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世界上有五个国家拥有氢弹，但构型只有两种――美国的T-U型和中国的于敏构型，而于敏的构型比美国的更巧妙。与钱学森、邓稼先相比，被誉为“中国氢弹之父”的于敏的名字鲜少被提及，因为在1988年以前，他的名字是绝密。
使命在肩
于敏没想到这辈子会与氢弹结缘，更没想到个人与国家的命运捆绑得这么紧。一次与时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的密谈，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时年34岁的于敏，已在国内原子核理论研究领域耕耘十年，眼看就要有所建树的关键时刻，却让他转行，这令他始料不及。钱三强拍了一下于敏肩膀，郑重地说：“咱们一定要赶在法国之前，把氢弹研制出来，不要有什么顾虑，相信你一定能干好！”于敏有些犹豫，自己性格内向，更适合从事基础性科研，而且现在让他调转船头，之前的努力岂不白费了？可他也明白，现在正是祖国需要自己的时候，怎么能强调个人兴趣和得失？思考片刻后，于敏紧握钱三强的手，欣然接受这一重任。
自从投身研制氢弹那天起，于敏整天脑子想的，除了氢弹还是氢弹，计算的物理模型对吗？物理参数对不对？计算程序是否要改进？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技术途径？千头万绪令他食不甘味，寝不成眠。
当时，西方国家对核武器研制领域实行严格的技术封锁，国内氢弹研发更是一片空白，甚至连查阅相关技术资料都成了棘手难题。一次，在研制过程中出现瓶颈，讨论会上压力、紧张、焦虑的情绪弥漫了整个房间。为了缓解气氛，于敏起身，慷慨激昂地朗诵起诸葛亮的《出师表》，那一刻，在座的人都被感动得热泪盈眶，他们真切体会到个人奋斗与国家命运血脉相连。
一次次陷入困境，一次次突出重围。然而，氢弹设计远比原子弹复杂，在研究过程中，一条条途径被提出来，经过一番论证和分析，又一条条被否决。很长一段时间，于敏和他的同事因为找不到氢弹理论突破口，陷入尴尬境地。
不过，于敏有自己的“杀手锏”，他特别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在一些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总能理出头绪，明确科研方向。他把这一套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叫做“物理学的分析方法”，许多棘手难题，到了于敏手上，总会被他一一化解。于敏清晰地记得，1965年9月一场创造历史的上海“百日会战”，最终打破研究僵局。
为了找到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技术，于敏率领一支攻关小组，到上海华东计算机所，利用J501计算机进行设计。搞物理的和搞数学的混合编队，轮流到机房算题，每去一次，就抱回一大堆印满数字的纸带，其他人员就开始分析计算结果。所有参与者干劲冲天，恨不得一夜之间把方案搞出来，但事与愿违，计算结果总差强人意，办公室弥漫着焦虑愁云。身为学科带头人的于敏经常给大家鼓劲加油：“振奋精神，坚持不懈，不完成任务决不收兵！”他除了给大家做系列学术报告外，大部分时间都在分析计算结果，一个一个数据地看，一个一个物理当量地抠，从而抓住物理实质，总结物理规律，然后再把思路讲给大家听。
在于敏和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大家攻克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瓶颈，找到了突破氢弹关键技术途径，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设计方案。
众志成城
氢弹理论关键技术终于被攻破，于敏兴奋得一夜未眠。第二天，他便给远在北京的邓稼先打去电话。为了保密，于敏讲的是暗语――打松鼠，指氢弹理论研究有了重大突破。“我们几个去打了一次猎……打了一只松鼠。”邓稼先欣喜不已：“你们是不是美美吃了一顿野味？”“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作标本。但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身体结构特别，需要进一步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好，我立即赶到你们那里去。”
