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义上的基督教乃世界三大宗教之一，是目前世界上信仰人数最多的宗教。基督教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特别是基督教分异下的天主教和新教在世界各地的传播史，可以说也是近现代西方世界主导下的现代世界体系构成中的重要内容之一。而在近现代西方世界对外进行的全面性扩张过程中，基督教的传播与扩散使命便是其中的重要驱动力之一。这种驱动，当近代中国被船坚利炮的西方殖民者打开“天朝大门”后，也顺势通过各种渠道（武力传播或自由传播等）涌入了马可・波罗口述下的“东方最富有的国家”――中国，从而开启了基督教在中国几起几灭后的“涅重生”。这种“涅”体现在一系列西方殖民者同中国签署的不平等条约护航下，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获得了“治外法权”外的逍遥“法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已经在地域上突破了大江南北的桎梏，既根植于东部发达地区的部分中上层社会信仰人士中，又悄然消化于西部地区的部分民族社群里，特别是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信仰体系中。
建国前在西南民族地区形成的基督教信仰格局，客观地讲，它既有稳固社会安定的积极一面，同时也滋生着破坏社会生活秩序的不良因子。面对这种积极与消极结合的民族宗教问题，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将以何种态度、何种政策来调合西南民族地区的基督教信仰问题，使其成为适应社会发展的有机体，成为了当时乃至到建国后的90年代，摆在党和政府面前的一道现实难题。但正如毛主席所言“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从而“实事求是”地面对和化解民族地区民众信仰的基督教问题才是要务。因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几十年探索和解决民族宗教问题的过程中，不断使民族地区的宗教信仰问题得以调合，并且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大局，这是十分难得的。而西南民族大学秦和平教授最新出版的力作《20世纪50-90年代川滇黔民族地区基督教调适与发展的研究（上、下）》①一书，无疑是当前国内对新中国建立后民族地区基督教社会变迁，特别是对新中国民族宗教政策变革痕迹进行最为系统研究整合的著作。该书的出版，对中国民族地区的基督教研究与相关问题认识，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积极的现实参考价值。
其一、数十年专注民族地区基督教研究的心血之作。在本书付梓出版之前，秦教授已经出版了《基督宗教在西南民族地区的传播史》（四川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基督宗教在四川传播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以及秦教授和申晓虎合编《四川基督教资料辑要》（巴蜀书社，2008年版）三本著作。另外，秦教授还在《宗教学研究》、《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和《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等期刊杂志上发表了于此相关的学术论文近20篇。可见，该书在秦教授对民族地区基督教研究过程中的集合性特征，是秦教授专注西南民族地区基督教研究的代表性心血作品之一。这种心血的体现，正如书序所言，该书系作者20余年潜心钻研的结果。其间，作者的足迹遍布川滇黔民族地区的基督教传播地区，并通过实地访谈，抄写等方式搜集了大量与之有关的调查资料、档案、方志、文史资料和论著，为该书运用民族学、宗教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交叉集合研究奠定了丰实的基础。而该书的主旨内容，即彰显川滇黔民族地区基督教信仰的“调适与发展”轨迹，更体现了该书作为作者对民族地区基督教信仰研究的一种动态性的“承上启下”思考，为学者进一步关注和深耕研究民族地区的基督教问题留下了启迪性的探讨空间。
其二、动态探讨中国民族地区基督教信仰变迁痕迹的经典之作。据笔者对当前国内学界对中国民族地区基督教信仰的研究成果进行整合后发现，《川滇黔基督教调适与发展》一书，系当前国内探讨中国民族地区基督教信仰变迁痕迹最为系统的一本著作。客观地讲，就中国民族地区基督教信仰的地理分布格局而言，川滇黔民族地区民众对基督教的信仰，无论从人数多寡，或是从地域分布的集中情况，还是从历史源流和当下发展态势来说，均是中国民族地区基督教信仰最为集中的连片区、典型区和主流区，对川滇黔民族地区基督教课题的研究，可以说在一定程度或者一定意义上就代表了对中国民族地区基督教课题的研究。
