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顺应五四以来的妇女解放潮流，在法律上规定男女平等，不少女性涉足政坛，其中有好几位担任女县长，甚至地处西南边远地区的贵州，也产生了息烽女县长。
王孝英
演讲招亲的奇女子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禁止跳舞，引发舞界风潮。1947年，广州市政府决定，营业性舞厅自10月1日起一律停止营业。禁舞令遭到舞业人员极力反对，甚至举行所谓千人大会，呼吁政府延期禁舞。当时，王孝英既是国民党中委、立法委员，又是广州妇女运动会主委和粤妇女职业促进会负责人。面对舞女代表声泪俱下的恳请，她表示：“跳舞为高尚娱乐，但在总动员令下，前方战士杀贼，后方民众自应吃苦。故禁舞势在必行，目前问题为禁舞后的救济办法。”又说已经与市长商定，计划分三期禁舞，至年底禁绝，从而使得舞女取消了到市府列队请愿的原定计划。王孝英还与其他人一起，托人向当时坐镇广州的宋子文说情，希望市政府收回成命，或展期执行。王孝英说，广州舞女总数超过5百，一个舞女养活5口之家，一下禁绝，又不能马上转业，于是两千多人失业，加上靠舞厅吃饭者，总数超过三四千人，因此她表示：“我做妇女运动会的主任委员，对于这个问题真不好办，怎能在短期间内找到许多她们适当的工作呢！”市政当局终究答应禁舞展期。转业舞女再就业培训开始后，王孝英担任班主任，训练内容包括编织、会计、家政等。
郭凤鸣
张伯苓的得意女弟子
1930年的《北洋画报》载有《女县长轶事》一文，其中提到郭凤鸣擅长演讲，又能运用国语，听众听她演讲，几乎可以忘倦。有一次在北平演讲，一位听众直言不讳向她当面指出，县长演讲妙矣，惟不适于大会场，因为声音太低。郭凤鸣于是效仿唱戏者之调嗓，每天到一个叫做陶然亭的地方练习，持续苦练一个月，“每晨呀哇一片声中，极少人知有女县长在也”。后来，郭凤鸣嗓门特大，以致“不知凤鸣是女娘也”。
为何要强调郭凤鸣能讲国语？因为她是四川人。在南开大学就读时，就积极参加“五卅运动”，是南开大学沪案后援会的成员，建议增设募捐股，并将五卅及其他亡国惨剧编为新剧演出，以期警醒国人，并且挨户向市民募捐，向市民演讲沪案情形。毕生从事民俗研究的民国才女郭立诚，曾将郭凤鸣考上大学一事作为妇女解放的典型，视为自己求学路上的偶像。
郭凤鸣还是南开校长张伯苓的得意女弟子，曾经与张赴川参加会议。1935年，蒋介石致电张伯苓，希望他到重庆参加禁烟委员会总会第一次常委会。张伯苓等人先到上海办事，稍后搭乘民生轮船公司“民权”轮入川。著名作家和史学家陈衡哲旅途曾经邂逅张、郭一行，在其《川行琐记》一文中说：“在船上发现了张伯苓先生，他是要到四川去的。还有一位郭凤鸣女士，乃是张先生的得意女弟子。”
乌静彬
家世显赫的王妃县长
1946年11月15日，蒋介石召开所谓“制宪国大”。参加国民大会的一名女代表，身段高大健壮，面庞丰腴清秀，总是穿着黑呢旗袍、平跟皮底鞋。此人便是乌静彬（1914―1975年），蒙古族。1946年8月，新疆省民政厅推荐乌静彬代理和靖县县长，认为她“志虑忠纯，学验俱优，在蒙族中素著声望，以之治理和靖县政，洵属适当之选”。
乌静彬家世显赫，出身王府，又嫁入王族。原籍内蒙古喀拉沁右旗，其父贡桑落尔布，系清代内蒙古卓索图盟喀喇沁右旗札萨克世袭亲王，也称贡王。其母善坤，是末代皇帝溥仪的三姐，人称皇家三公主。1930年，贵为公主、年方16岁的乌静彬与土尔扈特部落汗王满楚克札布结婚，成为福晋，即王妃。
许芳媛
身陷桃色新闻的县长
许芳媛（1915―1951），贵阳人，在省立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时加入中国国民党，毕业后在达德学校任教。1937年与贵州省银行副总经理孙伯陶结婚，先后担任贵阳市妇女会常务理事、国民党贵阳市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等职。
1946年贵州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的竞选非常激烈，派系纷争残酷。国民党国大会议召开，贵州各派系头头齐集南京，秘密协商，以拥谷正伦回贵州当省主席为核心，对贵州政权进行了分赃式安排，傅启学提名许芳媛为贵州立法委员候选人，引起其劲敌陈明仙极大不满。陈明仙脱离CC派，与《力报》社长李思齐等人独树一帜，并且以《力报》及其副刊《西南风报》为阵地，对许芳媛进行攻击。
《力报》总编辑曹儒森是20世纪30年代贵阳名噪一时的记者，笔名“小钢炮”，与李思齐是老朋友，互相欣赏，在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竞选白热化的时期，全力支持陈明仙。在许芳媛和陈明仙势均力敌的情况下，曹儒森写出了一篇类似新闻报道的稿件，内容是简略叙述早年他与许芳媛相恋，后又不睦，并说许芳嫒如何勾结人对他进行迫害，最后在贵阳无法安身，逃往昆明，现在他已重返故土，旧恨未消，要控告许芳媛。曹儒森酒醒以后，觉得所写稿件有不妥之处，便要撤回，谁知印刷厂早已排好版，无法换稿。第二天《力报》发报，门市部门庭若市，很快销售一空。曹儒森发表这条新闻后，得到陈明仙派嘉许，鼓动他“一不做，二不休”，于是曹抛出长文，即所谓的“一首写不完的诗”，详细叙述他与许芳嫒的恋爱史，轰动贵阳。
许芳媛无可奈何，只好在她富水北路的住宅中，邀请几位与她较熟悉的记者去便宴，她丈夫孙伯陶也在座。席间，许承认，她早年确实与曹儒森谈过恋爱，但并非如曹所写的那样无聊，而且她也并未对曹进行过迫害，纯属诽谤等等。许又告诉大家，她并不想举行记者招待会来申明，认为是非自有公论。据说，李思齐也承认曹对许的攻讦过分，曹儒森事后也很内疚。
1947年，许芳媛因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竞选未得省党部支持，竟然登报脱离国民党，辞去省党部委员等职，并与其他不满竞选人员发起组织反包办阵线，进行竞选之争。杨森为平息这一事件，委派许芳媛出任息烽县县长，成为民国时期最后一位女县长和民国贵州第一位女县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