第二天，邓稼先飞赴上海，在嘉定一处小饭馆自掏腰包摆下庆功宴，以大闸蟹犒劳新中国勇于初尝氢弹原理第一只螃蟹的人们。
在研制核武器的权威专家中，唯独于敏没有海外留学背景，但这并不妨碍他站到世界科技高峰。他说，自己并不聪明，要想超越别人，只能比别人更刻苦努力。钱三强称他的工作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就连诺贝尔奖得主、核物理学家玻尔访华时，也称赞于敏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
作为中国本土培养起来的核物理学家，于敏在核物理领域的高超造诣有目共睹。他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科研方法：粗估法。与他共事多年的何祚庥院士，对他这种科研方法赞赏有加：“于敏的这种粗估法，是理论研究的灵魂。”
一次，一位法国物理学家来华讲学。这位专家刚把试验准备、装置及过程介绍完毕，于敏便对身边的何祚庥说出了这个过程的分支比是多少。“这是个较为稀有的核反应过程，你怎么知道的？”何祚庥反问。“先听下再说。”于敏制止他追问。当法国专家公布试验数据，果然与于敏想的不谋而合。
于敏的这种粗估法，被同事们争相仿效借鉴，成为解决某些领域关键问题屡试不爽的“神器”。
于敏的这种先见之明，不仅表现在高深莫测的理论上，更多地体现在科研实践中。一次，大家看到国外报道一个重要元素的新截面数据。这个数据高得离谱，如果试验数据是对的，将对热核反应大有裨益，可若是错的，则会南辕北辙。然而，鉴别数据真伪，只有重复这个试验，但耗时费力。
真理不辨不明。于敏决心理清数据真伪。两天之后，他在全所做报告，从核反应基本理论出发，分析各种物理因素，进行详尽推导，最后胸有成竹地宣布：“外国报道的数据是错误的。”后来国外权威机构公布那个试验数据的确存在错误。
为了赶在法国人前面爆炸第一颗氢弹，于敏和同事们日夜奋战。1967年6月17日，喜讯传来：我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氢弹！成为继美国、苏联和英国之后，第四个掌握氢弹原理和制造技术的国家。外媒盛赞中国：“闪电般的进步，神话般的不可思议！”
最高荣誉
尽管在氢弹研制中居功至伟，但面对“氢弹之父”称誉，于敏仍觉得受之有愧：“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学、技术、工程于一体的大科学系统，需要多方面的力量密切配合，才能取得现在的成就，我只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氢弹又不能有好几个‘父亲’。”
1986年，于敏审时度势，认为美国核武器的设计水平已登峰造极，创新空间有限，为保持自己的核优势，很可能会加快核裁军谈判进程。倘若那样，我国该做的热核试验还没做，该掌握的数据还未得到，核武器事业可能停滞不前。
学术如山，性情如水。于敏不仅以学术贡献，令后辈高山仰止，更以其平和善良的性情，赢得身边人的爱戴。
在单位，大家都知道向于老请教有“三不”：一是不论时间和场合，随时随地可以提问;二是不论范围，物理的、工程的以及其他相关学科的，都可以问;三是不论问题大小、难易，尽管问，一样耐心解答。许多同事都有亲身感受，于老总是将自己的知识、方法、诀窍乃至重要想法，毫无保留地告诉大家。
作为我国核物理领域泰斗级人物，晚年的于敏，慨叹一生有两大遗憾：一是年轻时没机会出国深造，在他看来，这对一个科学家来讲，是很大的遗憾;二是因为工作太忙，对儿女关心不够，没能把女儿培养成对国家有所建树的人，虽然想起来略有遗憾，但他无怨无悔。
随着年龄增长，于敏的记忆力今非昔比，当学生安慰他时，他幽默地说：“我现在是‘硬件’老了，‘软件’还年轻呢！”他的得意弟子蓝可说：“老先生讲课、作报告，很少看讲稿，经常是不假思索，便可以写满一黑板公式，看得人眼花缭乱，他却讲得眉飞色舞。有时算一个结果，手持计算器还不如老师算得快。”
于敏投身氢弹研发事业后，由于涉及国防机密，就连他的夫人孙玉芹，都不知道丈夫每天从早到晚在忙些啥。直到于敏退休时，身份解密，蒙在鼓里的夫人，才恍然大悟：“没想到，我家老于是搞尖端秘密工作的！”
退休后，于敏除了继续钻研核物理外，还学会了打太极拳和做健身操，他最喜欢中国历史、古典文学和京剧，每天至少花三个小时遨游书海，隔三差五，还会去看场京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