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马哲形成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基础，现今的马哲形成史研究局限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不能够更加客观、科学的梳理和整合。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的独立性加以强调，就成为了新时期马哲形成史的一个关键问题。
[关键词]马哲形成史；马哲形成史文本解读；独立性
20世纪
70、80年代，我国开始了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以及马哲形成史的研究。马哲形成史作为一门历史科学，其特点主要体现在其研究视角以及研究目的上，其主要研究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何种方式得以完成。因此，研究马哲形成史就必须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条件细致的分析。
我国马哲形成史的研究开端，是对于青年的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历加以梳理，并作出分析。但是，由于我国的马哲形成史兴起时间远远落后于国际上其他国家，因此，在初期的研究中难免受到已有研究成果的影响。例如，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的意义上，是否对于西方乃至世界哲学史有着划时代的重要影响，这一问题关系着马克思主义形成史这门学科的学科价值，而对于其理解，我国的初期研究延续了前苏联通过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的理解来解读马克思主义发展这一方法。同时，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如何分期的问题上，也基本沿用了前苏联的研究成果。
基于前苏联研究成果对于我国马克思主义形成史的影响，学界意识到如果单纯地进行历史文献的整理，并不能够使这门学科得到真正的进步，无法超越前人的研究，就必然会导致马哲形成史在我国永远得不到进展，更无法发挥其作用和价值。事实上，对于文本的研究，前苏联的奥伊泽尔曼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对于马克思主义形成史的研究，要尊重历史的真相，不要通过现今的既定印象在历史中寻找佐证，而是要通过可靠的史实对当时的情况做出分析和判断，这种严谨的论证方法，本身说明了当时的前苏联在马哲形成史研究中所取得的大量成就。
在学界已经深刻的意识到了我国马哲形成史所存在的问题，也明确的认识到了亦步亦趋不能够转变马哲形成史所面临的尴尬局面，仍旧没能在之后马上做出改变，其中的原因值得我们思考。在不考虑两者间由于研究时间的不同，研究材料的多寡等客观因素的前提下，我国同前苏联在马哲形成史的研究中，都犯有一个重要的错误，就是将马哲形成史的研究置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框架之中，因此，对于这门学科的研究方法，从学科定义中的历史角度的研究，变成了哲学视角的研究，这就必然会产生出极大的偏差，致使研究陷入一个不进不退，不尴不尬的局面。
基于这一认识，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了一场关于马哲形成史研究的反思，重新考量这一学科的基本立足点、发展方向等问题，为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研究找到一条真正能够使这门科学良性发展，并体现其价值的道路，那就是马哲形成史文本解读。
从字面意思理解，马哲形成史文本解读同原有的马哲形成史研究没有多少区别，一样是通过对青年马克思、恩格斯所写文稿的研究作为基本立足点。但事实上马哲形成史文本解读在对青年马克思、恩格斯文稿的理解上与原来的研究有着根本性的区别。文本解读认为在青年马克思、青年恩格斯的文本之外，没有单独存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体系，因而，它不认为马哲形成史研究中，需要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纲领性的思想。同时，文本解读对于原有的研究，在肯定其本身价值的基础上，加以历史性的界定，将过去的研究成果确定为当时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而不能够作为一个必须坚守的核心理论。
纵观我国马哲形成史，整个不断自我批判、自我突破的发展历程，青年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稿一直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依据，独立性构成了马哲发展史一条鲜明的发展路径。所谓的独立性就是指青年马克思、恩格斯文稿的独立性，独立性的实质是摒弃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体系，尝试把青年马克思、恩格斯文稿研究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体系的统治下释放出来，使文本变得独立，从而使的解读具有了新的发挥余地。
独立性之所以能够成为马哲形成史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其根本原因在于过去的马哲形成史研究中，在研究尚未进行以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体系已经使研究者产生了许多固有的惯性的思想。因此，从选题、搜集素材、整理资料一直到得到结论，各个阶段都极可能会受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体系的干扰，同时，这种干扰绝大多数的情况下，都是研究者潜意思产生的。故而，这种研究可谓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体系始，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体系终，研究的主要工作就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体系去评价所面对的任何材料，无论是青年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稿，或者他人的文本。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体系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强大的稳定性，结果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动力仍就不大，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性质更是不求甚解，因为这样的问题在这样的研究中可以说基本上已经被遮蔽了。有鉴于此，如果不摒弃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体系，即使研讨更多的青年马克思、恩格斯或他人的材料也不会产生新的见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