难能可贵的是，秦教授的这本专著，既较为全面性地探讨和梳理了川滇黔民族地区的基督教研究课题，还是当前国内对民族地区基督教课题研究的一次区域性整合。因为当前除了秦教授之前出版的《基督宗教在西南民族地区的传播史》一书以外，云南、贵州和四川地区的基督教研究区域分散性特点分明，而秦教授通过历史动态考察的视角，对建国后川滇黔民族地区基督教调适与发展进行了统筹性梳理与概述，无疑弥补了川滇黔地区基督教研究中整体性区域考察方面的不足。另外，基于秦教授在本书中所使用的大量有关川滇黔民族地区的基督教调研资料（包括图片、图表，大量基督教赞歌，信众自编自印的传教材料，“邪教”材料等第一手资料）、解密档案资料、文史资料和论著等，无疑又使该著作锦上添花，成为中国区域民族宗教研究，特别是基督教问题研究的一部史料集著作。 其三、新中国民族宗教政策变革史研究的集成作品。通读秦教授新作全书，首先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该著作为一部新中国民族宗教政策史研究著作。确实，探讨建国以来中国民族地区的基督教调适与发展问题，其核心是新中国政府对中国已然存在宗教的认知态度和所实施的宗教政策所产生的影响。针对此，秦教授在新作中，对新中国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到八九十代的民族宗教政策及其变革痕迹，均做了十分系统的梳理分析。这种系统性，表现在作者对新中国民族宗教政策所涉及的解密档案资料、政策法规等材料的全面综合运用上。纵观全书四章内容，其中涉及到对新中国民族宗教政策变革的篇幅占到了本书的60%以上，可谓是一部十足的民族宗教政策变革史著作。其对新中国民族宗教政策的由来及发展作了集成性研究，因而该书在探讨过程中，几乎对建国以来的民族宗教政策均有所涉及和分析，该新作给人的一大益处为，通读该书便可以让读者对建国以来党和政府的民族宗教政策有种提纲挈领式的认识。
其四、新中国民族地区基督教社会生活史探讨的全新成果。调适与发展，其实就是一种社会现象的动态变化过程，而探讨社会变化过程的研究便是社会生活史的范畴。在当下学界的历史研究课题里面，社会生活史占据着重要的分量。无论是城市史研究的兴起，还是社会文化史的火热，抑或是妇女史研究的时兴等，均是当前社会史研究的热点话题。而秦教授的新作，看似是一本对建国以来川滇黔民族地区基督教研究的宏观性考察著作，但读者若细心阅读的话，会发现该著作其实还是一部探讨新中国民族地区基督教社会生活史的全新研究成果。这种全新，体现在作者通过翔实和微观的史料，透视和分析了川滇黔民族地区基督教信仰民众，在新中国这一全新社会中是如何调适和发展的社会心理选择历程、以及这些信众在调适与发展过程中是如何生活的，是积极面对，还是远离尘嚣，逃往大山深处与世隔绝等，为我们记录了一幕幕有血有肉的基督教社会生活史场景；其中也就必然存在生活与社会秩序冲突的问题。对此，秦教授专门针对底层民众的基督教信仰问题，如破坏社会秩序的“邪教”及“邪教”传播者的生活状态等进行专门探讨与分析，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有积极的现实参考价值。单就此而论，该著作也充满着对民族地区基督教社会生活的关注与考察。而就建国以来，对川滇黔民族地区基督教社会生活状态进行较为全面系统分析的著作，秦教授的这部新作可以占有全新的席位。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秦教授的这部洋洋70余万字的大作亦是如此。其一，就全书的结构布局而言，笔者觉得该书在章节分布比重上有所不协调，即全书共四章，而第二章“五六十年代滇黔川民族地区基督教的调适与发展”就几乎占去了全篇幅的3/5，篇幅布局有些失调。对此，笔者觉得该书的结构布局应该以“篇”、“章”、“节”进行布局要比现在的“章”、“节”布局，出现章少节多的分布失衡要好；其二，就全书研究的内容情况来看，云南和贵州地区的内容十分充实和丰富，四川地区就显得相对薄弱，这和标题“川滇黔”搭配有所不符，所以就内容的充实多寡而言，使用“云贵川民族地区基督教调适与发展研究”感觉和作者全书结构上的“滇黔川”更为对应。还有，如作者所言，该书研究内容中还缺少了对滇东南、滇南民族地区基督教调适与发展的探讨，这是值得后学加以深入探讨补充的地方；其三，就全书行文过程中的细节问题而言，鉴于全书内容体系庞大这一特性，书中出现了些许细节上的误字问题等。
不管怎么说，虽然秦教授这部大部头的著作中有些细节末枝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和完善，但终究瑕不掩瑜。该著作无疑是当前国内，以建国以来党和政府对民族地区采取的民族宗教政策所产生的积极性影响作为研究主旨，剖析其在对川滇黔民族地区基督教社会产生的积极性调适作用，进而适应社会主义发展的重大研究课题，系当前国内第一部探讨中国民族地区基督教变迁史研究的综合性力作。
