己，直至咽下最后一口气。
阿布斯的《同卵双胞胎》论证了貌似相近的个体之间，其实有着极大的差异性。
拍于1966年的《在自动售卖机前的两位女士》，两位变装后的男士在餐厅里午餐。
阿布斯因拍摄社会边缘人、不寻常的人物如侏儒、小丑、变性人、精神病患等争议性照片而声名大噪，作品震撼人心，却充满窥视者的粗暴，常让观者无法直视。
阿布斯众多以怪胎秀与智障者为主题的作品提醒我们，我们眼睛所看见的是多么的浮浅，我们对他人的认识是如何地被我们自己的无知与偏见左右。
怪胎是我拍摄过的最多的题材，它让我感到有一种恐怖的兴奋。大多数人非常害怕在人生中有任何的创痛。怪胎从诞生起便带着伤痛，并且已经从创痛中走出来，他们是我眼中的贵族。
―黛安・阿布斯
阿布斯拍摄了许多当时被视为是社会底层人物的扮装癖、异常性癖好，被虐狂与受虐狂者。当她的作品展出时，馆员必须不时清理人们吐在其作品上的唾沫。
在战争与反战论争风起云涌的20世纪60年代，阿布斯以她对政治一贯的距离感，拍摄了这张孩子握着玩具手榴弹故作恐怖表情的照片。
阿布斯拍摄的精神病患与智障者的“游行”系列，照片中的智障者仿若一群造访人间的奇妙生物，散发着梦境般的神话气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